戰國晚期，楚考列王遷都壽春。即便遷都，楚國在當時也并不處于優勢地位。
這時，春申君，這位楚國的賢相卻提出在遠離故土的吳地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宮殿。
按理說，面對強大的秦軍，楚國似乎更應該把重點放在提升他們的軍隊實力上。
是以，在距離很遠的地方重建立立“吳都”看起來有些小題大做了，但這也讓我們猜想，二次遷都的背後，是否隐藏着更為深遠的複興計劃呢？
楚末營建吳都說
楚國最後半個多世紀王畿轉移到淮颍地區。公元前278年，楚徙都于陳;公元前241年，再徙壽春。辛德勇認為，徙都壽春，“這不僅徹底放棄了東遷以來在一定程度上或許尚存在于楚國君臣心中的向中原開拓進取的可能，而且其避禍遠害的心理，亦顯露得一清二楚”。
從楚最後兩次徙都來看，所遷距離并不遠。作為曾占半個中國的楚國而言，為何沒有把都城向更遠的東南方遷移呢?那裡似乎更适合與秦國進行周旋。畢竟，“與楚同祖”的越國的殘餘勢力在東南地區至少堅持到漢武帝時代。秦軍攻占壽春27年後，淮南王英布反漢于此。楚故令尹薛公為劉邦分析英布可能采取的上、中、下三策，每策均有“東取吳”的進軍路線。既然占據吳地是對抗漢廷的必然之選，那麼，在秦尚未滅楚之時，楚都遷吳更是可行之舉。
考諸史實，楚确有遷郢吳地的規劃和行動。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初封淮北十二縣。15年後(前247)，“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于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值得注意的是，被改封到江東(吳地)之後的6年裡，春申君仍留在郢陳。
楚徙郢于壽春初年(前241)，“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吳，行相事”。此時，楚國無疑是軍事形勢萬分危急，政治問題紛繁複雜，錢糧軍糈千頭萬緒。春申君“雖名相國，實楚王也”。如此重要人物，在如此重要關頭卻離開新郢，去此前6年未就封的江東“行相事”，着實悖逆常理。
司馬遷稱:“吾适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營建此宮，春申君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以常理言，營建墓室應更亟于宮室。顯然，春申君就封于吳，擔負着比營建封地更重要的使命。楚徙壽春前，秦相繼攻取宛、郢陳、巫郡等，取陽城、負黍，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置東郡。稍有常識的人概可看出，秦軍攻陷淮北地以及壽春的日子不會太久。
學者認為，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已開啟消滅六國的計劃。作為當時楚國最有遠見的政治家，春申君應在此以前就看出了秦國的意圖和楚國的危險。徙壽前，門客朱英謂春申君曰:“秦兵去陳百六十裡，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鬥也。”壽州與陳“相距三四百裡”。對于規避秦的進攻而言，遷壽幾無軍事價值，兩郢之間也就兩三天的行程。唐人批評春申君:“徙都于壽春，失鄧塞之固，去方城之險，舍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但壽春濱傍淮水，順淮可達琅琊。
勾踐之後，越人在琅琊建都，經營百年之久，這裡航海條件非常優越。《越絕書》載勾踐“初徙琅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栢以為桴”;“從琅琊起觀台……戈船三百艘”。秦時徐巿數千人航海，即從琅琊出發。作為“以舟為車”的楚國不會不細緻地考慮河道的因素。
楚取蘭陵後，春申君禮聘荀子為蘭陵令，顯然有着長遠的戰略考量。蘭陵的東部即琅琊。把這裡建成楚國抗擊秦國的基地和壽春的後方，退可進入大海，航行江東，攻可進入中原。後來有昌平君徙都蘭陵抗秦之傳言，此地也确有過激烈的秦楚之戰。項羽故裡下相和虞姬故裡(今江蘇沭陽)與蘭陵有着便捷的沂、泗水道相通;項羽部将龍且、鐘離眛等早年與此地均有重要關聯。直到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以打擊舊楚部屬的反秦活動。
楚徙郢于吳的規劃從史料及考古器物方面能看出清晰的脈絡。楚遷吳的首要任務既要消除背後南方越人的敵意，更要備戰數十萬秦軍。史載，蘇州蛇門，“南面，無陸無水。春申君造以禦越軍”。吳地流傳春申君的傳說極多，多與治水有關。治水既可服務農業，也可用于航運、備戰。
經考古勘測，吳故都呈“亞”字形，周長37裡161步，是楚都郢的翻版，與郢“堪稱是姊妹城”。城牆使用的夯築技術“最有可能是從楚地傳入……大規模進入應是随着楚滅越(前334)而進入的”。楚滅越後，吳城成墟，春申君是首位大規模整治者。綜合這些資料可以斷言，春申君确實在吳墟複制了楚郢。按照禮制，“公之城蓋方九裡，侯伯七裡，子男五裡……天子當十二裡”。如此大于天子之城數倍的吳城，絕非卿大夫春申君自用以贻禍，而是作為新郢以備秦。
袁康等述: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霤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丈九尺，周一裡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結合司馬遷實地考察和其他史籍記載，此處所述春申君宮室之宏偉壯麗極為可靠。如此規模的治水、築城、營宮，僅就經濟成本而言，絕非一臣子所能承受，基本是舉殘楚之全力了。從出土墓葬來看，盡管以蠻夷自居，楚國事實上非常尊崇周禮。
據周禮，公“宮方九百步”，侯、伯“宮方七百步”，子、男“宮方五百步”。春申君宮與周禮規定的侯、伯宮相差無幾，遠大于子、男宮。此宮不應為卿大夫或其子所居。
春申君以原楚郢為标準營建吳墟，遠大于周代王城規制，而宮室則小于王宮，甚至略小于侯、伯之宮，實乃備戰需要。所謂春申君以其子假君治吳之說，錢穆已作辨析，認為不可信。實際上，春申君子假君居所是在吳城外20裡的雞陂，後更名黃堂。
但《越絕書》所載假君之事，非空穴來風。比較合乎邏輯的解釋應是春申君表面上大張旗鼓地以乃子假君之名作掩護，實則悉心潛建楚王宮室。畢竟，在壽春王畿的楚軍與秦軍酣戰之時，營建江東宮室的真實消息極不利于楚軍士氣，也不利于與其他東方五國的外交活動。無錫曆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裡”。據《大戴禮記》:“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盛祠以牛”顯然是諸侯禮，非春申君所适用。這裡所說的“春申君時”，沒有明确指出是春申君本人，說明主祠者具有諸侯或代表諸侯的身份。
那麼，春申君處處以楚君規制營建吳墟，是否私心自用，存僭代之意呢?從現有史料來看，春申君曾竭力避嫌。史載:“婁門外馬亭溪上複城者，故越王餘複君所治也，去縣八十裡。是時烈王歸于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據考證:“這是指楚考烈王22年(公元前241年)楚國為避秦軍攻楚都郢，遷都于壽春之際。考烈王将頃襄王之史事，帶至于越，刻載馬亭溪。”
這一年正是春申君就封于江東之時。把楚國最近發生(往往是最重要)的國史刻載于馬亭溪，一方面說明楚考烈王極為清楚壽春不是久守之都，江東才是更安全之地;春申君就吳，不僅僅是為自己營建封地。另一方面，春申君把楚國信史刻載于馬亭溪，實是公開剖白無僭越之意，以消除楚王疑慮;亦或是楚王命他為之。
1973年，在江蘇無錫的一個蘆塘裡挖出三件帶有“陵君”銘文的銅器。銘文提及楚考烈王熊完和楚幽王熊悍，學者推斷這批銅器作于楚亡國前的最後18年。陵君作此銘文的寓意，與春申君馬亭溪刻史或有相似之處。另外，陵君一件銅豆銘文的首句釋文為:“郢卶(?)府所造。”李學勤斷言，銘文中的“郢”，“楚都，此處當指壽春”。實際上，此郢更像是吳。銅豆不過是一般的食器或禮器，絕非寶鼎重器，未必要從舊郢恭迎，且江東地區的冶鑄技術早就達到極高的水準。另外，在楚都遷壽春之時和之前，楚國根本無“卶府”機構。仔細觀察銘文拓片，我們發現字迹尚較清楚。
原釋讀者把該字的左邊識為“多”，完全正确，與金文“多”的字形都非常相似。是以，銘文中的“卶”可為“誃”，而“誃”意為“離别也”。周景王時有誃台、趙國李牧被誅前曾出誃門。“誃”或“卶(?)”均應是“移”或“迻”的假借字。“郢誃府”(或“郢移府”，或“郢迻府”)顯然是指楚國遷徙到吳地的府門，這些銅器應是陵君時代在吳(郢)所造。陵君是繼春申君之後楚國在江東的又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盡管他距司馬遷時代隻有七八十年，後者仍無從知曉，概因其事迹主要發生在江東殘楚抗秦之時。這也是吳為殘楚之郢的證據。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複召王翦，彊起之，使将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遊至郢陳。荊将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史記集解》:徐廣曰:“淮，一作‘江’。”梁玉繩認為:“‘淮南’為‘江南’之誤。”“秦王遊至郢陳，荊将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于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虜荊王，昌平君遂自殺。”田餘慶認為:昌平君反秦于江南的說法是可據的。辛德勇則不同意這一看法。
雲夢睡虎地出土秦簡《編年記》載:
“廿三年，興，攻荊。□□守陽死□。四月，昌文君死。廿四年，□□□王□□。”
黃盛璋認為:“項燕所立應是昌文君，上引《史記》之昌平君乃昌文君之訛。”田餘慶不以為然。目前而言，至少《編年記》關于昌文君與《史記》關于昌平君的記載并不沖突。
昌文君與昌平君可以同時在不同的地區從事抗秦活動。經辛德勇考證，楚人立昌平君于江南反秦之說即使不成立，但王翦虜負刍後，楚國餘部把江東作為最後的根據地，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抗秦戰争。在這一年裡，楚人絕不可能不立新王。馬非百指出:淮南一帶楚人臨時政權“利用項燕和昌平君這兩具亡靈……以資号召”。這一說法具有相當的合理性。淮南楚軍退到江南，當會繼續利用“昌平君”“項燕”的名号抗秦。
20世紀50至80年代，考古學者在蘇州真山墓葬群D1M1墓中出土了镌有“上相邦玺”的銅印，該墓主屬于戰國晚期楚國貴族。學者甚至懷疑墓主為春申君。春申君墓已有武陵說、江陰君山說、南昌水山說、潛江說、曹縣說和壽州說等。春申君殁于壽春棘門之變，當以壽州說較可信。最準确的判斷是，D1M1墓主是地位不低于春申君的楚室要人，證明殘楚曾在江東立國，是以立有相邦。
江東雖暫未發現楚王墓，卻不乏楚王的記載和傳說。古代江西有楚王谷，“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楚康王昭為秦将王剪所窘，匿于此”。秦以前，确有一條江東政治人物向今江西避禍的通道。如夫差後人曾從吳地逃番陽，後世子孫吳芮擔任了番陽令。
越王子孫從江東逃到丹陽臯鄉改為梅姓，後人梅在漢獲封十萬戶。在吳地留有周康王的許多遺迹和傳說。如，“金山衛，相傳周康王築城以鎮大海”。蘇州府曹橋有周康王廟。周康王從未到過吳地，亦或秦時人們有意以“周康王”指代“楚康王”，以避秦廷刑禍。
綜上所述，秦滅楚前，楚室以封春申君于吳墟之名，潛營新郢，以備抗秦。負刍之後，殘楚勢力利用昌平君和項燕的名号，在江南地區再立楚王。殘楚都城即是春申君悉心營建的“宮室盛矣”的舊郢翻版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