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在張守仁家中，李存葆與這位享譽文壇的“大膽伯樂”，正在展開一場推心置腹的交談。
不甚寬敞的沙發上，倆人緊挨坐着，正前方的桌子上，擺放着厚厚一沓的稿紙，那是李存葆儲存三年之久的采訪資料，和三年間反複修改擱置的故事手稿。
三年來無數次的翻閱，讓他對面前這一沓紙的内容了然于心。
他搭配着親自采訪得來的一手資料，将自己在前線的所見所聞所感，一五一十地向張守仁抖摟出來。
“在前線采訪的那段時間，我發表了許多政論文，反響很好。
可無一例外，他們都無法真正地展現這些真實事件中的情感和沖突，是以我想寫故事。”
聽完李存葆的講述，張守仁被帶動起情緒：
“寫！一定要寫！不僅要真實地寫，還要寫得悲壯些。”
得到支援的李存葆問出了一直以來困擾自己的疑慮：
“可這樣會不會有抹黑軍隊之嫌？”
“任何組織團體都不可能是一張純潔無瑕的白紙。
作為創作者，我們應該有膽識地寫，沖破枷鎖，擺脫戒規，把殘酷的戰争、鮮活的戰士、真實的軍隊，淋漓盡緻地展現出來。”
于是，《高山下的花環》橫空出世，并迅速引發全國熱潮，由其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時至今日也仍是家喻戶曉的存在。
那麼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究竟是怎樣誕生的？它的背後有着怎樣的故事？
内心的不滿足
1979年3月，李存葆作為濟南部隊政治部宣傳隊創作室的創作員之一。
按照上級通知安排，随全國各地其他95名文藝創作者，奔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線，進行戰地采訪與寫作。
在前線深入采訪的四個月時間内，他零零總總共寫出十萬餘字的戰争報告文學和散文，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都隻側重于宣傳戰果、描寫戰鬥過程，内容詳細，卻不感人。
随着聽得越多，寫得越多，李存葆常常陷入一種困頓的狀态，他總覺得沒能把自己看到的動人場景、聽到的感動故事，用文字表達出來。
詞不達意，這是一種很痛苦的寫作狀态。他開始反思問題出在哪裡，該怎麼去解決。
通過觀察自己這段時間内所寫的文章，他發現這些作品缺少感人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沒有揭示人物心靈的内容。
同年八月份，在前往采訪另一支廣西前線隊伍的安排下，他決定抓住這次機會，近距離觀察戰士們的心靈世界。
在這次前線采寫生活中，他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人”的身上，而非“戰争”之上。
這一階段，他所寫出的報告文學作品《将門虎子——記戰鬥英雄蘭方虎》，就曾以真摯動人的情感廣受贊譽。
後來，他還憑借此文章，獲得“自衛還擊保衛邊疆英雄贊”征文活動大賽報告文學作品一等獎。
但是這個獎項對文藝創作者來說，或者隻對于李存葆來說，僅代表鼓勵，而非目的。
九年前，他被調到現在所在的創作室從事文藝作品寫作，獲得更多公開閱讀國内外著作的機會。
像沙漠中的旅人偶遇一處清泉，他一頭紮進書海，在其中徜徉。
在幾百本中外名著的長期熏陶下，他逐漸形成自己獨立的創作思想，開始進行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初級當時部隊生活中沖突”的大膽嘗試。
其中，他和幾個同僚共同創作的五幕劇《再戰孟良崮》，雖有些争議，被人認為是“醜化了老團長”，但仍順利進行了100多場公演。
總的來說，反響十分不錯。
這部劇極大鼓舞了李存葆的創作熱情，他鼓起勇氣想在描寫部隊生活的文學創作上更進一步。
可不幸的是，在動蕩期間，他因多次同類型的作品創作，使得各種批評檢讨接踵而至。
接二連三的打擊之下，李存葆蟄伏下來，但他的創作野心一直存在。
是以在動蕩時期結束後，在面對對越自衛反擊戰這一現成的創作材料，他的文學創作野心又開始蠢蠢欲動。
可是之前所帶來的禁锢和創傷，卻不是能輕易打破和治愈的，而李存葆打破禁锢、自我療愈，花費了三年。
第一次沖動與擱置
在戰場前線采寫的七個多月中，李存葆将目光更多地看向人，記錄下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天，他跟随着運載解放軍戰士遺體的軍用卡車，來到戰場附近一個傣族聚居村落旁的小溪。
早在他們到達之前，李存葆在車内往窗外望去，就見到溪邊已經聚集起不少村民。
看到卡車駛來，他們不僅沒有流露出面對外來人的害怕，反而面上顯露出的是掩蓋不住的悲傷。
面對此情此景李存葆不免有些疑惑，本着創作的好奇心，他開口向旁邊端坐着的一位解放軍戰士詢問緣由。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運送犧牲的兄弟來這裡了。”
短短的一句話，給饒是已經深入前線，見過許多激烈戰鬥場面的李存葆，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面對死亡的話題，人的心總是會不自覺地顫動。
當卡車停下，車廂門被打開，一具具兩個小時前還鮮活存在的遺體被運到溪邊，無論是擡送的戰士，還是搭手幫忙的村民，無一不面色悲怆。
小溪裡被鮮血染紅的溪水，溪邊擺放整齊毫無生氣的戰士，幫助整理犧牲戰士遺容時，村民的啜泣……
李存葆很難形容那一幕給自己帶來的震撼，他說那時自己的心中隻浮現出五個字“軍民魚水情”。
藝術來源于生活，《高山下的花環》中的許多人物和事件，都能從李存葆的采寫資料中找到原型。
例如，小說中的連長梁三喜犧牲後那張帶血的欠債單，那是李存葆在采訪31師92團時，一位營教導員拿出來的。
他說這是他們營一位排長犧牲後，從他身上穿的軍大衣中找到的，一張張不大的紙條上，密密麻麻詳細地寫着欠款事項，17個名字，620餘元的欠款總額。
他又将那位排長的遺書拿出來，上面多次提及他所欠下的款項，并一再囑托：
人死不能滅賬，假若我光榮戰死，撫恤金可盡數拿來償還債款。
可那位排長不知道的是，當時連排級幹部犧牲後的撫恤金也僅有550元，根本不足以還清所有欠款。
值得一提的是，李存葆将這件事寫進《高山下的花環》後，随着小說的爆火，犧牲戰士的撫恤金問題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不僅數額增多，家屬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無論是軍民魚水情，帶血的欠賬單，還是其他類似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都極大地震撼了李存葆的心靈。
他感到身體裡禁锢自己、緊繃着的弦，隐隐将要斷裂。
他萌發了第一次的創作沖動，心想：
我一定要寫點什麼！
但是這個想法很快又被他擱置。着手開始寫時，他感到自己的角度沒選對，寫作時總有一種沉甸甸的感覺。
于是，他放下筆，思考“我不能就這麼不痛不癢地寫着”。
拒絕“不痛不癢地寫”，是李存葆對過去十年間“無沖突論”的反抗。
再沖動又擱置
對越自衛反擊戰結束後，李存葆曾将所有的采寫資料進行重新整理和歸納。
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有兩類事件的問題較為突出。
一是烈士欠賬單問題，二是幹部子女的“曲線調動”問題。
知青“上山下鄉”時期，不少幹部子女受影響參軍入伍，不久後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部分入伍的幹部子女在安排下需要上前線作戰。
可某些幹部心疼自己的孩子，想方設法動用自己的人脈将子女調離前線，正如《解放軍報》公開批評所寫：
他們認為這樣是給子女一個安逸的生活，算是盡了為人父母的責任。
兩件事，一件是普通戰士保家衛國不幸犧牲，卻仍信守承諾的悲壯，一件是部分幹部子女貪生怕死，坐吃山空的不恥。
李存葆想寫，但不知道怎麼寫，他不想“不痛不癢”地寫，避開這些沖突“對大家都好”，但寫不好，怕是會給軍隊抹黑。
1980年2月，李存葆受邀參加中央與中國作協聯合召開的座談會，會上上司的一番話給了他第二次創作的沖動。
“我們如何對待社會上的陰暗面，是寫還是不寫？當然要寫！
社會上總有一些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行徑，阻撓着進步。
對于這些錯誤的典型，我們不能裝看不見，不能裝不存在。”
這一番話給李存葆新的創作啟發，他不僅要寫崇高的英雄，寫現實背後的陰暗面，還要給二者塑造強烈的對照，将這一問題尖銳化。
他要将故事的主旨寫得更加明晰，可以寫幹部的私心，幹部子女的貪生怕死。
但這些總歸是極個别人，不能抹黑軍隊，故事中要寫出這些人的轉變，告訴那些做錯事情的人什麼是正确的。
有了明确的方向，《高山下的花環》故事結構逐漸成型，關鍵的人物和故事情節也梳理出一條明晰的線。
可當時部隊作家白桦的“苦戀事件”，給軍隊文藝創作帶來不小的沖擊，而李存葆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高山下的花環》的創作。
不是他沒有沖破“十年”之後文藝作品創作上無形枷鎖的勇氣，而是在這樣一個時期，他所創作的故事本身就極具敏感性。
三年苦等終發表
在這一時期，李存葆也曾發表過多篇在一定程度上觸及社會和軍隊沖突的文章，他在試探，也在探路。
兩年後，李存葆又參加了全國軍事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讓他沉下去的心思又活絡起來。
會上，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沉默，他們站出來，犀利的言語像利劍，直指無形的枷鎖。
“回避沖突，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我們不過都是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隻要我們站在正确的立場，擺正自己的态度，進行真實的創作。
在光明與黑暗的搏鬥中，堅定地選擇光明，我們就不怕批判！”
相較于兩年前，無論是座談會上的氛圍，還是社會的氛環境都能明顯感到放松。
座談會上同行的激勵，徐懷中《西線轶事》的“破冰”，都賦予了李存葆極大的創作勇氣。
在會上，他與張守仁約稿，并鼓起勇氣向他簡述自己《高山下的花環》的創作想法。
雖然當時的想法略有不成熟之處，但引起張守仁極大的興趣。
他将自己的位址寫在紙條上，邀請李存葆到家中細談，于是就發生了開頭的那一幕。
這部李存葆整整構思了三年的作品，最後他僅用一個月的時間便完成初稿，十多天的時間完成修改謄抄，送達張守仁的辦公桌之上。
1982年，《高山下的花環》正式在《十月》雜志第六期發表。
結語
作品發表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内引起轟動，不少讀者給李存葆寄信表達感受，也有不少人公開為自己以前在部隊做過的錯事表示忏悔。
不僅小說成為暢銷書，六十多家劇團還向他買來版權，将作品改編成話劇、舞劇、歌劇等等，在全國各地演出。
其中由其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高山下的花環》更是成為家喻戶曉的存在。
直到今天也仍是一部不朽的愛國教育影片。
《高山的花環》尖銳地寫了死亡、窮苦、不良之風，但更多地描寫了戰友情、愛情、親情、部隊情與愛國情，是一部揭示人性、情感與責任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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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過冬】
【編輯｜長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