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處世，最糾結最棘手的問題莫過于"義"與"利"的抉擇了。當義與利發生沖突，到底該聽從内心的道德呼喚，還是拿捏分毫算計利弊，實在讓人猶豫。
幸虧我們有兩位祖師爺級大人物孔子和荀子，幾千年前就為我們指點迷津，隻是他們的觀點也有些分歧。
這兩位被後人尊奉為"至聖先師"的思想巨擘，在"義利"這個世紀難題上可沒有絕對的統一标準答案，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孔子：見利思義、義以為上
“義”是孔子思想中重要的道德範疇，孔子所言“義”，是指人們的思想和言行能夠符合社會所公認的道德原則，即思想和言行是否适宜、合宜。
孔子認為，“義”是言行之原則，是修德之途徑。他曾說：“隐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行義”是指做符合道義的事情，其目的是達其仁道，隐居的目的是以求保全自己志向，這都是自身修德的展現。
雖然孔子說“吾聞其語也，未見其人也”，但也可以看出行義對于修德的重要性。行為合于“義” 固然重要，言語合于“義”也十分重要。
孔子言“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朱熹對此解釋說“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
可見，孔子在言行上非常重視義的規範。君子作為理想人格，更是将“義”奉為道德标準 和行為規範。
對于天下之事，君子沒有規定說一定要去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其做事的标準便是是否合理，即是否合于“義”，故孔子講“君子 之于天下也，無适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利”是一個與“義”相對的範疇，指物質經濟利益。在古代倫理思想史上，利一般在三個意義上使用：一是泛言有利，二是衆利之利，三是一己之利。
孔子是很少談論“利”的，《論語》中孔子談及的 “利”多指個人利益、自我利益。在義與利的選擇上，孔子是重義輕利的，他主張見利思義。
君子重義輕利，民本為先
每事依據個人利益而行，便會招來很多怨恨。子夏作了莒父宰後問政于孔子，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正是由于看到了“利”的弊端，是以當子路問孔子何以成人時，孔子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便是要做到“見利思義”。
在孔子看來，區分君子和小人的一個重要标準就是“義”與“利”的選擇，君子是好“義”的，而小人是好“利”的。
君子能夠成為君子，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君子能夠做到好“義”，而小人 被稱之為小人，是因為小人在義與利面前，會選擇個人利益。
孔子的義利觀可以以“重義輕利”一語概之，但是這并不是說孔子隻是重視義，不講利，隻是說在義與利有所沖突時，君子的選擇是“重義輕利”。
孔子也肯定人的個人利益的獲得，可見，在孔子看來，個人利益的獲得是有前提的，必須要合于“義”。
君子不僅用“義”來限制自己的言行以修德，也将之作為其為政的重要原則。
君子是重視民利的，對待百姓不會迫使他們做一些不情願或不合宜的事情，這也是成為君子的重要标準。
荀子：義利兩有、以義制利
在荀子看來，“義”的作用有很多。首先，“義”是束人之規範，是以“義”的作用在于能夠 限制人們的行為，限制人們做一些為非作歹和奸詐之事。
“義”是調節人及萬物之物質，《強國》篇講到：“夫義者，内節于人而外節于萬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調于民者也。内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
荀子認為“義”對内能夠調節人，對外可以調解萬事萬物，上可以使君主安定，下可以調節百姓，是能夠使内外上下都能夠調節之存在，這便是“義”的實質。
此外，“義”是“分” 能行的基礎。在荀子看來，人與禽獸的差別在于是否有“義”，牛、馬等禽獸在功用上比人要強，但卻能夠為人所用，其原因在于人的社會性。
人能夠結成社會群體，社會群體的結成是因為“分”的存在，即等級名分的差異性，而“分”能夠實行的原因在于“義”。
調節人性
“義”是劃定等級名分的根據，正是因為“義”來确定“分”， 人們才能和睦相處，進而能夠團結一緻、力量強大、戰勝外物、得以安居。
人們能夠安排好四季、管理好萬事萬物、使天下都獲得利益，都是得益于“分”和“義”。 正是由于“義”的限制性、調節性以及在差等秩序中的作用，荀子非常重視“義”。
荀子對“利”的了解是建立在其人性論的了解基礎之上，荀子講：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可見，在荀子看來，對于利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人們生而具有逐利的欲望， 但是如果不加以限制和制約，順從這種欲望的發展，就會産生争搶掠奪，就不會有推辭謙讓之心。
如果一切順從人的本性，放縱人的欲望，便會有争奪，出現“犯分亂理”的行為，這樣便會産生暴亂。
正是在此意義上，荀子才言“人性惡”。 是以，荀子才會講“故必将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
可見，出于“治”的需要，必須要有“師法教化”、“禮”、“義” 對人進行限制。荀子從人性的角度講了“利”存在的合理性，也從社會治理的角度言及了“義”的必要性。
可以說，荀子的義利觀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性惡論的補充和修正，也是對性善說的退讓和妥協。
本性中都有好義
孔子認為“義”與“利”擁有的主體要根據人來進行區分，君子是“喻于義”的，而小人則是“喻于利”的。
荀子則打破了這種觀點，他認為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其本性中都有好義的一面，也有重利的一面。他主張人都是義利兩有的，君子如是，小人亦是。
荀子認為士君子的勇敢展現在，道義所在之處，他們不會傾向于權勢，不會顧及自身利益，既使把整個國家贈予他也不能讓他改變觀點，雖然他們看中生命，但仍會不屈不撓的堅持道義。荀子反對“重利輕義”之行為，是以他說“保利棄義謂之至賊”。
他主張君子以義制利，堯、舜這樣的賢明之君雖然不能去除百姓追求私利之欲望，但是可以引導百姓以義制利，使其心中之道義勝于自身之私利。
桀、纣這樣的殘暴之君雖然不能去除百姓對義的喜愛，但卻能導緻百姓對利益的追求超過對道義的愛好。
是以當大衆對義的注重超過利的追求時，就會出現治世，當大衆對利的追求超過了對義的敬重時，社會就會混亂。
是以，荀子承認百姓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也肯定其對“義”的喜愛，但是 要想社會得到良好的治理則需要像堯、舜這樣的君子引導人們以義制利。
在荀子眼中，作為“治之始”之君子更是要做到以義制利。也即是說，君子能夠做到公義戰勝私利。
可見，君子對于物質利益的追求并不是堅定執着的，而是漫不經心的。他們的處境。即使貧窮困窘也會有遠大的志向，即使生活富裕也會體态恭敬。
他們能夠用合于公共利益之“義”來戰勝自身的欲望，做到不放縱自身愛好，遵循先王之 道，不任憑個人厭惡，遵循先王所确定的正路。
荀子在講“義”時往往都是與“禮”合用，“禮義”是君子所遵循的原則， 常常積禮義才能夠成為君子。
孔子講的義更加側重于内心的道德限制，而荀子講的義側重于禮的制約，如 果說孔子所言的君子是仁德君子的話，荀子所言的君子則是禮義君子。
結語
如果說孔子所講的"義"更多是強調做人處事要合乎道德準則，那麼荀子所說的"義"則不隻局限于個人品德修養，更側重于如何在社會治理中貫徹正義。
總的來說，無論是孔子還是荀子，他們都很實在地認識到人性中存在着追求利益的一面，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在義利發生沖突時，這兩位大師都主張君子應當堅持做正确的事。
孔子教導說，君子應該對利益保持理性态度，時刻思考它是否合乎義理，孔孟們并不是要人抛棄對利益的追求。
而是希望我們在追求利益時，能夠堅守操守底線，給自己樹立一個正确的航向。而不是為了一時一利的小利而喪失了應有的操守和底線。
參考資料：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何晏注、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張豈之審定：《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焦國成:《中國倫理學通論》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荀子·大略》篇載：“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 其欲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