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任何一個王朝在擴張的過程中都會産生軍事、經濟、文化層面各種新的沖突，而解決這種沖突最好的方式就是，遷都。
開皇九年（589），隋朝滅掉了南陳統一了天下，但新的問題也随之而來，那就是，作為國都的大興城遠離關東和江南兩大闆塊：關東是北齊故地，直到北周武帝宇文邕時才将其滅掉；江南自孫權時代就長期與中原分離，地理上的混一并不能真正将江南混入大隋系統。
就像始皇兼并六國之後一樣，六國依然存在大量的反秦勢力，時刻預謀着複興故國。如今，大隋雖然統一了天下，但分裂的慣性依然存在——
楊堅在建隋的過程中，關東除了并州和幽州，其他地方都響應了尉遲迥的叛亂；開皇十年（590），江南也曾爆發了大範圍的叛亂，幾乎是全境皆反；楊廣即位之後，響應漢王楊諒造反的關東諸郡有19州。
為了增強對關東和江南的控馭，文帝選擇了以藩王鎮撫當地的方案。早在稱帝之前，楊堅就任命長子楊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以統領北齊故地。稱帝之後，文帝又以三子秦王楊俊坐鎮河南，領關東兵。關東從楊勇到秦王楊俊，再到漢王楊諒，都是皇子鎮守的格局。江南也是以皇子晉王楊廣為揚州總管進行鎮守，周期長達十年（590年至599年），即使是在楊廣被立為皇太子之後，揚州總管的職位依然由宗室來出任，楊廣之子豫章王楊暕被文帝任命為揚州總管，接替其父繼續坐鎮江都。
隻有以血緣為紐帶，文帝才能保證大隋對關東和江南這兩大闆塊的控馭。
可見，隋朝時的關東和江南就是兩鍋油，隻要碰到丁點火花，馬上就是烈火。就是楊廣在為并州總管時，也曾有過割據江南的想法，楊諒叛亂也是想恢複北齊故地，都是想利用關東、江南和關隴的離心力。
而現實又是，大隋的府兵大多都是布置在關隴，無法對江南和關東可能出現的亂局作出快速的反應，楊諒叛亂時就是例證，關隴的府兵并不能在第一時間出現在關東戰場，江南的就更不用提了。
用隋炀帝的話來說就是：“關河懸遠，兵不赴急。”
是以，從軍事角度來分析，隋朝都有必要重新再打造一座新的軍事中心，以對四方變局作出最快速的反應。
再說經濟。随着魏晉南北朝的過渡，關東經濟逐漸超越關中，江南在漢人精英的開發下經濟也逐漸崛起，出現了經濟重心南移的迹象。而作為國都的長安，在隋朝初年就已經出現了供應不足的現象，為此，隋文帝時朝廷就不得不經常去洛陽吃飯。
也就是說，隋朝必須适應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在中原地區重建立造一座政治中心以緩解關隴地區的供應壓力。
文化層面，關隴和關東、江南也是嚴重的不相容。南北朝時期，北齊和江南的主要沖突分别是胡漢、世庶，而北周卻是關隴軍事政治貴族的共同體。即使關隴在地理上兼并了兩者，但文化、學術、宗教層面依然存在巨大的鴻溝，隻要文化處于分裂狀态，大隋就永遠達不到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而解決文化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遷都，就像北魏孝文帝為了進行全面漢化改革一樣，将都城從軍事重鎮平城遷到了文化中心洛陽。用專業術語來說就是，統一文軌。
早在北周時，朝廷就已經着手在打造洛陽城以解決軍事、經濟、文化層面的問題。由于周宣帝宇文赟的突然駕崩，以及之後楊堅的改朝換代、平突厥、攻滅南陳的一系列大事的牽絆，營建新的政治中心的工作就暫時被擱置。
如今，這個問題自然要由隋炀帝楊廣來解決，這是曆史賦予炀帝的重任，他必須得接手。
營建新都是隋炀帝的曆史使命 圖源/劇照
因為隋朝堅持的是關中本位政策，是以，大興國都的地位自然不能放棄，炀帝隻能從實際出發在中原重新複制一個政治中心以同時解決軍事、經濟、文化問題。
也就是說，兩都制才是解決隋朝問題的最佳方案：關隴為大學營；中原為兼顧關東和江南的第二政治中心。
這其實是曆史經驗，西周當時實行的就是兩京制，以鎬京（長安）為國都，同時營建洛邑以鉗制四方諸侯。高歡建立的北齊也是實行兩都制，以邺城為政治中心，以晉陽為霸府。包括曹操，實行的也是兩京制。
炀帝将新都的落腳點也放在了漢魏故都洛陽，洛陽的地理位置不僅可以同時兼顧關隴、關東和江南三大地理闆塊，還有山河之固以為防守，并擁有漕運的便利。
本質來說，一個地方隻要滿足了地勢險固、地理居中、有漕運便利這幾個關鍵“參數”就能夠作為國都。洛陽是這三點同時具備。用漢高帝劉邦的話來說就是：“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
最重要的是，洛陽能夠就近吸收通過漕運和陸運從關東和江南運來的财稅以供養帝國中樞。
在拍闆之前，隋炀帝是親自在洛陽進行過實地調研才做出最後的決定的。仁壽四年（604）十一月二十一日，炀帝正式下達了營建東都洛陽的诏令，大業元年（605）三月十七日，以尚書令楊素、匠作大将宇文恺為核心的項目班子正式動工。至大業二年（606）正月初六，工程就已經竣工，前後用了僅僅十個月的工期，堪稱神速。
東都洛陽複制了大興城的結構，由郭城、皇城、宮城三部分組成，成為大隋在關東地區的政治中心。這戰略性的一步意味着，大隋已經從經營關隴到治理整個天下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洛陽是大隋經略天下的政治中心 圖源/網絡
同時，炀帝還開鑿了大運河，修築了直道、馳道，建造了大型儲糧倉庫作為東都的配套設施，建構了一個以洛陽為中心，同時輻射南北的新的政治中心。完了之後，炀帝就是馬不停蹄地進行大巡遊，像秦始皇當年一樣以天子之威震懾地方和草原勢力，保證帝國的穩定。
同時，政治中心的東移還能使炀帝擺脫關隴勢力的束縛，有助于集中皇權。
實事求是地說，炀帝雖不是創業之主，但也絕對是一個馬上皇帝，因為他幾乎一年四季都在外考察，實地解決帝國各地存在的問題，像螺旋一樣，持續旋轉。那些分布在各地的行宮就是一個個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的小的政治中心，友善炀帝現場辦公。
是以，如果僅僅是從享樂的角度去解讀炀帝的一系列動作，還是有失偏頗。但炀帝的“敬業”也有副作用，那就是，他頻繁出招導緻大隋的民力根本就無法承受頻繁的勞役，這也給大隋二世而亡埋下了禍根。
假如炀帝在營建東都洛陽之後能夠停下來，那麼他其實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可以坐在功勞簿上享受人生，百年之後，也不失一個“千古一帝”的标簽。壞就壞在，炀帝的欲望實在太強，想将三世、四世之後的事情都給幹了，這已經是違背了曆史規律。是以，曆史抛棄他的時候也就非常無情，不講情面。
其實大家還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除了大興城和洛陽城之外，大隋還有一個政治中心，那就是位于江北的江都。早在攻滅南陳之後，文帝就下令将建康的城邑宮室夷為平地，以摧毀南陳政治中心的方式來抹除南朝在江南的痕迹，和他在平定尉遲迥的叛亂之後毀掉邺城是一個目的，都是為了毀滅對手在曆史上的政治痕迹，加速被征服區和大隋的融合。
同時，文帝還在江北營建了江都（今揚州）新城，作為大隋統治江南的政治中心。等炀帝營建好洛陽城之後，大隋就形成了以大興統治關隴、以洛陽統治關東、以江都統治江南的政治格局。
三都制。
比較尴尬的是，炀帝的個人命運也是随着大隋的政治中心不斷南移，先是從大興城搬到洛陽，然後再從洛陽城南移至江都，最終死于江都。
但是不管怎麼說，炀帝打造兩都制的方式還是解決曆史問題的标準做法，同時解決了經濟、文化、軍事、政治等問題。唐朝時，洛陽依然是東部的政治中心，大唐天子在長安和洛陽之間是流動辦公。不管是大運河還是東都洛陽，唐朝其實都是在吃炀帝的政治遺産。
曆史就是如此殘酷，開創者也往往是殉道者。
元朝時，忽必烈也是以兩都制的方案來解決元朝的問題：以上都為草原勢力的政治中心；以大都為中原勢力的政治中心。元朝皇帝實行兩都輪換辦公以同時兼顧草原和中原勢力。
元朝實行的也是兩京制 圖源/網絡
按照這個思路，大秦的問題也能解決，如果秦始皇在兼并六國之後也能在天下中心打造一座政治中心以适應曆史新形勢，可能大秦的周期還能延長。
一般來說，一個開拓性質的王朝其政治中心也是随着版圖的不斷擴大而動态調整的過程。如果始終以老的政治中心為基地，那麼其對新版圖的控馭肯定會減弱。
北魏在這一點上做得就比較好，道武帝遷都平城，完了孝文帝又遷都洛陽，以遷都的方式不斷解決新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
但孝文帝的失誤之處卻在于，遷都洛陽之後放棄了平城的國都地位，導緻代北鮮卑勳貴的待遇是一落千丈，最終導緻了六鎮起義，北魏滅亡。
如果孝文帝當時堅持兩都制，将洛陽和平城同時作為都城經營并流動辦公，那麼北魏的沖突可能會被輕松解決。
至于當時的情況如何，我們也不得而知，讀史的人也隻是站在後來者的角度屬于馬後炮的角色而已。
但不管怎麼說，兩都制對于解決曆史大多問題都是一劑良藥，是曆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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