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華書館曾長期執西式中文印刷出版業的牛耳，對近代中國思想與知識的傳播有過重要貢獻。
蘇精先生的新著《美華書館：檔案如是說》從海外一手英文檔案入手，以人、事、物小切口研究美華書館1844—1931年八十八年的興衰史，涵蓋美華書館數任主任的更替、中文鉛活字技術的數次革新、内部經營管理與遷址等。
本書附錄的《我與檔案》一文回顧了蘇精先生四十五年來如何利用檔案進行印刷出版史相關研究的經曆，首次介紹其如何與美華書館檔案結緣，讀來十分感人。
我和檔案很有緣，四十五年來見了不少中文和英文檔案，我出版的書都利用了檔案。從1992年讀研究所學生以來的三十年間，更是日常與檔案為伍，抄檔案、讀檔案、用檔案占了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時光，也是我念茲在茲的工作，我還教過兩次辨識英文手稿檔案的課。
一
結緣中文檔案
我和檔案的緣分始于1977年幾乎同時接觸的兩種檔案：台北的“中央圖書館”檔案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檔案。當時我是“中央圖書館”的總務組主任，經常巡視館内各處環境與裝置等。有天我在特藏組的雜物儲存室看到兩個頗大的竹篾箱籠，好奇打開一看，裡面裝滿了“中央圖書館”在南京和重慶兩個時期的公文，都是1949年時運到台灣的文書檔案，一直就層層堆在角落的竹籠裡，這一幕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8年我調往秘書室工作，辦公室的環境比起擁擠又嘈雜的總務組好得多，便想起了那兩個裝滿檔案的竹籠。征得特藏組的同意後，我将竹籠移到秘書室，每天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獨自一人慢慢地依照我自訂的一些主題整理，并收納在一個個黑色或藍色卷夾裡，再豎起排列在辦公櫥櫃中。大約經過一年時間，漂洋過海來台已經三十年的檔案全部重見天日，我也得天獨厚有幸徜徉在前人留下的文獻手澤當中。在這些檔案裡，最吸引我的是抗日戰争中在淪陷區搜購古籍的大批文獻。在教育部與中英庚款董事會支援下，圖書館館長蔣複璁自重慶潛赴香港、上海，聯絡一些淪陷區内的學者、專家，冒着生命危險，以“文獻儲存同志會”之名，暗中搜購已經流出和可能流出的私人藏書，分别藏在上海、香港各地。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在香港的部分藏書被日人運往東京，直到抗戰勝利後經過交涉才回到祖國，和分藏各地的古籍會合團圓。相關人員的冒險犯難、整起行動的曲折艱辛，猶如小說或電影般的離奇情節，在一頁又一頁書信的字裡行間，一幕接一幕扣人心弦地上演着搶救文獻的真實大戲。我深深感受到整起行動的震撼，于是将這些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的人和事，寫成《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一文，刊登于1979年11月号的《傳記文學》月刊上。
文獻儲存同志會（圖檔來源：紀錄片《他們與天地永存》）
以這批檔案為基礎，我陸續又撰寫發表一些藏書家的生平與藏書事迹，後來內建《近代藏書三十家》一書，1983年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也主要因為此書，我在圖書館的職位從編輯升等為編纂。沒想到從儲藏室角落塵封的竹籠中發掘出來的檔案，竟帶給我這樣的幸運。在整理圖書館檔案的同時，我也關注“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外交檔案。當時我對清末學習外國國文、培育外交翻譯官的同文館很感興趣，也利用業餘時間搜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的史料。由于京師同文館隸屬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我試圖到“中研院”近史所借閱外交檔案中的總理衙門檔案，可惜的是其中的同文館部分早已在八國聯軍侵華時全部亡佚，是以我在1978年出版的《清季同文館》一書中，沒能利用到總理衙門的檔案。不過我繼續修訂并擴充内容，增加十篇關于同文館師生的文章，為此又屢次前往近史所借閱外交檔案，從其中的《出使設領檔》抄錄了不少同文館出身的外交官文獻，将先前的《清季同文館》增補修訂成《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一書，于1985年自行出版。如今偶爾翻出尚存約一百張（兩百頁）抄錄外交官文獻的資料卡片，上面抄錄的小字密密麻麻，想起當年為求快速，盡量以小字密密抄錄，沒想到經過約四十年歲月以後，字迹都變得有些模糊漫漶了。
二
結緣英文檔案
1992年再度接觸檔案時，我已經不是圖書館員，接觸的也不再是中文檔案。這年我四十六歲，辭去圖書館特藏組主任的工作再當學生，前往英國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英文系攻讀“目錄學、出版史與校勘”的碩士學位。撰寫學位論文《上海墨海書館研究》時，必須利用墨海書館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檔案，可是倫敦會的檔案儲存在倫敦的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我兩次從利茲到大約三百公裡外的倫敦，第一天的時間幾乎都花在交通轉車和旅館上，第二天可以專心抄錄檔案，第三天下午又得趕回利茲，以便次日上課，是以抄錄所得不多。後來改到在利茲東北方約三十公裡的瓦爾屯（Walton）鄉間的大英圖書館文獻供應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看倫敦傳教會檔案的縮微膠片，可以當天來回。但縮微膠片看一整天下來，總是疲累加頭昏腦脹、眼花，加上當時才剛面對英文手稿不久，即使主持墨海書館的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筆迹并非很難辨識，我還是有些如讀天書一般，幸好最後總算完成了學位論文。至今難忘的景象是每當黃昏時刻離開文獻供應中心，落日餘晖逐漸黯淡，飛鳥或盤旋田野上空，或在傾頹的農舍屋頂啼叫，我獨自一人在荒郊路旁候車，四顧茫茫，真有遺世而獨立之感，身體疲倦加上心頭蒼涼，恨不得公共汽車能早些在路的盡頭出現。
蘇精教授在講座上展示檔案中的英文手稿
盡管不便和困難，在利茲的經驗卻開啟了我三十年來利用傳教會檔案做研究之門，隻是想不到還有更困難的事在後頭。我完成碩士學業回到台灣，原來在信上表示歡迎我再回圖書館的館長，當面告訴我已無缺可用，愛莫能助。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在中年無業、進退維谷的窘境下，我孤注一擲賣了僅有的房子，怏怏再往倫敦攻讀博士學位，并以《倫敦會的中文印刷事業》為博士論文題目，其廣度、深度和難度都遠過于碩士論文，單是得看的檔案就大量增加。幸好就讀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就在亞非學院近旁，宿舍也在倫敦近郊，于是我從1994年年初開始了為期三年與倫敦會檔案日常為伍的生活。由于博士課程不必上課，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耗在亞非學院圖書館抄錄檔案，有人還以為我是亞非學院的學生。既然不久前才在利茲嘗到檔案手稿不易閱讀的苦味，何以再赴倫敦又選擇同樣性質而更為困難的論文題目，豈不是自尋煩惱或自讨苦吃？原來我從撰寫近代藏書家以來，不免會遇到十九世紀末年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國興起，并導緻木刻版印衰落的問題，但遍讀相關的記載與論著後，都無法清楚了解西式中文活字印刷究竟如何興起并取代木刻，隻含糊籠統知道是基督教傳教士造成的結果，是以心中抱着期望，有機會的話就自己動手一探究竟。前往利茲研讀西方的目錄學、出版史與校勘，是為這種想法打下基礎，碩士論文撰寫墨海書館則是試探性的行動，接着再前往倫敦就讀，進一步以和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密切相關的倫敦會為研究對象，似乎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說來容易，實際動手卻困難重重。掌握第一手史料當然是研究的起步，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傳教士檔案已在眼前，而如何轉寫出英文手稿的内容卻是一大難關。在利茲，開始時還真是舉“字”維艱，我曾向附近座位的讀者求教一些難以辨識的文字，卻沒有一位能幫得上忙。我也領悟到唯有靠自己才行，于是一字一字慢慢辨識抄寫，認不出的字暫時擱着，過會兒或隔天甚至兩三天再回頭辨識，實在認不出也隻能留白放棄。到倫敦後，又經過一段時日的摸索，逐漸熟悉那些傳教士書寫的習慣或模式，大約一年後才算是比較上手了。回首前塵，每每想起當年轉眼半百、已無退路的自己，在異鄉的圖書館内獨自竭力辨識傳教士書信中的一字一句，此情此景，是此生不能磨滅的記憶。辨識的速度逐漸加快，三年下來，我從1804年倫敦會決定開創中國傳教事業起，到1873年結束中文印刷工作，先後抄錄了該會的理事會及秘書處，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接踵而來在南洋各地，以及鴉片戰争後在香港與上海傳教士的相關書信檔案，大約150萬字的内容。此外，由于馬禮遜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兼任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