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振江/文 “生祥，現在我們需要你來為運動造一顆文化原子彈。”回鄉緻力于反水庫運動的台灣美濃客家子弟鐘永豐對歌手林生祥說。
彼時，時任台灣“行政院長”的蕭萬長于1998年4月18日宣布美濃水庫一年内動工興建，美濃當地的反水庫運動形勢急轉直下，萬分危急。
台灣當局撥巨資準備籌建美濃水庫，号稱可以解決吃水和工農業用水的難題。但水庫建成後，美濃人将失去一直引以為傲的，諸如雙溪河谷這樣美麗的自然資産。況且，潛藏的安全隐患也會讓他們遠離昔日的家園所在地。
此前，鐘永豐已經帶領同仁們為反水庫運動奮鬥經年，寫文章、說道理、動員群衆等方式已經一一試過，鐘永豐意識到，這樣的方式除了團結美濃人外，頂多隻能争取到南台灣環保團體及台北進步學界的道義支援。他認為，“這是一場小鎮對抗政府機器的運動，除非能在全台灣的輿論上取得優勢，否則幾無勝算的可能。如果能夠創造出傳達運動信念與情感的藝術作品，則能觸及到的社會層面将可十倍、百倍于論述及動員的效果。”
多年後，鐘永豐在《菊花如何夜行軍》一書中回憶這一幕，“生祥聽着，氣氛下沉，他的接話頻率愈來愈低。我覺得不好意思，好像整個成敗都上了他的肩。”
“生祥，如果這個藝術作品是音樂，我所想像的，不是隻為運動服務的工具性音樂。它本身不僅要有夠強的藝術性，還要能在音樂方法上挑戰既有的思維。這些歌不僅要能在運動現場鼓舞精神，還能跟群衆回家一起同居，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跟你合作的，不隻是運動的音樂，還希望造成音樂的運動。”
“那要怎麼做？”林生祥問。
“文化原子彈，說起來氣派，但如何造？原料在哪裡？方法是什麼？若造成一張運動音樂專輯，又能在大衆間産生什麼樣的效果？”和林生祥聊完，鐘永豐就一直在問自己這些問題，隻是當時他故作輕巧地對林生祥說，“我先寫些詞，傳給你看看。”
兩個月後，鐘永豐把第一首詞《夜行巴士》傳給了林生祥，收到詞的三個月後，林生祥也選擇搬回美濃。
他們當時可能不會想到，這是一個多麼輝煌的開始，無論是音樂史上還是社會運動史上。也可能不會想到此後會接連合作，發行反應工業化下受到擠壓的農村情狀的《菊花夜行軍》，故鄉三部曲《我莊》《圍莊》《野蓮出莊莊》，描述都市失敗者的《臨暗》等作品。
說回鐘永豐寫第一首詞的背景，當時他已經在美濃從事社會運動多年，并且赴美國深造社會學，學成歸來。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加上早年聽美國搖滾樂、台灣民謠以及遍讀第三世界詩歌的養分吸收，他的視野變得開闊寬廣。
關于如何創作，他在事後如此總結：其一可參照1960年代、1970年代，美國、巴西、法國、日本及西德等地進步民謠與社會運動之間互相激發的關系；其二，1980年代之後的台灣社會運動，音樂的角色始終不夠鮮明，現場所用的音樂多半是老左派的革命歌、閩南老民謠或翻唱自南韓的工運進行曲。我們該以看待社會議題的嚴肅态度面對運動現場所需要的音樂，那麼1970年代“唱自己的歌”，或可延伸為“唱自己運動的歌。”
鐘永豐選擇了第二條路——唱自己運動的歌。
自12歲父親教會他駕牛車後，煙農出身的鐘永豐就認定自己長大以後會和父親一樣當農民。
高三補習時，他經曆了青春期的迷茫，當時采用的辦法是瘋狂的打排球，大量讀書。《梵谷傳》、波特萊爾的詩集、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契诃夫的短篇……
他壓縮每天的夥食費到台币50塊内，把書店裡作者名字後面有斯基的翻譯小說陸續買回去。“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些路數—象征派、超現實、意識流、未來派等等，都依樣學樣，孤立看待自己，瘋狂地寫，嘗試用那些進口的技法描摹自我影像。”
考上台南成功大學的土木工程學系，鐘永豐回家發現，“村子經過農地重劃後人口加速流失，寂寞高聳，成了深淵。”他自問“如果農村現代化是為消滅農村，那麼現代化教育不正為掃除我的根源？我正在念的土木系将來要指揮那些怪手推土機，不就是第一線兇手？”
在工程材料課上，鐘永豐很快明白：土木系也者，水泥是主角。“常常，我從有關水泥制品成分與力道的教科書頁上提起頭來，腦門立即就成了熒幕，一景又一景地放映這被鎮壓的土地。它們靈魂不死，成了鄉愁。”這鄉愁在少年鐘永豐心中鑿開了一個虛無的空洞。為了填補這個洞，他沒日沒夜地讀非洲及拉丁美洲作家的詩集、小說，聽頹廢的前衛派搖滾。大三就被退學了。
小他兩歲的妹妹則勇敢得多，鐘永豐形容“大一那年她就轉進内心，像遊泳時從水面潛向河床那樣，找到那空洞，給了它一擊。”妹妹跑去鹿港參加反杜邦運動。
鐘永豐最終決定去遙遠的外島自我放逐——土地公顯靈，他抽到了馬祖東引島的兵單，讓海關着。“每天扛石頭、背水泥，無休無止的幹工。”寫信給朋友，請他們郵寄些有文字的東西給他。
朋友回信說，想起加缪寫的西西弗斯推不完的巨石上山，并附上一袋書：巴金、茅盾、魯迅、張賢亮、鐘阿城及台灣作家陳映真、鐘肇政、鐘理和、李喬的小說。多年前就萌發過的寫詩的興緻又回來了，鐘永豐覺得有一種腳底長根、頭上發芽的感覺。
1987年，鐘永豐退伍前一年，父親因體内農藥重金屬殘餘過量，暴病身故，得年五十五。
反杜邦運動之後，妹妹與她的社會主義同志們全島串聯，教育訓練農民，鐘永豐剪掉長發，加入行列，此後與妹妹一起回到美濃。
回鄉後，如何認識和自己拉拉扯扯的故鄉美濃，如何認識客家祖先們，成為擺在面前的第一個問題，這裡面也暗含他安身立命的大哉問。
在同鄉朋友的帶領下，他去靈山腳下參觀了美濃第一座土地伯公壇——乾隆元年立祀的“開基伯公”。看着碑文，鐘永豐想像兩百年前的難民祖先用道地的客家話朗讀祭文的場景和氣勢，瞬間激動。然而在朋友的鼓動下，他卻沒法用客語念出來—很多詞句超出他的客語能力。回家後，他向專業的地理師與祭奠禮生——他的叔公求教。“叔公的傳授，像是幫我點通了靜脈，念起來又順又好聽。”念了十幾遍後，鐘永豐便記住了。之後，他像入了乩，走着、躺着、坐着、洗澡上廁所，都在背誦。“我不斷地揣摩1763年驚魂甫定的農民祖先念碑文時，他們的語言情緒與姿勢。每每念到‘就殘山剩水為宗社’，心頭震動，我彷佛與千千萬萬世世代代漂移客家人的曆史感通了聲氣。”這是真正的認祖歸宗，找到來路，去處也變得明晰。
有了情感、文化、語言的體認，接下來的事情就順暢了，鐘永豐帶林生祥一起和家鄉的父老鑽研客家人的傳統音樂，開設八音研習班學習北管、洞箫、唢呐……
早年間困惑他很久的問題：“聽搖滾樂，原來我隻在技術規格上打轉，那些東西跟我的成長、内在生命，到底有何關聯，我卻從未計較！”也得到了解決，因為他身在美濃，站在開基祖拓荒的這片土地上，進入了客家人的傳統中。
1998年6月世界杯期間，鐘永豐聽到一首古巴的歌曲《ChanChan》，其中透出滄桑的颠簸感，突然讓他想起1993年、1994年與美濃的老農民搭乘遊覽巴士去台北“立法院”陳情、抗議的曆程。“為了省下旅館的費用，他們趁夜北上，清晨到了台北，利用中正紀念堂的廁所梳洗刷牙，簡單用餐後直趨‘立法院’。”鐘永豐在書中回憶，“問一位連續兩年參加行動的長輩，為何願意忍受如此勞累？他說，他一輩子做農，被國民黨官方哄騙了一輩子，這回水庫的議題，他不想再忍氣吞聲。”
于是鐘永豐把這段故事寫成一首歌，從一位老農民的心情與目光，回顧他的農業生涯，并以此回顧，形成他的政策觀點。
與鐘永豐父親同年的農民，會用什麼樣的語言結構述說着故事呢？他會用又粗又黑的俚諺表達憤怒。“我也沒有忘記，父親那一輩以上的農民很完整地領受耕讀傳統的熏陶，對文字禮教充滿敬崇，再大的怨怼，也不會一鄙到底的。”
鐘永豐想起了祖堂兩側的“棟對”。如此一來，第一首歌詞，呼之欲出：
《夜行巴士》
（記一位老農的心情）
連夜趕路遊覽巴士它漸行漸北，
頭顱暈暈目珠愣愣我看着夜色。
烏雲食月一次又一次，
讓我想起那從前的從前。
苦做硬做田地大出産，
奈何愈種愈凄慘。
丁多地少兄弟争出外，
留我這房養父母。
骨節痛淨痛力道衰弱時，
新事記多變舊事。
在都市裡工作的弟弟跟我講：
說什麼做水庫美濃就變做大金庫。
哀哉！我說後生
你是憨狗想吃羊睾丸了嗎？
這些政府若當真有搞頭，
耕田人家早就出頭了。
不用等到我現在已經六十出頭，
轉業太慢死太早。
東方翻白太陽一出萬條鞭，
台北市的高樓直挺挺撐着天。
想我這一輩子就快要沒效了，
但是這次我不會再窩囊。
今天我一定要去，
跟這麼壽政府講：
水庫若做得，
屎也食得。
（原歌詞為客家話）
一顆文化原子彈已經被點燃了。
多年以後，鐘永豐在演講中提到一個概念──回水。“河流在流的時候，有時候經過一個石頭，會有一個漩渦，叫做回水。這是最危險的地方，遊過去你不小心可能就被吸進去了。是以小時候，河裡淹死的小孩子基本上都淹死在這個地方。看起來很迷人，好像有一種召喚，那召喚裡又有一種危險，危險裡面又有一種誘惑，你想跳下去，可是怕，不跳下去又會被人說是孬種，但你真的跳下去，就死在那邊。”鐘永豐說，“這裡面隐含了誘惑和危險，我覺得民謠就是要抓住這件事情。”
美濃就是鐘永豐的回水，鐘永豐也是美濃的回水。
正如鐘永豐翻譯的西班牙詩人費德裡科·加西亞·洛爾迦的詩歌所寫：
每首歌/是愛的回水
每一顆星/是時間的回水/打結的/時間
每一個歎息/是呐喊的回水
而在中國先民的傳統中亦有類似的表述，《楚詞·屈原·涉江》中，就有“淹回水而凝滞”的表述。回水是指水受到障礙物、反向流或潮流的影響而上溯或倒流。
鐘永豐的偶像杜甫，亦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自我認識與期許，行旅于濁世兇年，像個報導文學家，不斷記錄途中的見聞并表達關切。以民謠運動的曆程視之，杜甫以自身為媒介，接合文人文學與樂府詩歌傳統，共振出廣闊壯盛的對話。
鐘永豐接續古典的傳統，吸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活水，在故鄉美濃和開基祖對話，激蕩出新的回聲，在嶄新的世代。
（感謝Zoe對本文的打磨，本文參考圖書：《菊花如何夜行軍》《我等就來唱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