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橋本秀美确切時間已經不記得，在1990年前後，我第一次到台灣地區拜訪林慶彰老師。林老師将我介紹給周圍的學者，說我“也是‘學經’的”，讓我感到有些奇怪。因為我受過革命思想的熏陶，認為研究經學史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應該要否定的“封建思想”。日本學術界近代以來标榜客觀研究，更明确強調我們要研究經學史，不要研究經學。是以我學過幾年經學史，從來不認為自己在學經學。後來才逐漸了解到台灣地區的經學史研究有民國以來的傳統，像林老師即屈萬裡先生的弟子，其他學者也都師從民國學者，經學與經學史并沒有分得很清楚。當時台灣地區的研究論文，就一個學者或著作進行分析，指出其優缺點，算是固定模式。因為當代學界對經書形成一套共同的了解，并且認為那一套了解是正确的，是以能夠對古代學者的解釋指出優缺點。這就是經學與經學史沒分的研究方法。我個人很早就對這種研究感到厭煩，并且認為幾乎沒有意義。“你都知道正确答案，你已經最厲害了，還對古人評分，有意思嗎？”這是我真實的感受。經學史要将古代經學家及著作放在當時的曆史背景裡面了解，要讨論那些古代經學家的觀點，必須知人論世。這種想法是自然的，我也不敢反對。但一提“曆史背景”，很多人想的往往是政治史，很多論述都将古代經學家與某一種政治勢力結合，将經學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了解。我也很不喜歡這種論述，因為我對政治史并沒有那麼大的興趣。例如渡辺信一郎先生是位笃實的史學家，大約四十年前，他有一篇論文認為《孝經》的編者是“韓詩學派”的人，根據是《感應章》引《詩》作“自東自西”，不作“自西自東”。這四十年我們對經學史的認知畢竟有些深化，我們認為“自東自西”還是“自西自東”這種文本的微小差異根本不足以說明任何問題，相信現在沒有人認同渡辺先生這種推論。但他在一部經書的背後要假設一個“學派”的存在，恐怕是因為他太習慣于政治史的思維方式。而且我懷疑至今還有很多人比較習慣這種思維方式。經學史研究，必須要先讀懂那些古代經學著作。這固然是廢話，但我們讀懂古代經學著作是相當困難的，實際上有很多著作都從來沒有人真正讀懂。我自己先後閱讀鄭玄注《論語》《禮記》《孝經》，意外地發現有很多内容過去一直被曲解或忽略，沒被真正了解。我不認為我的了解都很精确，究竟該如何了解還需要今後的學者繼續探索讨論，但就是鄭玄這樣最有名最重要的經學家的經典作品，一千幾百年來無數學者都研讀過的注解，其實都沒被真正了解，這一點已經是不容懷疑的事實。我這種說法或許令人感到很荒唐，但我也能提供這種詭異情況是以發生的合了解釋。簡單說，南北朝以來一直到近代，閱讀鄭玄著作的學者本身都是經學家，都有自己一套學術方法，他們并不以了解鄭玄的思路為目标，是以曲解或忽視鄭玄的意思都不覺得有問題。
鄭玄
《禮記注》人的思維通常都有一定的邏輯，是以讀書要探讨作者的邏輯。不過古代學者的知識結構、認知基礎與我們不同，是以要探讨作者的邏輯，必須先了解這些學術前提。對鄭玄學說有豐厚的研究積累，使得我們比較容易探讨鄭玄對具體經文作注時的思路。相較而言，以往的《春秋》學研究與古代《春秋》學之間有點距離，這讓我們探讨杜預、何休等人的思路更加困難。我隻要指出一個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那就是杜預的《春秋釋例》，近幾十年來沒有影印出版，要看都買不到書。我以前影印《叢書內建》看，後來買到早年日本的“中文出版社”影印殿版叢書本。我們要了解杜預的《春秋》學，《春秋釋例》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資料嗎？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一家出版社都沒出版過？這是因為近代以來将《春秋》當作曆史資料來看。無論是政治史、社會史、語言史，都是曆史學的興趣。是以中華書局出過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而沒出過杜預的《春秋釋例》。不會有人認為楊伯峻比杜預更重要，但很多人要看《春秋左傳注》而對《春秋釋例》沒興趣。
杜預
現在中華書局出版了郜積意老師的《義例與用字——何氏公羊綜考》，讓我感到學術風氣的轉變，經過一百年的“科學”熱，終于開始轉向“人文”了。漢代學者研究了《春秋》經傳的義例，現在郜老師研究何休的義例，十分有趣。《春秋》既然是經書，應該要有義例，但孔子沒有明确說明義例，是以各《傳》發明義例。但《傳》中有關義例的明确叙述仍然有限，是以漢代學者各自發明義例。何休發明的《春秋》義例，在《解诂》中有一部分明确的表述，但不夠全面，這就需要由後人來探讨。義例靠歸納，但現象很複雜，是以設立一個義例，往往要碰到不符合義例的衆多現象。對此，曆代學者都要各自想出各種解釋，是以各家義例都不相同，而且誰也無法證明自己的義例是唯一正确的。
何休
郜老師努力發明何休注的義例，自然有很大的困難。例如據郜老師介紹，《漢石經》無論《春秋》經文還是《公羊》傳文一律用“殺”，不用“弑”字。因為“弑”字後起，是以傳世文獻當中“殺”“弑”分用不嚴，混用兩字是常見情況。但隐公四年《解诂》有“弑者殺也，臣弑君之辭”，是以何休所據傳文應該有用“弑”字，而且何休對兩字分用有明确的認識。但何休當時的文本早已蕩然無存，現在我們隻能閱讀南宋以後刊本，經、傳、注中“殺”“弑”互見，都不足據。考慮到《漢石經》的情況，也不妨想象就算何休所據的文本，也未必一一符合何休心中的分用原則。僖公九年“冬，晉裡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傳》“此未逾年之君，其言‘殺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逾年君之号也”。何注雲：“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據何注知，所據經文作“殺”，傳文作“弑”。郜老師認為徐疏這樣了解，實失何意。何注當讀“解言殺，（句）從弑名可知也”，“從弑名”意謂“可從弑君當名之例推知奚齊是名”。若如徐疏了解，何注當作“解言弑，名可知也”，不當言“從”。我個人認為當時“殺”“弑”既然分用不清，表達“弑”的意思也會寫“殺”字，那隻是用字不同的問題，是以何注才用“從”字。我懷疑徐疏的了解恐怕符合何休的意思。郜老師否定徐疏的了解，認定何休所據經文作“弑”，傳文作“殺”，根據是他對何休用字義例的了解。然而因為何休的注中能夠從文義上确定是“殺”是“弑”的情況非常有限，是以也要參考南宋版本的文字。這不得不降低郜老師推論的确定性。試想連依據徐疏文義可以确定的“殺”“弑”分用情況都被認為不合何休義例，南宋版本的文字能有多大的确定性？再說，假設何休的義例如郜老師推論，那隻能說是何休對這些文字的認識，并不代表何休所見或所寫文本都符合這種義例。因為義例是一種思想，可以貫徹原則，而現實抄本的文字極其不穩定，更何況“殺”“弑”不分在當時是常态。例如上引隐公四年注“弑者殺也，臣弑君之辭”，我懷疑本來應該是“弑者殺也，臣殺君之辭”，盡管版本都作“弑君”。探讨義例很困難，是義例的本質如此。經傳也好，注也好，不一定所有地方都符合義例，是以義例隻能是一種假設，并不是颠撲不破的真理。但為了了解作者的思想，我們還不得不探讨這種假設。而且這種探索需要綜合考察整體經、傳、注的所有内容，是以需要一個學者長期專心研究。本書就是郜老師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的成果，非常難得可貴。第一次拿到本書翻看内容時，我發現郜老師極少參考引用近代以來學者的研究論著，頗有好感。我作為一個愛好者，喜歡看注疏，喜歡看鄭注而已，沒有精力多學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郜老師是學界公認的一流學者，而沉浸在《公羊解诂》的世界裡，控制自己不要讓别人的議論分散注意力，我認為是十分值得敬佩的學術态度。對一部書的深刻了解，隻能靠一個人直接面對作品得來的體會，别人提供的資訊沒有太大的幫助。
郜積意老師在授課老實坦白，我沒學過《春秋》，沒有能力了解郜老師的論述。就算如此，我認為本書出版是天大的好事。因為郜老師在真正探索研究何休個人的思想，與過去評論何休注說的是非，或者叙述何休的政治社會背景等研究不一樣。我知道這本書不會暢銷，因為一方面很難懂，另一方面很啰嗦。可是我要替郜老師解釋，這是不得已的。難懂是因為像我這樣的一般讀者，沒有認真學過《春秋》學，自己沒有細讀過《公羊解诂》，就是外行。何休在漢代《春秋》學傳統的基礎上，用其高超的學識寫下的《公羊解诂》，自然不是外行一下子能夠了解的。也是因為如此，是以郜老師必須多花筆墨做詳細說明。換言之，本書難懂、啰嗦的兩大弊端，問題不在作者，而在讀者。不過我也相信本書的出現必定會産生一批讀者，通過本書加深對《公羊解诂》的了解，在郜老師到達的高點之上，再繼續探索，使後人能夠更好地了解何休及其《公羊解诂》。是以我認為這本書将來還會有很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本文首發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作者系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部教授）
明義例，以正先儒舊說知用字，以治群經微意
《義例與用字——何氏公羊綜考》郜積意 著繁體橫排32開 精裝
978-7-101-16229-5
88.00元
本書專為重校《公羊注疏》而作，不但廣搜《公羊》諸本，一一雠校，并細考何氏義例，以為論斷依據。如考論熹平石經，知石經本與何注本不同。辨今本《解诂》通用字，知禦、禦不相通用，甯、寧義異。此何氏家法如此。論弑、殺異同，謂當決于何氏弑例，知古來“弑君三十六”之說有據。此皆文字校勘與義例相關者。凡斯種種，是知校書之難，非僅羅列異同，更在論定是非。明義例、廣異本、正文字，三者兼顧，則可以言重校《公羊注疏》矣。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