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怡筱
編輯/漆菲
編者按：
近一個月來，親巴勒斯坦的抗議潮席卷美國大學校園，數十所知名大學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以表達對拜登政府在外交上偏袒以色列的不滿。這其中，哥倫比亞大學（下稱“哥大”）成為風暴眼。紐約警察兩度進駐該校逮捕抗議者，哥大校長米努什·沙菲克的應對舉措也在校内引發極大争議。
《鳳凰周刊》為此特邀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所學生怡筱分享了她在這段時間内的見聞。作為學生記者的她越進行采訪，越發現在情緒強烈的語境中，對個體扁平化、符号化的認識所帶來的危險。她說，這篇文章無意分析任何曆史遺留的複雜叙事，也無意偏向任何被網絡強化的政治立場。如何看見具體的人，成為她試圖展現的重點。
當地時間5月10日，哥大校園終于重新開放。此刻距離4月30日晚紐約警察進入校園清場，已經過去整整十天。
這些天，巴特勒圖書館東邊靠近新聞學院普利策大樓的草坪空空蕩蕩，學校為畢業典禮準備的闆材在旁邊摞成幾堆。草坪入口處被三個鐵圍欄擋住。
5月2日，空空蕩蕩的哥大南草坪。
原本學校三個大門隻有一個開放，但隻有住在校内的學生與做必要工作的教職工才能進入。為了幫助我們這些學生記者，我所在的新聞學院的老師們幾乎每天都會給校方發送一份報道抗議事件的學生記者名單，確定我們能夠順利進校。
自4月17日起的兩周内，親巴勒斯坦的學生在此搭建起“加沙團結營地”，草坪上曾擺滿一百多頂帳篷。這場示威活動，伴随抗議學生4月30日淩晨占領漢密爾頓大樓以及17小時後紐約警察實施逮捕行動而告一段落。
回顧這段日子，我采訪了許多人，跟進了許多事，也聽到了許多不同的聲音。對我而言，如何在涉及巴以沖突上保持客觀、公平的叙事無疑是項挑戰。孰對孰錯，每個人或明說或隐喻，心裡都有一杆秤——當那杆秤受到威脅，激烈甚至憤怒的言語會不自覺發出，繼而引起攻擊和反抗；當那杆秤得到認同，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群體力量會沖破現實束縛，為着自己所相信的正義而戰，甚至達到一種近乎革命的程度。這中間，人性的惡與美，伴随幾百年的創傷與沖突，得到了強化、放大甚至利用。
抗議學生要的是什麼？
我所經曆的抗議時間線是從4月18日（周四）下午警察逮捕第一批抗議者開始的。當時我們正在上課，忽然收到來自校長沙菲克的郵件，她寫道：“今天，我不得不做出一個我希望永遠不會做出的決定。”
前一天，這位去年10月上任的女校長被傳喚至美國國會，就如何應對反猶主義接受國會議員問詢。沙菲克在明确表示會打擊反猶主義言論，還透露出學校對部分學生和教職員工的處理。她因這一做法被部分哥大學生和教職員工抨擊為告密者。
這封郵件宣稱，一群支援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學生群體對學校安全構成了威脅。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麼一群抗議的學生會被一種如此強烈的語言所定義和描述。
課間休息時，我和同學們一起沖下樓，此刻有上百名學生圍着巴特勒圖書館前的草坪進行行走抗議。他們喊着去年10月以來在這座校園裡時常能聽到的口号，臉上寫滿了憤怒。我的美國同學笃定地看着我說：“這是反越戰以來的第一次。曆史正在發生。”
1968年，也是4月，哥大學生為抗議美國政府支援越戰，要求哥大停止與一個為戰争提供武器研究的公司合作，占領包括漢密爾頓大樓在内的五座建築長達一周。最終警察逮捕700餘名學生，這次并不溫和的行動導緻十幾名學生和警察受傷。1980年，哥大學生要求學校從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政府撤資。
此前一天，哥倫比亞大學生團體“哥大種族隔離撤資聯盟”（CUAD）的成員開始在校園草坪上支起多頂綠色帳篷，建立了“加沙團結營地”。
4月22日，“加沙團結營地”中的智語。
這個成立不到一年的學生聯盟由116個學生組織組成，跨越9所學院，上千學生參與。其中包括“學生支援巴勒斯坦正義”（SJP）和“猶太和平之聲”（JVP）這兩個支援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組織。根據哥大官網，去年11月，這兩個組織因發起未經授權的遊行及威脅校園安全而被學校關停，直到秋季學期結束。
抗議學生團體的核心訴求包括三點: 切斷與以色列相關企業的财務聯系、大學财務透明化以及特赦因參與抗議活動而受到處分的師生。
以上訴求受到一場從2005年開始的和平政治運動的影響。它的全稱為“抵制、撤資、制裁”運動（下稱“BDS運動”），其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壓，促使以色列遵守國際法，呼籲以政府停止占領巴勒斯坦國的領土，尊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平等權益，并尊重居于海外的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權。
但在以色列眼中，BDS運動被視為“旨在剝奪以色列合法性的一種政策”。反對者認為該運動會阻礙雙方對話，因為後者對話的前提是要先承認以色列是殖民國家、是在進行種族隔離。以方認為，這樣的語言是在将自己妖魔化。以色列戰略事務部稱它為反猶運動，并積極向歐美議員遊說立法反制。
如許多美國私立大學一樣，除了每年從學費等方面獲得的收入（revenue），哥大有一部分長期收入源于捐贈基金（endowment）。2023财年，哥大的收入為62億美元，其中學費占比24%；而捐贈基金高達136.4億美元，位列全美大學第13名。哥大的财務報告表明，該校年度預算中，有12%是通過捐贈基金支援的。這部分資金的55%用于對學生及教職工研究的支援，剩餘45%顯示為其他用途。
一般來說，大學會委托專門的管理者将捐贈基金配置在股票、房地産和私募股權投資（包括風險投資）等資産類别上，然後獲得相應收益。這種投資方式成為美國諸多大學發展的重要财政來源。
哥大捐贈基金配置設定一覽。來源：哥大捐贈基金管理與表現報告
而這些挺巴學生的訴求是希望學校财務進一步透明公開，并停止向從加沙戰争中獲利的以色列公司和武器制造商等其他企業提供大學的捐贈基金。沙菲克早前表明，哥大不會從以色列撤資，但會投資加沙的衛生和教育事業。這被抗議學生視為不可接受的做法。
在我采訪的十多位抗議學生中，無論他們是否與巴勒斯坦有骨肉聯結，都與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大國壓迫等理念共情。我不清楚是否所有人都了解撤資的經濟意義，或是運動的曆史淵源，但每個人無一不提到這場戰争對于加沙平民的摧殘。
截至5月9日，以色列對加沙的襲擊已造成超過3.4萬人死亡、其中41%為兒童，另有7.8萬人受傷。而哈馬斯去年10月7日襲擊造成以色列死亡人數為1139人，7252被劫持人質中仍有128人被扣押。
對抗議學生來說，每日晨會更新的這些傷亡數字雖已稔熟于心，仍是觸目驚心。單單這一點，就使他們可以不顧紀律處分甚至警察逮捕的風險而紮營抗議。
成百上千的抗議者中，也許會有所謂思想極端者，但能與我分享個人經曆與真誠訴求的人，并非随波逐流。
他們告訴我，媒體太過關注反猶主義，卻沒看到其批判的對象不是人，而是一個國家。他們說，從去年10月甚至更早以來，反猶主義就成為一些人抵制為加沙戰争發聲的武器，他們無法接受校方對抗議學生的處分處理。他們說這一次紮營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因為自己的聲音長期受壓，僅剩下這一選擇，為的是得到校方行政層的關注。
這一次，他們不僅得到哥大高層的關注，更在紮營次日引發了一場全美國高校的“挺巴”運動。
但對許多猶太學生來說，當他們看見以色列國旗被劃上紅色叉号，聽到諸如“以色列是恐怖國家”“我們不要猶太複國主義者”等熱血沸騰的口号，他們感到自己存在的危機。
許多猶太學生離開了校園。我能采訪到的猶太學生中，幾乎每個人都表達有受到一種心理與情感上的沖擊。此外，猶太學生内部也有不同想法——有人覺得這場運動因其激烈訴求中提到了反對以色列存在的合理性，進而構成了反猶主義威脅；另一些人則認為反猶主義已經被政客當作說辭，不僅勾起自己民族的傷痛記憶，更是扭曲了本來并沒有大量存在的事實，進而赢得對政客來說有利的叙事。
具體的口号與抽象的主義
“自由，自由，巴勒斯坦！”
“公開，撤資，我們不休息也不停止！”
“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會自由！”
“我們不要猶太複國主義者在這裡！”
“隻有一個解決方法，Intifada（阿拉伯人起義）革命方法！”
4月30日，抗議學生們頭戴象征巴勒斯坦的黑白頭巾，手拉着手，圍在被占領的漢密爾頓大樓外。當警察再度進入校園後，他們一次又一次重複着這些口号。
其中一些口号被校方認為具有明顯的反猶主義傾向，比如“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會自由”這句話中的河流指的是約旦河，大海指的是地中海，但兩方的解釋卻截然不同。
4月17日的聽證會上，校長沙菲克在接受國會質詢時，被質問是否認為這個口号反猶。“在我看來是，有些人則覺得不是。”她如此回答。美聯社認為，這樣的回答“回避了一些陷阱式問題”。
去年11月，國會唯一的巴勒斯坦裔女議員特萊布（Rashida Tlaib）因在社交媒體使用這一口号而被譴責。譴責的議員們認為，這個口号在影射對以色列的清除。特萊布回應說:“如果将批評以色列政府視為反猶主義，将開啟危險先例——這将壓制為人權發出的不同聲音。”而在4月17日，衆議院以377票支援、44票反對的結果将該口号定義為反猶主義口号。
從小在自由派猶太社群長大的Jeremy Faust認為，“從河流到大海”這句話對他而言還好。“但其他如Intifada會讓人覺得被攻擊，或被勾起一段不美好的曆史記憶。”
Intifada源于阿拉伯語，意思接近“甩開”、“扔掉”某事或某人。該詞用在巴以鬥争的語境裡，意思成了巴勒斯坦人有組織地對以色列軍方發動起義，它既是民間鬥争，同時也有政治引導。
另一名猶太學生Melissa Saidak則說，幾乎所有口号——無論是要求猶太複國主義者離開，還是從河流到大海——都讓她感到十分不适。身為猶太複國主義者的她，在這次抗議運動中感到自己在同輩中是極少數的異類。
支援巴勒斯坦的學生也有同樣被邊緣化的感受，但與大多數猶太學生不同，他們感到被媒體與社會曲解。
“我的很多朋友都被保守派稱為親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者，我完全無法了解。”在哥大念大四的巴勒斯坦學生Noor如此表示。因為擔心被曝光給自己帶來不利影響，她不願透露自己的姓氏。在她看來，主流媒體關注的是這群學生是否反猶，卻忽略了後者的真正目的。“我們隻是一群學生。我們通過藝術的方式，試圖讓人們關心成千上萬被殺害的加沙人民，但我們的大學卻在縱容（兇手）。”
Noor提到的藝術，指的是營地自發組織的創作活動。學生們會在油布上進行集體創作，有時是智語，有時是插畫，都圍繞一個主題：紀念遇難的加沙平民。
現場有時也有自發的樂隊表演。傍晚時分，幾個人圍坐一起，彈吉他、吹長笛，唱起各種歌謠。其中一首原創是這樣唱的: “巴勒斯坦在看，我們不會搖動，就像在河流邊種下的一棵樹，我們不會，我們不會搖動………”
這首歌曲已然成為營地主題曲，4月30日晚警察逮捕學生時，一群抗議女生就手拉着手唱着這首歌。
按照理想說法，抗議活動中的口号和話術應該是值得推敲的，參與者也最好能是對曆史有着正确評判的正義戰士。但在現實世界，沒有完美的教義，也沒有無暇的人。
尤當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大環境中，人之軟弱時常被标簽化成為彼此攻擊的把柄，如果加上自認為道德正确的宗教或價值信念，無論哪一方的人，都會從具體變成模糊的統一體……這樣的困境使我屢次不知何解。直到我試圖走近這群被媒體、被公衆、被全美國甚至全世界所定義的學生群體，在一個個具體的人身上，我看見了沖突，看見了熱情，也看見了曆史。
“挺巴”學生：營地才讓我感到安全
4月29日，從哥大新聞學院俯拍營地全景。
Noor是在香港長大的巴勒斯坦人。她的母親來自紐約，父親來自巴勒斯坦。我見到她的那天是4月27日，營地已經建立一周，小有規模。她盤腿坐在草坪上，和我講述她的故事。
她在香港生活了15年，從沒覺得和巴勒斯坦身份有深刻聯結，因為當地人都視她為外國人。但是當回到美國康涅狄格州一所寄宿學校上高中時，她開始體會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認同。“有一次暑期營會，我在自我介紹時說我是巴勒斯坦人，有一個女孩立刻說，你指的是以色列嗎？”她回憶說，“我不得不開始為自己的存在而辯護。”
以色列1948年建國後，Noor祖父母家所在的土地被劃到以色列，于是他們移民到黎巴嫩。1975年黎巴嫩内戰開始，他們帶着Noor的父親逃到紐約。Noor覺得，在美國，沒人願意聽巴勒斯坦人的故事。
采訪當天，她表示擔心自己在畢業前被停學。4月18日紐約警察第一次逮捕108位學生後，4月23日，哥大大學校園之一的巴納德學院，53名學生被處以臨時停學處分，他們的ID卡立刻失效，宿舍、餐廳、教室都無法進入。巴納德學院表示，這是為了維護一個“沒有騷擾，沒有歧視”的安全環境。
讓她沮喪的是，外界的關注點一直在于抗議學生是否具有反猶傾向，是否對他人安全構成威脅。“諷刺的是，學校把我們當成行為極端的一方，但事實是，學校在把自己的學生趕出宿舍。”Noor無奈表示，“我們的營地才是讓我感到安全的地方。”
對于媒體的報道，她也感到不滿。“直到常青藤大學學生被警察逮捕時，人們才開始關心這個事情。而此刻，成千上萬的加沙人正在死去，難道鏡頭不應該對着他們嗎？”
4月28日，“挺巴”抗議學生正在制作智語。
營地因為建立在草坪上，四周的灌木叢成了天然屏障。學生們在灌木叢中插滿了巴勒斯坦小國旗，旁邊配有燈串。草坪靠近學校中央的外圍挂着一塊大方布，上面寫着“歡迎來到巴勒斯坦人民大學”，靠近圖書館的入口處也挂有“與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的智語。
營地兩側立着一百多頂帳篷，中央是活動空地，桌子上的白闆寫有每天的日程表。食物區則供應每日三餐、零食和飲料。角落裡的一個帳篷上貼有“人民圖書館”的标簽。
營地的食物區一角。
對于初次進營的人，學生們會建議先閱讀旁邊擺放的社群規則，第一條是“人人平等”，還有一條寫着“請不要亂丢垃圾”。
營地成立幾天後，一個略顯陰冷的周末晚上，我作為學生記者在拍攝記錄，誤打誤撞進入一個閱讀小組。約十五個學生在草坪上圍坐一圈，閱讀着圖書館分發的小冊子。他們也給了我一份。其間下起小雨，旁邊的一個女生将她的傘撐到我的上方。學生們在雨中繼續讨論書中所講的抗議政策。
事後，一位閱讀小組的組織者告訴我，她的家人分别來自波多黎各和智利，父輩曾因為美國在兩國曆史中的介入而深受影響。她将其形容為“美國暴力的帝國主義”。和許多抗議學生一樣，她相信有關巴勒斯坦的議題是所有被壓迫民族的共同議題。她在哥大社工系讀碩士，去年10月初就參與過呼籲解放巴勒斯坦的抗議遊行。“我們的訴求根本得不到學校的回應。我們用盡了所有方法，這（紮營）是不得已的最後一步。”她說。
從抗議開始那天，學校将每天的下午2-4時定為媒體時間。這段時間，各大媒體的記者會拿着相機在營地内外穿梭。學生們是以成立了應對小組，隻有受訓過的群體才會接受采訪。一些重要時刻，他們還會自發舉行媒體釋出會。
之後的集會中，我時常聽到“帝國主義”“反壓迫”“解放殖民地”等詞彙，是以集結的學生們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種族，并不是隻有巴勒斯坦裔或穆斯林。唐伯彥就是其中一位。
唐伯彥是出生在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也是CUAD中的一員。我初次遇見他是在4月24日的全校大遊行中。他當時在遊行的隊伍之外，時常跑到最前方，指揮隊伍前行的方向。
4月24日，唐伯彥（左一）走在全校大遊行的隊伍中。
再次遇見他是在學生占領漢密爾頓大樓的時候。他依然腳步匆忙，在抗議學生的外圍，有不同的學生小組相繼來找他開會。當晚采訪他時，他時不時和往來的學生打招呼。我問他是否為CUAD的組織者之一，他說該組織并不分等級。“如果非要有一個稱謂，我隻是學生中試圖提供幫助的一員。”
唐伯彥的父母來自江蘇，他形容自己屬于“典型的華裔二代”——父母都很低調，也希望他不要太出頭。高中時，他就組織過加州的青年氣候罷工運動。2015年沙特武裝幹涉葉門時，他在網上看到由美國出資建造的炸彈被丢向葉門的一輛校車，導緻幾十位兒童死亡，他說就像今日加沙希法醫院或納賽爾醫療中心遭遇的情景。
“這就像是帝國的面具在人類面前被揭下，所見之處隻有它的醜陋與怪誕。”唐伯彥說。
這次的紮營抗議是他經曆過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一次。采訪結束後，他拿起手機，詢問朋友是否可以讓他借宿一晚。“你們有沒有空氣床墊？”打完電話，他劃動着手機上的消息，忽然擡頭對我說，“你看，這都是我媽發的。我有幾天沒回她消息，得給她回個電話了。”
不久後，警察進入校園。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捕。5月1日淩晨一點半，他回複說自己很安全，他的朋友也被警方釋放了。
猶太學生中的不同觀點
第一次見到Ray的時候，她在營地的一個帳篷前，跪在草地上俯身畫畫。
“你的畫很好看。是巴勒斯坦小孩嗎？”“謝謝你。是的。”說着，她拿起手機，比照着網絡上的圖檔繼續創作。Ray是巴納德學院學習藝術的大四學生。作為一名猶太人，她說她希望别人知道，也有猶太人在支援加沙被殺害的平民，在為巴勒斯坦發聲。
4月29日，Ray在營地帳篷外展示的畫作。
但像Ray這樣的猶太學生并不多。加沙團結營地活動啟動後，挺以學生在哥大日晷旁校園主道的草坪内插上了以色列國旗，旁邊還用國旗圍成一個大衛之星。被哈馬斯綁架的以色列人質照片被貼在距離營地不遠處的一面牆上，上面挂有以色列與美國國旗。
4月25日，營地對面的牆上挂着以色列國旗，旁邊貼有人質照片。
4月29日，當學校和抗議學生談判崩盤，支援巴勒斯坦的學生開始繞着全校行走抗議。此時，幾名支援以色列的學生站在台階上，來自巴納德學院的Tova Segal就是其中之一。
對她來說，其中一些口号堪稱威脅。“90%的猶太人是猶太複國主義者。這樣的口号對我來說相當于是在呼籲，不要讓任何猶太人出現在學校。”Tova說。
猶太複國主義（Zionism）是19世紀晚期掀起的一場猶太民族複興運動，旨在号召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傳回古代故鄉重建猶太國家。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資料，61%的猶太人認為以色列是上帝賜給他們的土地，12%的猶太人認為不是。
除了以色列本土，紐約是猶太人聚居最為密集的城市。在哥大，約13.6%的大學生是猶太人。哥大為此設有專門的猶太學生活動中心。
Tova從小在紐約布魯克林的猶太社群長大。“猶太教是我的文化，我的信仰，我的一切。而以色列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她如此形容。
4月28日晚，洛氏圖書館前的草坪上插滿以色列國旗。
“有時我會感到一種憤怒，一種由心而發的情緒。就像是我需要離開這裡。時間久了，我就麻木了。”Tova說，她不知道為何這麼多學生與教授在接受一方看似絕對正确的叙事，而學校校長在郵件中屢次強調警惕反猶主義，卻并沒有讓她覺得被這所校園接納。
抗議學生們會說，他們反對的是猶太複國主義者。一次晚間集會中，講話的學生兩次停下來，提醒大家不要錄音，他提到會議安全問題，表示擔心學生中間有猶太複國主義者。
社工系的猶太學生Melissa認為，這個詞在這次運動中失去了它本身的含義，因為好像所有猶太複國主義者都被貼上了壞人的标簽。“任何覺得以色列有權存在的人，都被劃分在不予對話的架構内。”她直言。
正如營地門口的社群規則裡寫着，不要與對立方對話。她認為這對猶太人，尤其是來自以色列的猶太人來說極不公平。“他們的期待是，讓來自以色列的學生放棄對自己國家的忠誠。”
這場抗議，不僅停留在支援停火、批判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層面，也夾雜着曆史遺留的宗教、地域、民族沖突等問題。Melissa說，她曾試圖去營地和學生們對話，但因為她戴着狗牌（以表達對以色列人質的支援），學生們對她以沉默回應。有一次，她戴着狗牌走在校外，還被一個抗議者稱作恐怖分子。
Melissa說，自己同樣關心加沙的情況，可這樣的抗議已經走向極端化，并不能真正幫助危機中的加沙。她認為，像“學生支援巴勒斯坦正義”這樣的學生組織正是利用這樣的時機宣傳自己的叙事版本，例如讓大多數人相信以色列是殖民國家，是恐怖主義國家。“讓我沮喪的是，那些不了解巴以曆史的參與者會覺得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告訴我，什麼是猶太複國主義。然而我，一個猶太人，卻無法講述我們自己民族的曆史和傷痛。”
而Ray在營地裡的堅持，也根植于她的猶太教信仰。第二次見她時，她已經在營地住了12天。她邀請我進入帳篷，給我介紹裝飾在帳篷外圍的挂布。挂布上是她将家庭禱告詞作為藝術元素的作品。
她和穆斯林同學前不久一起在營地慶祝了逾越節。“我們中的很多人從小就被教育，以色列是我們與大屠殺再次發生之間的唯一保障。”
但正因為祖輩受過迫害，她不想再看到對其他民族的迫害再次發生。Ray的兩肩分别紋有父母的希伯來語名字。她的爺爺從奧斯維辛集中營逃亡，來到紐約，她的爸爸在紐約長島出生。她說，她的家人時常活在世代創傷的恐懼裡。
“但是，我本人在一個反猶太複國主義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她說，“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可原諒的，那一段曆史卻被我們刻意忽略。”
她始終相信，以後在中東，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可以和平生活在一起，但這個地點不是以色列。“我去過以色列，那裡很美。隻是它建國的基礎并不符合猶太教的根基。”
4月29日，Ray已在營地住了12天。
我所采訪的猶太學生裡，也有處在中間地帶的人，他們既不支援加沙團結營地的抗議，但也認為把和平抗議定性為反猶是誇大其辭。
就讀大四的Jeremy是全國性學生組織J street U哥大分部的學生代表。這個組織支援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家園的存在，但認為巴以的未來取決于通過談判解決沖突，并批判以色列長期的占領。該組織在其使命宣言中提到，“以色列無休止的定居點擴張、緩慢吞并與強制占領違反了國際法，踐踏了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并将以色列進一步推向永久沖突、非自由和不公正的道路。”
Jeremy直言，他仍然相信猶太人有權利進行民族自決，但他對内塔尼亞胡政府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他不贊同學校以維護安全、反對反猶主義為由而武力拆除一個非暴力的和平抗議營地。“反猶主義當然存在，但它被過度誇大，忽略了那些在談論加沙本身的抗議者。”他說。
警察清場：關于校園安全的迷思
4月30日晚9點，我站在學校阿姆斯特丹大門對面的街口，目睹紐約市警察将幾十位學生從校内帶走。
有的學生高喊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有的沉默不語，有的看上去仍在掙紮反抗。整條街道此時被圍欄封鎖。站在圍欄外的人群沖着警察大喊，“抓捕學生是無恥的”。早些時候，離校門不遠處的一群抗議者同樣被抓捕。對我們這些日夜追蹤事件發展動向的學生記者來說，這一刻還是來了。
前一晚在普利策大樓，忽然瞥見窗外一群學生走出營地，那時臨近午夜。我們抓起相機就往外沖，不到十分鐘，學生們開始再度進行行走抗議。當時有幾個人往校園另一塊草坪上搬帳篷。我跟着他們，拍照記錄，不一會兒，群聊中蹦出“去漢密爾頓”幾個字。
我沖向漢密爾頓大樓，那時抗議者已經用幾張桌椅把大樓的門死死擋住，一小片窗戶被敲碎了，一群抗議者進入大樓。幾百名學生在大樓前手挽着手，形成人牆。我們在人群中穿梭，試圖找到最合适的位置記錄一切。
當三位蒙面抗議者從大樓的外窗甩下一張寫有“Hind’s Hall”的油布時，人群爆發出歡呼聲。Hind是在一名被以軍殺害的6歲巴勒斯坦兒童。
4月30日淩晨，學生們在漢密爾頓大樓前抗議。
4月30日，抗議者從大樓的外窗甩下一張寫有“Hind’s Hall”的油布。
當天的抗議持續到淩晨4點左右。到了9點34分，校方發郵件稱，一群人占領了學校大樓，緊接着宣布封鎖校園。那天，我走在校園裡，十幾個學生睡在漢密爾頓大樓前“堅守”崗位，幾名女生睡在通往漢密爾頓大樓的過道口，
營地中有兩名穆斯林男生在跪拜禱告。校園從沒有這樣的安靜、空蕩過。
當晚，我看着警察将這些學生帶出大樓。一輛特種卡車帶着自動升降的梯子開了進來，特種警察全副武裝進入大樓。沒人知道大樓裡發生了什麼。事後，紐約警察局釋出了大樓内部的逮捕視訊，并發表聲明稱，一名警察在漢密爾頓大樓裡錯開了一槍，但沒有人員傷亡。
4月30日夜裡，警察進入學校逮捕抗議學生。拍攝：王智翔
4月30日夜裡，警察站在正被拆毀的營地前。拍攝：王智翔
第二天，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哥大分會譴責學校上司層要求警方介入的行為，他們稱這是在沒有咨詢大學教職參議院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過程違反了相應程式。
5月1日上午11點，沙菲克發郵件說：“這些學生在為重要事業而戰，即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反對加沙的人道主義悲劇。”但她說，占領大樓将安全風險提高到了無法容忍的水準。她還感謝了紐約警察令人難以置信的專業精神。
CUAD發聲明譴責說: 我們必須問自己，安全是為了誰？“我們隻能推斷，沙菲克所說的唯一安全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大學董事會的帝國主義利益和利潤。”
走進校園，警察随處可見。他們全副武裝的存在使人産生一種超現實的錯覺。仿佛校園成為一種軍事化管理現場。
4月30日晚9點，學校大門外被警察圍住。
據官方通報，44名占領漢密爾頓大樓的學生中，有14名是外來人員。猶太學生Mellisa認為，警察進入學校是這些“挺巴”抗議組織在更新運動中加入暴力行為的結果。她直言，最不幸的是那些不屬于特權階層也無力應對逮捕後果的學生。“他們和那些參與者沒有任何關聯，卻也付出了很重的代價。”她說，當事件更新的時候，她并不驚訝。因為她認為，這場運動的核心不是和平，而是要公開表明除掉以色列這個國家。她不覺得這是聲援加沙的有效做法。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挺巴”抗議學生說，那一晚，他不僅看清了學校行政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惜調用武力背後所代表的“資本家的僞善”，也有一些些體會到了加沙平民的日常處境，即使兩種情況無法相比。
當被問到外界對于“暴力學生占領大樓”的評價，他說：“就像所有的反抗運動一樣，這本身是一種對已有秩序的挑戰。”這位學生說，他覺得這場運動的核心不是恨，而是愛。
經曆了整個事件，我意識到人之有限——沒有完美的一方，也沒有絕對的正确。但當人們用政治符号定義具體的個人，不同立場成了彼此攻擊的武器。無論是哪一方的學生，都提到自己被邊緣化，被個體惡意攻擊，或是被社會貼上标簽的經曆。當具體的人被放進一套固化的意識形态架構，人性也就被判了“徒刑”。相應的，對話的大門也已關閉。所幸的是，仍有很多人願意理性讨論甚至辯論這場運動所帶來的反思與意義，而這些關注與回顧，也是留給曆史的重要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