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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宣傳】東漸佛陀煥盛唐神韻,誰為其披上中式華彩衣?

作者:甘肅省文化和旅遊廳

古印度式袈裟配以中國化面孔,便成就了唐代“豐肌秀骨”的典型代表——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一佛二菩薩”是衆多佛教雕像和壁畫裡相對固定的“搭子組合”,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能從中脫穎而出成為國寶級文物,其“東西合璧”的文化密碼鮮為人知。

作為甘肅省博物館鎮館之寶,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的坐佛高130厘米,左脅侍菩薩高183厘米,右脅侍菩薩高180厘米。該造像原位于被稱為“中國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第3窟左壁龛,20世紀50年代,因修建石羊河水庫而搬遷至甘肅省博物館收藏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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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的國寶級文物唐代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李亞龍 攝

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的主尊坐佛圓髻廣頤,其上陰刻水波紋,豐頤秀目,低垂下視,雙唇緊閉,流露出一種莊嚴沉思的神情。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紋呈梯形折出,線條流暢,洗練寫實。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跏趺而坐。

“水波狀的發紋,薄唇小口高鼻梁,這是典型的犍陀羅式風格造像。”甘肅省博物館講解員趙興浩近日向中新社、中新網記者介紹說,犍陀羅國,是古印度十六國之一,由于長期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其雕刻佛像“面形橢圓,雙目微高,鼻且直,嘴唇較扁薄,發紋呈水波狀……”

趙興浩說,這說明随着絲綢之路的交流,把佛教文化和石窟藝術帶入了整個河西走廊乃至中原地區,傳播過程中既有各民族友好平等、和諧交流的特征,又有中國本土特色,比如這一鋪造像的面部特征既保留了犍陀羅造像的特點,又已經明顯是中國人的大緻模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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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的國寶級文物唐代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李亞龍 攝

“主尊坐佛經後世多次重妝,彩繪已然斑駁,但比例勻稱,體态雍容,仍不失盛唐神韻。”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館員李永平接受記者專訪時介紹說,左側脅侍菩薩頭挽垂環髻,發绺披肩,面龐圓豐,神情超脫中又露嚴正;右側脅侍菩薩發髻聳起,餘發呈三绺垂肩,身體肌肉豐滿勻稱,略呈優美的“S”形,正是唐代“豐肌秀骨”的典型。

“一佛二菩薩”,一般包括主尊阿彌陀佛與脅侍的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也被稱為“西方三聖”。李永平認為,菩薩在佛教中被視為護法,“一佛二菩薩”意在普度衆生和傳播佛教教義,以及在度化中讓信衆超脫。是以在佛教藝術中,不管是在雕塑或者壁畫中,“一佛二菩薩”組合是一個非常多的存在。

東西蜿蜒約1600公裡的甘肅,石窟規模宏大,數量衆多,内容豐富,曆史悠久,且各個時代的洞窟都有不同程度的儲存,構成了一部相對完整的佛教石窟藝術史,被稱為“中國石窟藝術之鄉”。擁有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等衆多石窟的河西走廊,又被稱為“石窟藝術走廊”。

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原所在地——甘肅武威市涼州區天梯山石窟,始鑿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涼,距今已有1600多年,曆經北涼、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清曆代開鑿。

李永平說,武威是漢武帝所設四郡中,最靠近中原地區的一郡。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武威都是關中西部最為重要的一個城市,人口衆多。從中西亞前往長安的僧侶、商人、使者等,都需要在此進行較長時間的駐留和休息。古代著名的西域高僧、佛經翻譯家鸠摩羅什,就曾在此駐錫長達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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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9日,位于甘肅武威市涼州區境内的天梯山石窟吸引遊人參觀。田鵬鶴 攝

李永平說,作為中國早期石窟藝術代表,天梯山石窟的營造形式,被著名石窟專家宿白先生稱為“涼州模式”。據史料記載,北魏滅北涼後,曾經盛極一時的涼州(現武威市)佛教藝術受到重創,數千名僧侶、工匠、知識分子被遷到山西大同,極大影響了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石窟的開鑿,天梯山石窟也由此被譽為“石窟鼻祖”。

“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主尊坐佛的面相,即是‘涼州模式’中的一大特點。”李永平表示,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中國隋唐文化的源流是北朝,而北朝的文化源頭就是河西走廊,通過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這組雕塑,我們從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古代中國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這種深度交融。(文/中國新聞網記者 馮志軍 高瑩)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