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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甯四年（171年）十月，黃門令董萌在靈帝朝見窦太後之後，便屢次在靈帝面前為窦太後訴冤叫屈，靈帝接受了董萌的意見，常常派他去看望窦太後，并大大增加了窦太後的供奉。
見靈帝一反常态地全然不顧曹節、王甫等權宦的意願，去朝見窦太後，本來就與曹節、王甫處于争鬥中的董萌，就試圖通過上述舉動去迎合靈帝，來謀求可資自己制勝的因素。
但是，在太後問題已成為正直官僚與宦官集團沖突鬥争焦點的情形下，不論董萌出于什麼目的幫窦太後說話，實際上已觸動到宦官集團的根本利益，這就對他自己所屬的宦官集團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不久，曹節、王甫等人就誣告董萌，說他處處讨好窦太後而诋毀靈帝的生母董太後，董萌是以而被處死。
董萌之死，無疑向人們宣告，大權在握的宦官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在太後問題上做文章。
1、侯覽之死
宦官們處死董萌，對反對他們的朝臣來講，可能一時的确起到了殺一做百的作用，但不知宦官們想到沒有，董萌之死，也會讓靈帝強烈地感到不安！
那種強烈不安的感覺，當然會導緻靈帝讨厭甚至憎恨限制他自由的權宦們。
在對待窦太後的問題上，靈帝就感覺到，他們分明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竟然一點不考慮和體諒靈帝的苦衷。
宦官們的過分之舉雖然并沒有令靈帝感到可怕，但畢竟引起了靈帝某種程度的厭惡與憎恨。應該是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靈帝開始意識到，對自己所依靠的宦官，也不能沒有限制。
熹平元年(172年)四月，有青蛇從空中墜下，蟠卧禦座，久久不去，這不是吉樣之兆！為此，靈帝又诏令群臣議朝政之得失，以便改善朝政，以消彌天變。
自靈帝即位以來，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一系列宦官屠殺和陷害異己的事件，于是，朝廷出現了宦官們所希望的萬衆齊喑的局面。盡管靈帝再三強調議政當“靡有所諱”，但一時仍然沒有人敢再去招惹那幫宦官。隻有光祿勳楊賜上書隐斥權宦，并建議抑制權宦以消“蛇變”。
靈帝竟十分欣賞楊賜所言，并采納了他的建議。楊賜的祖父楊震、父親楊秉，皆以耿直著稱，是全力“扶持王室”、“輔政濟民”的重臣。
靈帝即位之初，三公一緻薦舉精通儒學、品行高潔的楊賜為靈帝的老師，而靈帝對自己的這位老師，也從來都很敬重。楊賜上書的這種效果，一方面自然與楊賜和靈帝的特殊關系分不開，另一方面還在于楊賜上書所言，正符合了靈帝限制權宦的願望。
這種“符合”，無疑使靈帝感到一種鼓舞，也就促使靈帝第一次很快将限制權宦的願望付諸行動。
在靈帝限制權宦的方針下，曾經是再興“黨禍”、屠殺“黨人急先鋒的侯覽，便交上了厄運。宦官侯覽，以其特有的巧言谄媚和陰險狡詐，在桓帝初年就當上了中常侍。多年來，他一直仗勢貪贓枉法，盡管楊秉、翟超等公卿守相屢次劾奏過他，但他總有本事化險為夷。
第二次“黨禍”之後，由于屠殺黨人之功，又以中常侍兼長樂宮太仆，由此更是專橫驕奢。是年五月，有人舉奏侯覽專權驕奢，靈帝即诏令收侯覽“印绶”，追查其罪，侯覽畏罪自殺。一個不可一世的權宦就這樣滅亡了，其黨羽也全被罷免。
侯覽的死，似乎又使宦官們重新有了危機感。不過，他們總會設法度過危機。
2、窦太後之死
六月，窦太後在南宮病逝。宦官們帶着擺脫危機、保全自己的目的，使有關太後“葬禮”的争鬥變得異常激烈。
在讨論有關殡殓窦太後的問題時，曹節、王甫奏請靈帝，用貴人禮殡殓，靈帝卻明确表示：
“太後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雲：‘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
于是，棺殓如儀，舉哀發喪。待将要安葬窦太後時，曹節等人又打算降低規格，而進馮貴人的靈位以配桓帝。面對如此放肆的宦官，靈帝雖然很惱怒，但因為他畢竟仍要依賴宦官，不便與他們完全翻臉，是以诏令公卿集議太後的葬禮，欲借公卿的力量制約宦官。
當是太尉李鹹正因病卧床不起，風聞“集議”之事後，即支撐起床，欲赴朝參加集議。
臨行前，他懷揣毒藥，與妻子決别說：“若皇太後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
數百公卿集聚一堂，人人都将監議宦官趙忠陰沉沉的臉色看在眼裡，是以公卿們集議開始好一陣子都彼此相觑，沒有誰敢先發言。
太尉李鹹雖然已抱定決心拼死為窦太後争名分，但是滿堂的壓抑氣氛，使他一時也不敢先開口。
這種情形使監議的宦官以為他們可以穩操勝券了，是以趙忠便陰陽怪氣地催促說：“公卿既已到齊，應該即時定議嘛！”
趙忠得意忘形的樣子，使廷尉陳球再也按捺不住，當即接過趙忠的話茬說：
“皇太後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
面對膽敢唱對台戲的陳球，趙忠皮笑肉不笑，帶着威脅的口吻說：“陳廷尉既有此議，何不操筆立議？”
陳球馬上取過紙筆，奮筆疾書。趙忠看了陳球所書，面色陡然大變，遂強裝鎮定，語中夾帶威脅地說：“廷尉建立此議，真是膽略可佳！”
此時的陳球，不再心存任何顧慮，順勢将郁集胸中的話淋漓盡緻地吐了出來：
“陳（蕃）、窦（武）既冤，皇太後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
陳球一番慷慨激昂的申說，頓時扭轉了朝堂的氣氛，滿堂公卿都起來附和陳球的建議。
集議之後，曹節、王甫等人仍不甘心，又在靈帝面前援引漢武帝衛後、桓帝梁後因罪不得配食先帝之例，力争取消窦太後配食桓帝的資格。
太尉李鹹則針鋒相對地上書為窦太後争名分和資格。靈帝遂拿着李鹹的奏章，強硬地告訴曹書等人：“窦氏雖為不道，而太後有德于朕，不宜降黜。”
這才為窦太後“葬禮之争”畫上了句号。
3、劉猛與段颎的“反差”
熹平元年(172年)秋，皇宮朱雀阙出現了匿名告示，聲稱：
“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後，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屍祿，無有忠言者。”
這一告示也說不清究竟是什麼人張貼的，它的出現使宦官們有了做文章的機會。這一旨在诽謗朝政的告示竟然出現在皇宮門上，在靈帝看來，這是對皇帝權力的藐視與挑戰，靈帝當然不能容忍。
對于告示所聲稱的“天下大亂”，靈帝會認為其中包藏着“惟恐天下不亂”的禍心，而“天下大亂”就意味着皇權、皇位的不穩固。
是以，這種惡毒的詛咒更令靈帝怒火中燒。這一令靈帝最不能容忍的告示又恰恰是站在“黨人”立場上的。
這樣一來，宦官們就會極其友善和自然地幫助靈帝由告示聯想到“黨人”的“圖危社稷”。這不僅會證明宦官們過去對“黨人”的鎮壓是多麼有力地維護了靈帝的利益，而且将再次證明宦官對靈帝的忠誠。
權宦們馬上充當了追查“匿名告示”事件的急先鋒。靈帝诏令司隸校尉劉猛從嚴查緝這一事件。劉猛因對宦官過去屠殺“黨人”極為不滿，并沒有認真查緝，是以追查了一個多月卻毫無結果。
于是，在權宦們的鼓動下，靈帝又诏令：降劉猛為谏議大夫，以禦史中丞段颎代劉猛為司隸校尉。段颎本為身經百戰的東漢名将，但為了保全富貴，總是曲意奉承和巴結宦官。段颎秉承宦官的旨意，一赴任就立即率人四處查緝，結果居然為這匿名告示逮捕了一千多太學生。
在追查“匿名告示”事件中，曹節、王甫等人雖然竭盡了全力，但是他們卻認為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在速捕太學生之後，宦官勾結段颎，又借故将拂逆他們旨意的劉猛治罪，可是很多朝臣都站出來為劉猛鳴不平，劉猛不僅是以被免刑，而且馬上又被靈帝征用。劉猛的事讓權宦們掂出，他們在靈帝心目中的分量遠不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樣重。
為了增加他們的分量，權宦們便醞釀了一個重大的陰謀。
4、勃海王悝謀反案
勃海王悝，是桓帝的親弟弟。桓帝是河間蠡吾侯劉翼的長子，他入嗣帝位以後，其弟劉悝就承封為蠡吾侯。後來因勃海王劉鴻無子而改承劉鴻遺封，成為勃海王。
延熹八年(165年)，因罪被貶為廮陶侯。劉悝為謀求複國，常常派人到京師周旋，賄托中常侍王甫代他向桓帝求情，并許諾若得以複國，即謝錢5000萬。桓帝臨死前，果然遺诏複封劉悝為勃海王。喜如所望的悝很快便探知到複封的原因，乃是桓帝顧念親情，并非王甫的功勞，于是将5000萬錢的“約訂”視為無效。
貪婪成性的王甫哪裡容得人家賴“賬”，于是對這筆為數不小的“賄債”一直耿耿于懷。
熹平元年(172年)十月，尚書令廉忠奏中常侍鄭飒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廉忠的奏書使靈帝陷入了異常的痛苦與不安之中，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現在他腦海裡。
劉悝不是一個安分的人，素來不甘寂寞。桓帝時，他仗恃自己是皇帝之弟，處處不守為匡者的本分，在外面喜歡結交那些不得志的剽悍之徒，在家裡則時常聚集着一群群不三不四的人。
對僭傲不法的劉悝，“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北軍中侯史弼曾為此上書，要求桓帝懲處劉悝，以防患于未然。然而，桓帝卻放縱自己的弟弟，緻使其後來終于犯下了“逆謀”之罪。
當初，靈帝剛剛即位，外面的流言就傳入宮中，說勃海王悝對沒有被立為皇帝很是憤憤不平，并蓄意不軌。後來又聽說他與中常侍鄭飒、中黃門董騰勾搭得甚緊。
而鄭飒、董騰以負氣仗義出名，在外面交際廣得很。
靈帝越想越恐懼，甚至幻化出劉悝篡奪皇位的種種可怕情景，并為此不寒而栗，以為自己一直擔心和謹防的宗室謀反，現在終于成為現實。
靈帝對“劉悝謀反”事件的反應，基本上都在王甫、曹節等人的預料之中，甚至連靈帝在這一問題上的心理活動，似乎也被王甫等人揣摩的一清二楚。
5、勃海王悝慘死
對勃海王悝懷恨在心的王甫，一直在暗中搜集網羅勃海王悝的過失、罪狀，勃海王悝的一舉一動，王甫等人早已了如指掌。
根據勃海王悝“僭傲不法”的過去和靈帝即位以來他的所作所為，再加上“勃海王悝蓄意不軌”的流言蜚語，憑權宦們的本事，早就可以導演出一幕足以令靈帝心驚肉跳的“宗室謀反”恐怖劇，但他們并沒有輕易拉開這部恐怖劇的序幕，而是在尋求和等待最為适宜的機會。
靈帝處置侯覽以來的一系列事件，使王甫、曹節等人産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危機感。
在“匿名告示”事件中，盡管他們表現出了對靈帝的絕對忠誠，但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是以他們準備抓住靈帝尚未從“匿名告示”事件的消極影響中完全解脫之機，不失時機地抛出了“勃海王悝謀反”的陰謀，好讓靈帝清楚自己的皇位時常處于岌岌可危之中。
于是，王甫等人授意司隸校尉段颎将鄭飒等人逮捕入獄，同時授意尚書廉忠誣奏鄭飒夥同勃海王悝謀反。
被恐懼與仇恨深深困擾着的靈帝，為了以儆效尤，決計以最嚴酷的手段來懲辦自己即位以來首次面臨的“宗族謀反”事件。
靈帝诏冀州刺史先将勃海王悝逮捕下獄，并嚴加拷打；接着又派遣大鴻胪、宗正、廷尉等朝廷要員同赴勃海，逼勃海王悝自殺。悝有妻妾11人、子女70人、侍女24人，都被害死在獄中，勃海國的傅相及其所有屬僚，也全被誅殺。
光武、明帝時期，是對宗室的嚴加防範與控制的時期，但是在那時，對那怕有真憑實據的謀反宗族，隻要對皇權沒有構成實際威脅，光武帝和以嚴酷著稱的明帝都實行較為寬大的政策，從來沒有進行過滿門抄斬的血腥而殘酷的鎮壓。
從這一比較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由于權宦們處心積慮的推波助瀾，哪怕是捕風捉影的“謀反事件”，都足以給異常虛弱、敏感的靈帝造成深創巨痛。
在以後的歲月裡，盡管靈帝不時被勃海王悝的“冤魂”困擾，但是直到臨死，靈帝也不肯對冤死的勃海王悝稍有宥諒之舉。
“勃海王悝謀反”事件帶給靈帝的恐懼程度，直接決定了靈帝對偵破這一“謀反案”的功臣們感激與倚重的程度。
王甫、曹節等12人是以受到豐厚的獎賞，王甫被封為冠軍侯，曹節增加封邑4600戶，而此前他所有的封邑總共才3000戶。宦官們的父兄子弟，有許多是以當上了公卿列校、牧守令長。段颎也是以由司隸校尉晉升為太尉，增封4000戶。
6、曹鸾之死
誅殺勃海王悝不僅使宦官集團的地位得到鞏固，權勢大為增長，而且更為重要的還在于這一事件對靈帝的一些決策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梁氏擅權及五侯助桓帝誅除梁氏的深刻曆史教訓，促使靈帝形成了依賴宦官鞏固皇權的思想，那麼，一次又一次全憑宦官鼎力相助才得以擺脫“皇位危機”的現實，則使靈帝依賴宦官的指導思想更加根深蒂固。
是以，在靈帝以後的統治歲月中，無論什麼情況下，靈帝都決不允許宦官們的地位有任何動搖。
誅殺了勃海王悝之後，靈帝對有損或危及皇權的任何人與事更加敏感。
在這樣的背景下，熹平五年(176年)四月，永昌太守曹鸾呈上了這樣的一份奏章：
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是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對皇帝的進谏，一般而言，以既不忤旨、又不顯揚的“順辭默谏”效果最好。任何激烈切直的措辭都會有損皇帝的權威與尊嚴，而由于觸犯龍顔，進谏的積極效果往往被削減，甚至适得其反。
曹鸾的上書就因太過方直而弄得靈帝盛怒不已。于是，靈帝立即诏令司隸校尉、益州刺史将曹鸾逮捕，結果曹鸾在獄中被拷打至死。緊接着，靈帝又诏令州郡重新清查“黨人”的門生故吏及“黨人”五族之内的親屬，凡是在官者，一律免官禁锢。
一紙上書，竟能引發這樣嚴重的事件，恐怕就不僅僅是“直谏犯顔”所緻。
導緻上書者被拷打緻死和“黨锢”擴大化的更為深層的原因，當是所謂“勃海王悝謀反”事件之後靈帝對“皇位不穩”的恐懼。
這時，有人為“圖危社稷”的“黨人”翻案，當然會使靈帝聯想到曹鸾上書的背後是否又隐藏着一個“圖危社稷”的陰謀。也許再三拷打曹鸾，正是為了要追查靈帝主觀臆斷出的那個陰謀。
一旦靈帝越來越緊密地将“黨人”與“圖危社稷”聯系起來，那麼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迫害“黨人”的災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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