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曆史：李約瑟的戰時中國行

文 ｜ 梅建軍

這是一本很特别的書，其文字樸實，娓娓道來，一段鮮活的曆史躍然紙上；一幅幅黑白圖檔，多是随手照的，雖難言精美，卻珍貴無比。因為這些圖檔所記錄的一切，随着時光的流逝，早已變得淡然而模糊；依循文字的講解，細細品來，那段特定曆史時期的人物風貌、思想碰撞、山河景觀和事件演變，依然韻味醇厚，既扣人心弦，又引人深思。

這本書名為《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書的作者是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劉曉和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以下簡稱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館長莫弗特。劉曉專長中國現代科技史，著有《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等，對中國現代科學史上的人和事知之甚詳。而莫弗特擔任館長已30餘年，對館藏的各類資料尤其是曆史照片了如指掌。

兩人各擅所長，合作寫出這樣一本特别的書，不僅全面、細緻地描述了李約瑟1943—1946年中國之行的種種作為和見聞，更展現了中國科學家和學者在極為艱難的情境下依然奮發有為、弦歌不辍的精神風貌。

一

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又譯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份極為豐富且厚重的學術遺産。作為20世紀的一名思想者、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學者，學術界和公衆的關注通常都聚焦于其學術遺産和著名的“李約瑟之問”上，較少深入探究其思想和精神遺産的内涵和意義。在李約瑟一生的經曆中，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之行可謂意義重大，因為自此之後他的研究興趣發生了根本轉移，實作了由生物化學家向中國科技史家的蛻變。

1900年，李約瑟出生于英國倫敦一個中産階級家庭。1918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以下簡稱劍橋）學習生物學；1925年博士畢業後，在霍普金斯爵士（1861—1947）的實驗室中從事化學胚胎學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的專著《化學胚胎學》，成為該學科的創始人。1934年出版《胚胎學史》。1941年，李約瑟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李約瑟在啟程赴中國之前，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學家。但魯桂珍（1904—1991）的出現，悄然改變了他生命的軌迹。

1937年，魯桂珍到劍橋攻讀博士學位，其指導教師正是李約瑟的夫人李大斐（1896—1987）博士。通過與魯桂珍和其他中國學生的接觸和交談，李約瑟對中國文化及其曆史産生了濃厚興趣，并在魯桂珍鼓勵下，開始學習中文，進而産生了去中國進行實地考察的強烈意願。

1942年，經不懈努力，他終獲英國政府派遣前往中國，身份為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1943年初，他抵達重慶，數月後創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旨在推進中英科學合作與交流。

啟程前，李約瑟接受了記者的采訪，談到他中國之行的使命有幾個方面，主要是加強官方的聯系，更重要的是調研中國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探求學術交流的契機，推動中英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

放下在劍橋相對安逸的科學研究工作，跑到戰火紛飛的中國，李約瑟顯然有自己長遠的計劃，中英科學合作館成立後，有了運作經費和從業人員，他便制訂了詳細的考察計劃，在戰時中國的後方奔走。不久還讓妻子李大斐到中國，擔任副館長一職。

李約瑟不僅願意來到中國，而且長時間地在中國生活和體驗，近距離地觀察和記錄戰時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這背後的驅動因素，應該是他所懷抱的對東方和中國文化尤其是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強烈好奇心和求知欲。

李約瑟在中國期間曾給魯桂珍寫信，談到他的感受：“從我初到這裡以來，你們的國家和人民所給予我的感受是無與倫比的。這是一個十分混亂的時期，然而正因為此，我能夠深入各處城鄉的生活（當然東奔西走曆盡辛苦）；我踏着孤獨的腳步闖入往往是廢棄的孔廟、僧院、道觀，因而充分欣賞了古樹叢中和荒園中傳統建築的壯麗景色。我自由地體驗了中國家庭和市集的生活，親眼看到一個社會在崩潰中等待着即将來臨的黎明時所經受的苦難。我說‘曆盡辛苦’，不是誇張。有時我搭個行軍床在荒廟裡過夜，有時蜷縮在合作工場的背後。除了免不了的蟲蛇百足之外，還有成群的大老鼠……那完全是一個不同的世界，我永世感激你帶我領略了這一切。”

二

讀《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一書，最深切的感受是，李約瑟對踐行出使中國的使命是如此盡責、盡力和盡心。自抵中國之後，他可謂馬不停蹄地在中國後方各地奔走和考察，詳細地記錄他所走訪的每一所大學和每一家研究機構的現狀，包括校舍、圖書收藏、實驗室設施、研究人員的數量、專長和工作内容。

在整個抗戰期間，沒有人如他那樣不畏艱難地走訪如此多的地方和機構，與如此多的人進行交談，留下如此細緻的觀察和記錄，包括所拍攝的大量珍貴的圖檔。要想認識和了解抗戰時期中國後方各地知識界學人同仇敵忾、堅忍不拔、迎難而上的精神風貌，沒有比李約瑟留下的記錄和評語更全面、更直接和更客觀的了。李約瑟看到并感受到了中國知識精英在國難當頭的境況下所煥發出來的堅韌精神。

為了讓全世界人民及時了解戰時中國後方的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狀況，李約瑟每完成一項考察都要撰寫相關報道，并發表在英國《自然》雜志上，1943年5篇、1944年2篇、1945和1946年各1篇。抗戰結束後，李約瑟和李大斐将這些文章彙集在一起，加上他們一起撰寫的工作報告、信件、日記、詩歌和演講，合編為一本書，名為《科學前哨》。

在此之前的1945年，李約瑟還彙集了他在中國拍攝的大量照片以及朋友贈送的有關陝北解放區科學研究狀況的照片，出版了畫冊《中國科學》。1947年，徐賢恭和劉建康挑選并翻譯了李約瑟發表的6篇在華考察的文章和3篇演講的文章，彙為一集，由上海中華書局以《戰時中國之科學》的書名出版。

2000年12月9日，為紀念李約瑟百歲誕辰，位于中國台灣高雄的科學工藝博物館與李約瑟研究所合作，舉辦了題為“李約瑟與抗戰時中國的科學”的展覽，首次展出了與李約瑟生平相關的大量實物和圖檔資料，包括他在中國考察期間所使用的證件、名片、地圖、筆記本，所收到的信件、聘書、獎章，以及硯台、書法和繪畫禮品等。

2015年9月，李約瑟研究所與英國布裡斯托大學合作，利用李約瑟在中國拍攝的大量照片，舉辦了題為“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的圖檔展覽。這一展覽此後還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弘立書院、深圳大學等教育機構中展出。展覽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一書的寫作。

三

李約瑟本人十分看重他在中國生活和旅行的這段獨特的經曆。

1948年，在向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送出《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劃的信件中，他說自己“極其幸運”，“因為我的職責使我能夠在戰時中國後方的廣大區域做深入的考察，而且我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就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這一主題向中國學者讨教，并留下筆記。我也有幸積累了一批優秀的相關中文書籍，并安然無恙地運回劍橋，現在正為我所用。是以，我隻能當仁不讓，因為這是天時、地利與人和賦予我的責任”。

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卷的“序言”中，李約瑟談到了寫作這部著作必須具備六項綜合條件中，至少有兩項與他在中國生活的這段經曆直接相關，即親身體驗過中國人的生活，有機會與一大批中國的科學家和學者建立密切的聯系，并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幫助。

這段經曆為什麼對李約瑟而言如此重要呢？在我看來，李約瑟從中找到了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事業，那就是通過東西方文明的互鑒，增進東西方之間的了解，進而為人類的未來開辟一條合作和共同繁榮的和平道路。

這樣一本書在今天出版有什麼特别的意義呢？是為了回顧抗戰時期中國科學的發展，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李約瑟在戰時中國的考察經曆，抑或是為了讓讀者更充分地分享李約瑟在戰時中國所拍攝的大量圖檔？

我認為，僅僅從這樣的視角去看待這本書的出版動機和價值，未免有些狹隘。如果能從李約瑟一生所從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事業來反觀他在抗戰時期中國的考察經曆，我們就能意識到，正是這一經曆奠定了李約瑟後半生著述事業的基礎及其精神内涵。

是以，當下出版這本書的意義不僅在于儲存完整而珍貴的曆史資料，更在于進一步地認識、發掘和揭示李約瑟的思想和精神遺産。

英國學者利昂·羅恰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李約瑟的思想“包含了政治遠見、開放精神和道德要求，值得我們繼承”。因為他的思想表明：現代科學和醫學遠未完結，仍處在發展之中；它們對“真理”可能并不具有壟斷性；非西方的文化也有可能修正人們擷取真知的途徑和方法；而研究非西方文化中的科學和醫學史将有助于建構一種多元化的科學，不僅完全認同自然和現實的複雜性，而且包容來自不同階級、性别、民族和文化的片面視角。

羅恰的評論反映了新一代歐美學者仍在反思李約瑟的思想和精神遺産，并肯定其積極的、長遠的價值和意義。從這樣的視角看，本書來得非常及時，必将進一步推動學界對李約瑟思想和精神遺産的研究，并推動對中國現代科學史的研究。

（作者系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所長。本文系《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一書前言，有删減，标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