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年— 427年），又名潛，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浔陽柴桑人（今江西九江附近）。陶淵明生活在晉宋異代之際，那個政治環境十分複雜的時代。他出來做過幾次官，在仕與隐之間徘徊，最終還是選擇了歸隐田園，直至生命結束。陶淵明作詩沿襲了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純熟境地，成功地将“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并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題材。陶淵明本人，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後世士大夫修築了一個精神家園，使得千載之下，任真尤存。
作者：九歌
曆來提及中國文學的頂流，世人大多下意識就想起詩騷李杜魂，而對于陶淵明的印象總有幾分微妙。
木心在《文學回憶錄》中曾講到他眼中的屈原與陶淵明。他說：“中國詩人，要說偉大，屈原最偉大”，“屈原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塔尖。”這個評價當然是很高的。接下來他卻道：“陶淵明不在中國文學的塔内，他是中國文學的塔外人。”
按木心後面所講，他的大緻意思是：陶淵明是個雙重的隐士。不僅他的人自紛擾的亂局中退歸田園，隐掉了，而且他的文學風格是恬淡沖和的，自然地隐匿在種種高言大論之外。是以他生前死後，默默無聞。是以，木心說：“陶淵明不是中國文學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而木心自己“走過的，還要走下去的，就是這樣的意象和境界”。
顯而易見，木心毫不吝啬地贊美屈原的偉大，但又毫無保留地偏愛着陶淵明。是以他還說“有時，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淵明”。
這種态度多多少少代表了中國部分文人對陶淵明的沖突感受：人們一方面并不覺得陶淵明有多麼了不起，另一方面又不自覺地被深深吸引，如同“自我”對“本我”的無意識追逐。
說起陶淵明，人們眼前大多會變幻出幾筆這樣的畫面：
小破廬前，東籬黃菊怒放，老夫子頭戴葛巾身穿短褐，正貓着腰撷下朵朵菊花。菊花曬得清香。他偶爾直起身抹一把汗，回望，日頭已西沉，餘晖卻映得半邊天愈發柔和，幾隻鳥低空掠過，三五下便不知何處去了。
我們随小鳥飛回一千多年以前，降落在陶淵明宅邊的五株柳樹上。這會兒屬于東晉時代，是晉哀帝興甯三年（365），離西晉滅亡已經48年了。陶淵明約莫在這一年出生。
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名三國兩晉南北朝）在大陸封建史上是出了名的大混戰、大分裂時代，短短三百多年間，就有三十幾個大小王朝交替興亡榮滅，篡與亂的争奪戰争此起彼伏。
三國故事裡魏、蜀、吳三分天下。蜀漢有諸葛亮坐陣賺取了後世最多的關注和眼淚，但蜀國是最先滅亡的，其次是篡漢的曹魏，又被西晉司馬氏如法炮制，最後是孫權的吳國。魏國的開創者曹操，他曾給漢朝最後一個皇帝獻帝劉協做丞相，他死了以後，他的兒子曹丕廢了漢獻帝自己做了皇帝。幾十年後，曹魏底下有一家姓司馬的大臣，把曹魏的皇帝推翻了，自己做了皇帝，改國号為“晉”。天道輪回，報應不爽，在此一刻，顯得格外明确。從後續曆史的發展脈絡看，司馬氏晉政權的日子也不好過。
司馬氏一家想方設法從異姓手裡搶來政權後，也難以安守江山。不僅朝廷中其他有權有勢的大臣将軍們對皇位虎視眈眈，而且皇帝家裡的子孫兄弟之間也在互相争權奪位，“八王之亂”發生時，西晉也不過剛剛建國而已。既然内部的政治都已經如此敗壞，那麼許多異族的敵人就乘虛而入。中國曆史上把這些外族人稱作胡人，當時有五種不同的外族胡人，各據一方建立了十六個小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其中匈奴族劉聰推翻了西晉，司馬家族的人便在建康（今南京）又建立起了東晉。西晉存在篡奪叛亂的問題，東晉也未能幸免。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名将，出身本貧寒，後立有赫赫戰功，官至八州督郵，受封為長沙郡公，死後追贈大司馬，可謂位極人臣。而陶淵明的外祖父則是東晉名士孟嘉，曾在重陽登高時因智對風吹落帽而傳為美談，他娶了陶侃的第十個女兒為妻，後來他們生下的第四個女兒又嫁回了陶家，就是陶淵明的母親。陶淵明的父親和母親，是表親。陶侃和孟嘉都是陶淵明仰望的對象，陶淵明曾在詩文中熱情地贊頌他們。
怎麼看，陶家祖上都是闊過的。但是陶侃子孫衆多，又衰敗相繼，幾十年後到了陶淵明這一脈時早已經不複舊觀。陶淵明的父親官職低微且去世很早，那時陶淵明才七、八歲，此後家境更是急劇淪落。
自陶侃時起，陶家便自鄱陽搬到了江州浔陽（今屬江西九江）。後來幾百年後唐代詩人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便是在浔陽江頭夜送客，邂逅了商人重利輕别離的琵琶女，聽她一奏琵琶曲，寫下了同傷天涯淪落之悲的《琵琶行》名篇。陶家早已分家，陶淵明随母親住在浔陽的柴桑，以務農為生。
陶淵明曾假托“五柳先生”之名寫過一篇自傳——《五柳先生傳》，他用一百多字，戲談自己的家境和志趣：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号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辄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箪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俦乎？酣觞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淵明略無介懷地直言自身的貧窮困窘，沒有飽腹的糧食，沒有禦寒的厚衣，居住的茅廬破破爛爛，四面飄風漏雨。即使如此，陶淵明也不屑于與世俗同流合污，“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他不慕榮利，不尚高談大論，性喜閑靜，好讀書，好寫文章自娛，好飲酒，安貧樂道又怡然自得，願就這樣慢慢老去。
有時候隻有自己挨餓時，倒還好，可是家裡還有老母親和妻兒要撫養，當日子窮得難以為繼時，陶淵明也曾出仕。
孟夫子有言：“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意思是出來做官本來不應是以賺錢為目的的，不完全是因為家裡窮。儒家主張士當以天下為己任，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以讀書人做官是為了實作救國救民的政治理想。可是孟夫子又補充說出來做官的人也可以有第二種情形，那就是掙一份俸祿以養家糊口。據說陶淵明一生曾做了五次官，這其中有時候是為了理想，有時候是為了緩解貧窮，他的第一次出仕就是第二種情形。
陶淵明第一次出仕大概是在他29歲時，擔任江州祭酒。所謂祭酒，也就是政府舉行重要典禮或祭祀的活動時，典禮上主持儀式的人。對于自己的初仕，陶淵明寫過一首詩來記錄自己的心情：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
将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裡。
冉冉星氣流，亭亭複一紀。
世路廓悠悠，楊朱是以止。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其十九
開頭兩句他就坦白了自己的苦惱，因為長期挨餓，是以才不得不放下農具去做官。然而又因為總是摸不着做官這種謀生養家之門道，是以總是擺脫不了寒冷與饑餓的糾纏。果然他做祭酒後不久，受不了官場的風氣，很快就辭職回鄉下種田了。
彼時偏安江左的東晉統治集團，在北方的進犯面前，仍然不能勵精圖治，也不曾真正下決心收複失地，反而忙于官官相護，排除異己。東晉一代，沿用曹魏時期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官吏的錄用和任職，不講德才高低，隻看士人祖籍，以至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可惜占據高位要職的很多人，包括東晉的幾個皇帝，往往對于治國安民之道一竅不通，專事遊蕩，縱情聲色。豪門士族大量占據良田山澤，将社會财富高度集中在手裡揮霍浪費，與此同時國家賦稅徭役卻隻壓在寒門小民身上。最終猛于虎的苛政，點燃了人民的怒火，隆安三年（399）晉末農民大起義爆發。
這場農民起義由孫恩、盧循上司，曆時十二載，對東晉政權造成了沉重的打擊。當時有個軍閥叫桓玄，是荊、江兩州的刺史，自告奮勇帶兵去讨平叛亂。桓玄的父親是桓溫，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曾長期為桓溫的僚佐。這時的桓玄還沒有表現出篡位的野心，陶淵明也就是在這時第二次出仕，他幫桓玄到建康上表，請求讨平孫恩。
等到桓玄讨平了孫恩，自身勢力更加壯大後，就開始生出了野心，想要自己做皇帝。元興二年（402），桓玄進兵建康，随後廢晉安帝自立，國号楚，改元大亨。那個時候陶淵明已不在桓玄手下任職，他前一年因母親去世，已經離職回浔陽。
元興三年（403），另一個軍閥劉裕要帶兵進京去讨伐桓玄，迎晉安帝複位。陶淵明第三次出仕，加入劉裕的幕府，給他做參軍，管理軍隊中的文書。不過，很快陶淵明就辭職不幹了，因為他發現劉裕也有野心。果然，十七年後劉裕代晉自立，在建康建立了劉宋王朝，開始了南朝（宋、齊、梁、陳）的第一個王朝。
陶淵明離開劉裕幕府後，第二年改任建威将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劉敬宣是當時另一個大軍閥劉牢之的兒子。劉敬宣看到劉裕平定桓玄，晉安帝複位後，就上表請求解職了，陶淵明也随之不做了。
陶淵明這三次出就軍職，時間都非常短暫。每次他都出于一點理想，希望為安定天下盡一點力量，可是世道往往都不如他所願。陶淵明最後一次做官是任彭澤縣令，那一年他41歲了。
陶淵明有五個兒子，還沒算上女兒，這麼多小孩，家裡又窮，種地難以維持生計。他的親戚都在勸他出來找點官職做，剛好他自己也有這個想法，于是就到離家不遠的彭澤縣做縣令。隻是做了八十多天，他就決心徹底告别官場，回去種田。從此之後，陶淵明到死也沒有出來再做官。即便劉裕當上皇帝，多次請他出來做官，他也沒有出來。
陶淵明一生五次出仕，但實際上做官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五年。他做官有時候迫于貧窮，有時候則是出于理想。
陶淵明有過大濟蒼生的理想，他在詩裡邊說過這樣的話：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
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
——陶淵明《拟古》九首·其八節選
他年少的時候想過一人仗劍，去四方周遊，說要去到已經淪陷在外族手裡的張掖（今甘肅一帶）、幽州（今河北遼甯一帶）。然而，當時北方五胡亂華，他是不能去的。
陶淵明還寫過一首《詠荊轲》的詩，贊美荊轲行俠仗義的英勇。荊轲是戰國時代的遊俠和刺客，有個比較弱小的國家燕國見秦國到處侵略，害怕亡國的災禍很快降臨，于是燕國的太子丹就找到荊轲，讓他去行刺秦王。荊轲願為知己者死，他去了，圖窮匕見之後，刺殺卻沒能成功，荊轲也就死了。可是陶淵明在詩中卻隻字不提荊轲被秦王左右擊殺的悲慘結局，反而着重寫了秦王的慌張驚恐，進而突出了荊轲的果敢與威懾，最後更是流露了對荊轲奇功不建的無限惋惜。
像這樣抒發抑郁不平的憤慨，還有很多。陶淵明讀《山海經》時，寫詩贊美過精衛和刑天：
精衛銜微木，将以填滄海。
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複悔。
徒設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
精衛和刑天都是古代神話中的人物。精衛是古代炎帝之女，因遊東海淹死，死後靈魂化為鳥，經常銜着木石去填東海。刑天和天帝争權失敗，被砍去了頭，但他不甘屈服，以兩乳為目，以肚臍作嘴，仍然揮舞着盾牌和闆斧頑強戰鬥。
陶淵明也有雄心壯志，也曾“猛志逸四海”，并非生來就是恬淡平靜的，特别是在那樣一個彼此争奪、刀兵相見的動亂時代。
陶淵明有心卻不受重用，一直徘徊在佐吏小官上。那些被視為“下品”、“濁官”一類的繁缛之職，“爵同下士，祿等上農”，位卑而祿薄。即便是小官，也來之不易，頗費周折。譬如最後一次出仕彭澤縣令，陶淵明本來沒有求官的門路，有賴于州郡長官的關照和叔父的多方打點，才被委任到小縣做官。
像王、謝兩大家族，他們子弟的初仕待遇，就跟寒門庶族出身的陶淵明很不一樣，如大書法家王羲之“起家秘書郎”，文壇領袖謝靈運一出仕就“以國公例除員外郎散騎侍郎”，東晉宰相謝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
此外，陶淵明還不像他的曾祖父陶侃那樣，懂得隐忍内斂，進退有度，默默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抓住機會便一飛沖天，破除門閥政治的重重障礙而位極人臣。相反，陶淵明眼見禍亂将起，想到是“逃祿而歸耕”，遠離泥潭而非迎難而上。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态度，恰好展現了中國古已有之的仕隐清濁選擇問題。
戰國時屈原對楚國一片赤誠忠心，卻信而被謗，忠而見疑，慘遭放逐江南，凡十六年，欲歸不得。他無奈地目睹了楚懷王被囚死，百年古都毀于一旦後，心灰意冷。在長沙的汨羅江邊，一位漁父見到了屈原，問他為何淪落至此。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他和世人不一樣，是以就被排斥驅趕啦。漁父卻不同意屈原的話，漁父的想法同大多數世人一樣，既然世道污濁，那就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好了，何苦自命清高，吃力不讨好。
漁父不能了解屈原堅守的意義，但陶淵明是懂的，并且同樣選擇了獨守清流的道路。
圖 | 劉淩滄 © 陶淵明像
陶淵明歸隐十五年後，昔日頂頭上司劉裕已經代晉自立，建立了劉宋王朝。劉裕想起了陶淵明，征召他出來做官，他不出。後來江州刺史檀道濟又去請，拿着好酒好肉親顧茅廬，用當初漁父對屈原說話的調子勸陶淵明：“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隐，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淵明回答：“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陶淵明沒有當場杠回去告訴檀道濟就是“天下無道”，而是淡淡地說自己不是個賢者，沒有做官的志向，最後也沒有收下送上門的酒肉。盡管當時他和妻兒都餓着肚子。
陶淵明不是個賢者嗎？他沒有出仕的志向嗎？顯然陶淵明難得說了一次假話。
陶淵明寫過一篇《感士不遇賦》，内容如題，是他仿照西漢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和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而作。他在賦中揭露了社會的黑暗，世道的渾濁，以至于正道直行之士日漸見棄，而奸邪讒佞之徒輩出。上古的淳樸風氣已經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會現實，是以伯夷、叔齊和商山四皓隻能悲歎“歸往何處”，屈原隻能發出“算了吧”的哀怨。在亂世來臨之際，陶淵明也是不屑于“逐其流而揚其波”的，他甘願做一個孤獨向善的真隐者：
甯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
既軒冕之非榮，豈缊袍之為恥？
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
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節選
這樣，由于陶淵明不被門閥士族把控的社會認可，政治地位也不高，家譜便沒有載入吏部。等到陶淵明死後六十年，曆仕宋、齊、梁三朝的沈約編修《宋書》時，竟然已經搞不清陶淵明的名字了。也就是說，陶淵明卒後不過五、六十年，沈約已經難以确定“淵明”到底是他名，還是他的字，于是沈約隻好存疑地寫：“陶潛字淵明，或雲淵明字元亮”。
至于陶淵明常作自娛的文章與詩歌，在玄言詩橫行的時代，亦不大受關注，更談不上受歡迎。
魏晉以來，兩漢經學讓位于玄學，玄風大盛，崇尚清淡（士族上流都好空談名理），随之衍生了占據東晉詩壇百年之久的玄言詩。玄言詩是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内容的詩歌，卻“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好不容易等到晉末宋初，老莊思想稍歇，這時候方丈詩人又登上舞台。
陶淵明卻似乎自始至終跟不上主流，他既不愛談玄，也不愛寫那通篇玄理佛理的詩。他隻寫寫日常生活中的感悟，寫寫種地種菜的苦與樂，比如在籬邊采菊，累了起身一瞥，南山霞雲滿天的驚豔；比如種豆時草盛豆苗稀的無奈，以及“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的欣喜。
加之陶淵明的文章和詩總有種“田家語”的憨厚樸實，與城裡主流的華麗文風相去甚遠，就更難入時人眼了。在那個環境下，縱使是他的朋友也不大能賞識他的文風。
顔延之與陶淵明私交甚笃，本是山東琅琊人，在江州擔任過軍功曹、刺史等職。他閑時經常跑到柴桑，找陶淵明一起喝酒，從早上喝到晚。他要到别處做官，知道陶淵明沒錢買酒，還大方送贈兩萬酒錢。在陶淵明死後更是為他寫下深情诔文，私贈谥号“靖節征士”。诔文中，顔延之盛贊陶淵明的人品，但對于陶淵明的文學評價卻僅有四字：“文取指達”。
顔延之的文風被時人稱“錯彩镂金”，“鋪錦列繡，雕繪滿眼”，他與謝靈運一起以詞采齊名，江左并稱“顔謝”。當時流行的正是詞采華麗的詩文。
南朝梁有個文學理論批評家鐘嵘，寫了一部《詩品》，将漢魏以來的122位詩人分作上中下三品，逐個點評了一番優劣。鐘嵘品評詩人，通常把詞采放在第一位。他将“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把“才高詞盛，富豔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這些人都被列入上品。而鐘嵘認為陶淵明是個品質高尚的隐士，但沒有什麼文采，故而列入了中品（曹操開創了建安詩風，卻因為文風古拙，更是被歸入了下品）。至于同時代另一位文學評論大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陶淵明不提一字，直接略過。
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本隻是為自己不能大濟蒼生而歎息，但他所歎的“士不遇”何嘗沒有包含知音斷絕的遺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