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億“二選一”賠償，蔡崇信不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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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1 20:52釋出于北京钛媒體APP官方賬号

文 | 深讀商業，作者 | 胡斐，編輯 | 劉滿心

持續6年的京東訴阿裡“二選一”案，本來已經塵埃落定，沒想到又起了波瀾。

深讀獲悉，阿裡在去年底一審判決後，近日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案件是以将進入二審階段。

2023年12月29日，北京市高院對長達6年的京東訴阿裡“二選一”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阿裡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二選一”的壟斷行為成立，對京東造成嚴重損害，應向京東賠償10億元人民币。

彼時，阿裡官方回應“尊重法院的判決結果”，半年後卻突然變卦，這是為什麼？此案進入二審後距塵埃落定或許又需要數年時間，将對行業帶來什麼影響？

01 阿裡為何出爾反爾

從案件本身來看，阿裡“二選一”的事實是十分充分的。

譬如在2015年8月，天貓宣布與迪卡侬、Timberland等20餘家國際品牌簽署獨家合作協定，産品隻能在天貓平台獨家銷售。2017年7月，多家服飾品牌商家稱，天貓以“獨家合作”為名，要求其關閉其他電商平台的品牌店鋪，否則将被削減活動資源、搜尋降級、屏蔽等。

自2017年8月開始，海瀾之家、真維斯、森馬、柒牌等上百家品牌陸續撤出京東，數量之多和時間上的集中，前所未有

公開資料顯示，不少撤出京東的服裝品牌，在京東的業績增長并不算差。譬如2017年1-8月，太平鳥、真維斯在京東同比增長分别為90%、40%，GXG的增速則為120%。而從彼時的線上服裝市場的份額來看，淘寶天貓占比80%以上，京東僅占8%。

阿裡的二選一，直接讓高速發展的京東服飾美妝業務遭到毀滅性打擊，影響持續至今。對這種行為，阿裡自己也“大方”承認。如阿裡高管王帥曾在社交媒體表示：“二選一本來就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也是‘良币驅逐劣币’。

不過，數年後阿裡和王帥被啪啪打臉。2021年4月10日，阿裡被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開下182.28億元的天價罰單，重新整理反壟斷行政處罰的曆史記錄。2023年底，阿裡又被判向京東賠償10億元。

很顯然，作為執電商行業之牛耳的市場老大，阿裡巴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這些服裝大牌在國内線上銷售網絡的重要管道。而在拼多多和抖音崛起之前，這些品牌想要線上上鋪貨銷售，除了淘系平台和京東，并沒有太多可選項。

“二選一”從阿裡角度而言，自然是為了防止京東對其形成有效競争，但這并不符合商業規律，原因也很簡單，一旦市場壟斷地位真正形成，壟斷平台的外部壓力幾近消失，平台将不再有更大的動力去改善使用者體驗和服務品質。相對的，品牌商家獲得不到更多的生意機會，消費者的選擇權等各項權益也被剝奪，隻能任平台宰割。

天元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楊毅律師告訴深讀商業，無論是2021年對阿裡巴巴開下的反壟斷“天價罰單”，還是半年前京東訴阿裡二選一的一審判決，都在相當程度上維護了市場競争秩序，也符合公衆和行業對制止二選一行為的期待。彼時針對“二選一”一審判決，阿裡巴巴在接受多家媒體采訪時表示：已獲悉此消息，我們尊重法院的判決結果。

半年後，阿裡突然決定上訴，令市場和行業始料未及。被告一方在一審之後上訴，本是是業内較為通行的做法，但綜合此案6年來的各種細節，阿裡全面“翻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根據阿裡巴巴2023年财報，公司2023年歸母淨利潤為766.44億。無論是此前的“天價罰單”，抑或10億的判賠金額，乃至2017年至今“二選一”訴訟的律師代理費，對阿裡全年的利潤來說都隻是“九牛一毛”。勝訴和敗訴，對阿裡而言并不會“傷筋動骨”。

但把視角放在阿裡權柄的“代際更疊”，事情可能更有意思一些——此前面對182億的天價罰單的配合，是逍遙子張勇在位時期的決策。如今蔡崇信新官上任，無論是組織架構還是商業決策，幾乎将張勇時期的“政治遺産”進行了全盤否定。

如今連“二選一”案件也選擇上訴，這也表明了以蔡崇信為代表的新一代阿裡上司層，對過往内部的管理決策以及法律對阿裡裁決的不滿和不服。

02 “法”和“錢”的高手蔡崇信

阿裡巴巴反悔選擇上訴，一号位蔡崇信必然是最終的決策者。

蔡崇信出身于法律世家，自己也是法界精英。譬如蔡崇信的爺爺蔡六乘，曾是杜月笙的禦用律師，負責處理蔣宋家族在上海灘的所有法律事務；其父蔡中，曾是第一位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台灣人。

蔡崇信是加拿大國籍，則具有耶魯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和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資格。其從業的前幾年，他在總部設于紐約的國際律師事務所——美國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擔任稅務組律師，之後擔任紐約管理層收購公司Rosecliff, Inc.的首席法律顧問。也是以，蔡崇信可動用的國際司法資源，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拟。

作為阿裡巴巴“十八羅漢”之一，蔡崇信自公司成立以來一直為董事會成員，并擔任首席财務官至2013年。接手阿裡巴巴董事局主席之後，他已經擁有動用這家公司所有資源的權力。

雖然這種身份，并不會讓阿裡巴巴在二選一案件中“有所優待”，但一如前文所述，無論是時隔近半年的上訴，還是上訴期後可能長達近幾年的重新審理，都為阿裡巴巴争取了不短的時間視窗。

在上訴期間，無論是國際司法資源還是可動用的商業資源，蔡崇信将如何出手，都是本案不可忽視的變量。

03 6年“持久戰”後，還要拖多久

公開資料顯示，京東與阿裡巴巴之間的“二選一”争議始于2013年。

彼時，京東公開指責商家被迫“二選一”；2015年起，京東向原國家工商總局實名舉報阿裡巴巴的這一行為。2017年，雙方是以争議對簿公堂；再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決，駁回了阿裡巴巴提出的“管轄權異議”，确認北京市進階人民法院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在此期間，中國電商行業也經曆了從“野蠻生長”到“強監管”的轉變。2020年底，針對“雙11”前後消費者反映強烈的網購先提價後打折、虛假促銷、誘導交易等問題，市場監管總局調查後對京東、天貓、唯品會分别罰款50萬元；

2021年平台經濟迎來“強監管”政策元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向阿裡巴巴集團罰款182.28億元。

而到2024年的今日，中國電商江湖早已不是阿裡一家的“後花園”——京東以自營為特色的品質電商，抖快為代表的直播電商，小紅書為代表的社群電商，再如拼多多等下沉平台的後來居上，曾經阿裡一家獨大的格局，已然變成群雄并起的多方逐鹿。

京東訴阿裡巴巴的一審判決，無論是作為國内反壟斷的标志性判例，還是作為電商行業規範化的司法注腳，對行業規範發展和消費者和商家的權益保護，都具有相當直接的促進作用。

如今阿裡巴巴選擇上訴，從平台利益角度和商業競争出發，固然無可厚非。但這也讓二選一案的塵埃落定，變得更加遙遙無期。雖然從去年開始，宏觀政策針對平台經濟，已經從強監管變成鼓勵發展，但就規範市場的角度而言，大方向并不會發生根本轉變。

也是以，“二選一案”的時間周期越長，其司法意義和社會意義都會逐漸遞減。“六年之後再六年”的司法馬拉松，無論是對平台自身和行業發展，實際并無助益。越早結案，對于電商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越有利，好處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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