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導師和學生陷入「隐形沖突」

人物

2024-05-06 09:20釋出于北京人物官方賬号

近年來，關于高校師生關系的讨論越來越多。不久前，華中農業大學和北京郵電大學研究所學生聯名舉報導師事件，再次将導生沖突問題推至我們眼前。在現行的導師負責制下，導師手中握有學生能否畢業、升學的權力，一旦涉及沖突，權力的天平極易向導師一方傾斜，學生打破沉默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林傑和當年還是碩士的劉業青從2020年起關注導生沖突話題，對28位國内不同高校的碩士及博士研究所學生進行過訪談。他們的研究發現，導生沖突是非常普遍的教育現象，而相比公開爆發的顯性沖突，「隐性沖突」是導生關系中更為普遍的現實。

由于導生之間的權力結構，面對無法避免的沖突和摩擦，學生往往會采取消極對抗的方式，不敢說，不願說，也沒必要說，用「不主動」來維持一種和導師的安全界限。最終，有些學生日漸麻木被動，待到心力耗竭，喪失解決問題的意願，師生關系無可挽回。也有些學生經曆了漫長的掙紮之後，決定和自己和解，不再過多投入情感，隻期盼完成手頭的事，盡早畢業。

根據2021年《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的資料，35.5%和60.1%的研究所學生有一定抑郁與焦慮問題，與導師關系是該群體心理健康的四大影響因素之一。這也意味着，如何處理導生關系，已經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

那兩年，林傑和劉業青也經曆了導生關系的跌宕。升入研二後，學業的壓力開始變大，學生和導師的學術合作越來越多，磨合與對抗、期望和現實的落差中，他們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良好的師生關系。

林傑意識到因材施教的難。哪怕他當了二十年的導師，面對一個新生的時候，以前的經驗依然會失靈。他開始主動溝通，站在學生的角度去了解、去體諒。劉業青也意識到，就像任何其他社會關系，人和人的交往裡免不了摩擦，當她卸下對導師固有的「濾鏡」之後，才能真正看見，并且了解人的複雜。

四月下旬，《人物》作者在北師大見到了林傑和劉業青。這是一間不大的辦公室，堆滿了林傑從各地淘回來的小擺件和毛絨玩具。他告訴我，這是為了讓學生能稍微放松一點，「至少他們不用成天對着我的這張老臉。」 我們聊起導生沖突的研究，也聊起最近兩起學生集體舉報導師的事件。

采訪中，林傑多次提到，導生沖突不隻是個體的失德問題，更是學術生态的整體「異化」。審計主義與管理主義的盛行，教育中原本應該被保留的「空間」被各種量化的資料所侵占、填滿。所謂的「卷」，最後都會轉嫁到導生關系上。「隻有重新營造一個自由的寬松的環境，才能從根本上減少導生沖突，回歸以人為本的這種教育的本質。」

以下，是林傑和劉業青的講述。

文｜王青

編輯｜槐楊

林傑：

「隐性沖突是更為普遍的導生現狀」

這兩年大家可能會覺得，各類導生沖突事件變得越來越多，師德問題、研究所學生意外數見不鮮。我一直做的是高等教育研究，也做了二十年的導師，無論是從學術的角度還是個體經驗層面，我都想去看一看，為什麼這幾年導生沖突和沖突越來越多，它意味着什麼？我們國家高校的導生關系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2020年，我和業青開始着手做這方面的研究。遵循研究倫理，我們沒有在本校進行田野采樣，而是選取了國内八所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高校，前後采訪了28位左右的碩博研究所學生。為了避免采訪對象因為我的導師身份而不敢吐槽，所有的采訪工作由業青主要完成。

調研的結果，說實話，我很意外。我們發現，導生沖突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教育現象，幾乎存在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導生關系裡。而相比顯性的公開沖突，絕大部分學生表現出來的是間接的、非公開的對抗狀态，我們後來将它命名為「導生隐性沖突」。

什麼意思呢？隐性沖突裡的學生，其實并沒有真正跟老師發生正面的沖突，前台行為幾乎了無痕迹，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就是「不主動」，會下意識地疏遠、回避導師的訴求。比如導師讓學生做一個選題，學生不敢說不做，但就一直拖着。老話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這個時候，學生可能就不修行了，一直拖到拖無可拖的地步為止。老師也有可能會對學生産生誤解，覺得對方不上進，就此撂下不管。

原因也很好了解。和一般的社會關系不同，朋友之間有了沖突，不聯系就好了，導生關系一旦締結，無論是導師還是學生，都沒辦法随意解除。我們國家大部分院校又是單一導師負責制，導師的權力很大，在不對等的結構之下，學生很容易會覺得不敢說，不願說，也沒必要說。

田野中，有些學生說得比較委婉，「導師很忙」，意思其實是不想聯系；也有些學生會認為自己的聲音不重要。比如有個學生說：「有一次我對他（導師）布置的一項任務提出異議，他直接打電話質問：你憑什麼這麼說，你什麼意思！我當時又懵又害怕，後來卻很困惑，大學教師不應該更包容與民主嗎？反正後來就不會說了。」

這種溝通障礙，也和導生交往中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地帶有關。當學生摸不清什麼程度的問題适合溝通、解決時，就會傾向「按兵不動」。有些學生會想象性地預演導師的反應，「被批還好，更怕被煩，索性就不問了」；還有些學生則會參考師兄師姐的經驗做法，前輩怎麼做，我也跟着怎麼來。

帶來的結果是，很多學生在導生交往中日漸麻木被動、暮氣沉沉，堆砌出自我保護的心牆。待到心力耗竭，喪失解決問題的意願，師生關系無可挽回。而導師原本就處在權力結構的上位，即使後來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也很難有動力改變。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沖突」本身是一個中性概念，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沖突，你讓它呈現、爆發出來，是更有利于社會整體的和諧和穩定的。但就像剛才說的，隐性沖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大多數情況下隻停留在心理層面的内耗、對抗，沒有導向正面的解決和管理。而這樣的模式又會被處于弱勢一方的學生不斷整合、内化，導緻不是在沉默中滅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喪失許多沖突覺察、幹預、和解的機會。

林傑辦公桌上，放着毛絨玩具

劉業青：

「用不主動去維持一種相對安全的界限」

調研的時候，我們一共訪談了不同高校、不同專業的28位研究所學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受訪者都和我表達過，導師擁有「扼住你命運的咽喉」的權力。它不僅會影響學生的表達意願，也是很多沖突發生的原因。

最典型的隐性沖突就是利益沖突，比如給導師打工、幹私活，能否給予相應的勞務報酬；尤其涉及學生是否能按時畢業，沖突和沖突會更容易發生。很多學生會直接說，我怎敢跟導師對着幹，我隻想順利畢業。我記得有一個采訪對象，他隻是因為沒按照老師的要求去聽講座，就被導師威脅是不是不想畢業了。

還有一類是觀念或者經驗層面的沖突。比如導師以「過來人」的經驗要求自己，講自己年輕的時候怎麼努力留一線城市，說學生不努力，但學生會覺得不同代際競争壓力不同，現在「内卷」這麼厲害，不是努力就能成功。

也有行為習慣方面的沖突。很多學生其實能夠認同導師的學術理念，分歧點是方式。有一個采訪對象和我說，導師布置一些任務或者否定他的建議時，會缺乏一些解釋，直接一句話，「你執行就行，我不要你覺得。」這時候，他會不敢再和老師說，也會感到很困惑，為什麼越長大反而越難和老師對話？

還有一個印象比較深的感受，至少有一類學生和我很像，從小在尊師重道的文化裡成長起來，遇到沖突的時候，很少會認為老師有問題，指責老師，會歸因于自己，怎麼能和導師有沖突呢，為什麼會這樣，有一個很強的心理鬥争過程。

往往越認同導師、重視求學的學生，越容易被喚起害怕情緒。其中一個采訪對象是這麼描述内心那種微妙的恐懼：「導師很用心在指導學生，我也很想學好，但是我比别人都怕他，怕他發火、失望，很多時候不會找他，跟他交流需要鼓起勇氣。是以也造成誤解，他認為我閉門造車，不能發現我中間出什麼問題。」

周遭環境也在影響着學生的表達意願。我遇到過很多學生，當他們主動跟同學或者家裡人說的時候，經常得不到了解，對方可能覺得這是一件普通的小事，一句吐槽，但對于學生而言可能已經積壓很久了。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視角下，落差真的特别大。這時候，他們就會覺得「說出來矯情，吞下去卡嗓子」。

另一個普遍的情況是學生的情緒困境。就像林老師剛才說的，導師處于強勢位置，很難切身體會到學生心裡的羞恥、卑微、驚惶不安和挫敗無助，很多時候，還會直接向學生發洩不滿、厭惡與無視。而學生隻能是這些情緒的承受方，如果不是極端的情況，他們不會表露憤怒。

在現實生活裡也是這樣，身份與權力更高者就是會擁有更多的情緒特權。而弱勢一方則會傾向用「不主動」去維持一種安全界限。尤其當導師沒有主動釋放溝通信号，營造包容的交往氛圍時，缺乏安全心理感覺的學生，往往會用沉默和回避來應對。

圖源電影《不求上進的玉子》

林傑：

「我感覺我就是别人家的導師」

研究導生沖突的這三年，我的心情一直很複雜，因為很多我身為導師的感受被确認了。那兩年我越來越覺得，早年和學生那種亦師亦友的關系變了，主要是 「友」的部分流失了，更多時候像是如師如父。

可能研一還好，到了研二階段，學生面對發表的壓力、繼續讀博還是工作的壓力，這種時候你還想和學生保持朋友的關系，真的很難。比方說當他們東西寫不好，研究思路不對，我就很容易着急批評，是以慢慢的，我也發現學生對我的變化，從原來很親近、很積極，轉化到不親近，甚至是用政策應對我的狀态。

一旦遇到沖突、摩擦，學生願意當面鑼、對面鼓的越來越少。當然，這裡面也有北師大的文化影響，學生整體比較乖，我不知道「乖」這個詞在他們看來是不是一個好詞，但我執教這麼多年，的确很少遇到學生怼老師的，哪怕當面争論，我不同意你觀點，都很少見，更不要說公開的當面沖突。但是這樣一來，師生關系就會疏遠，會停滞，這些我都經曆過。

導生沖突這個選題，最早也是業青提出來的。2020年10月，我們去外校開會，在計程車上，她講起自己的觀察，說和周圍同學、朋友聊天，發現大家對師生的相處都有困擾，又都不太敢正面說。她問我，能不能做這個方向的研究。

我想，業青提出這個課題，可能也和這方面的經曆有關。我記得當時看田野筆記，裡面有學生提到：「導師在課堂和朋友圈時而比較親切幽默，時而朋友般溫和，時而頤指氣使，變化大的時候很難适應。」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

後來我意識到，人都是多面的，相處久了，不同僚情、不同場合，我會變換不同的身份，我自己可能覺得切換得挺順暢，但學生沒辦法接受我變得那麼快，怎麼昨天我還和風細雨的，今天就忽然暴風驟雨了。如果跟學生換一個位置，我也會覺得自己有時候面目可憎。

做完這個研究，我也會反思，自己在師生關系的處理上存在哪些問題，比如是不是要更多尊重學生選擇的多元性，适當降低我的主觀期待；後來遇到沖突的時候，我會坦陳自己的不當，甚至向學生認錯。但直到現在，我依舊覺得，研究做好了，未必實踐也能做得好，大部分時候，我的感受是成就感與挫敗感并存。

成就感是當有的學生能跟得上，或者跟你比較投緣，在你的影響下，成長很快，這時候作為老師自然會有成就感。挫敗感是學生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能改變學生的地方微乎其微，有時候遇到學生的不了解，我也會很沮喪，有深深的無力感。

我經常跟他們講，「我感覺我就是别人家的導師。」因為我的确發現，相比自己師門的學生，别的老師的學生更願意主動來找我。剛才還有一個以前的畢業生來看我，他甚至都不是我們學部的學生，隻上過我的一門通識課，但畢業了，還會記得回來看我。

這大概就是距離産生美。

圖源電影《大學》

劉業青：

「我開始原諒自己」

回過頭看，提出這個選題，的确有我的困惑在。大概是研究所學生二年級，我忽然發現，很多事情都變了。

拿寫論文來說，研一的時候，我隻要完成課程論文、實作導師的想法，但到了研二，有論文發表的壓力，我開始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研究者，獨立解決問題，直接和很多博後、青椒（青年教師）去競争。對當時的我來說，是有挑戰和難度的。

我在河南鶴壁出生、成長，從小到大都比較聽話。大學階段，我在華南師範大學讀的教育管理專業，做過很多小調研，去支教做過農村留守兒童研究，很投入研究的過程，也覺得自己适合學術這條路。研究所學生考到北師大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算是轉了專業，是以無論是經驗還是知識層面，我都有從0到1的跨越過程。

導師對我的期待也變了。出錯的時候，他以前可能會簡單地批評，哪裡需要改進，但那段時間，他會特别直接、鋒利地指出來。有時候批評很難把握對人和對事的尺度，我一下子就會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安逸的學生，沒有人會輕易原諒我。

包括剛才說人的多面性，我是有體會的。那段時間，有時候我會覺得老師待人很平等，像朋友一樣，但遇到學術層面的摩擦，他又有很強的權威感，我在體驗老師不同角色的轉變之間，會遇到一些困難，不知道怎麼溝通、合作。

不光是我自己。平時和室友、同學聊起來，導生關系是非常主要的話題之一，我會發現，許多人都遇到過類似的困擾。比如導師對學生的論文構思幾乎完全否定；導師要做太多項目、課題，對自己的學術成長沒有幫助。是以，那次和導師外出開會，我就提出想要研究導生沖突的想法，他也很支援。

後來，随着田野的深入，我接觸到更多案例，也慢慢意識到，為什麼老師說的那種亦師亦友的關系很難做到，因為「師」和「友」這兩種身份，本身就存在權力勢差。

當我們說導師更有權力時，它是一種多形态交織的權力，不僅有制度規定的法定權力，還有倫理道德權威、社會影響力等等。當導師習慣了在學生面前的高地位、尊敬待遇，日常交流中就很容易出現一些不對等的話語或情緒。田野裡不少受訪學生就和我提到，導師批評的語言有時會無所顧忌，上升到個性打壓，或者給你的論文總結「幾宗罪」，很形象化也很紮人。

現在想來，這個研究對我最大影響就是，我開始原諒自己了。最早碰到沖突，我會覺得，為什麼總是我跟老師有沖突，别人就沒有，是我不行嗎？是我做得不夠好嗎？現在我會覺得，學生會犯錯，導師也會犯錯。很多時候，可能雙方都是出于自以為的好意，反而産生了誤解和分歧。

社會化方面，我也成長了很多。我一直生活在學校的環境裡，對老師、學生這些身份會有一個刻闆印象，會投射自己的期待。尤其在基礎教育、大學大學時，師生關系相對松散，更容易感受到導師對學生的尊重關心、無私幫助。我對自己的定位也是一個初學者、初出茅廬的小輩，被帶領被包容。

但到了研究所學生階段，整體學術生态近似職場和微縮社會了，不再是純粹以師生主體、偏重教育關系的「學校」。相比以前，師生交往會涉及更多面向，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其實特别大，難免會有碰撞，經曆了那段時間後，我會更加了解什麼是一個真實的人，人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老師說，這個研究對他有影響，我能感受到。後來，當他意識到我在回避，會主動找我，和我解釋當時說一些很重的話，内心是怎麼想的，即使彼此還有認同分歧，但至少我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願意妥協。另外，導師在指導論文的時候，也會更尊重和了解學生。

圖源電視劇《英文系主任》

林傑：

「不良的師生關系可以緻病」

導生沖突隻是近年來師生關系問題的一個表現。更早之前，我和另一個博士生還做過師門文化的類型研究。那幾年，關于研究所學生和導師關系異化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組織理論，就想要從組織形态角度，研究師門對研究所學生學術發展的影響。

當時，我們給不同的師門文化分了四種類型：散養式師門、部落式師門、家庭式師門、科層式師門。

散養式師門很好了解，導師除了要求學生完成學位論文之外，對學生、對師門活動規定很少甚至不作任何要求，師生之間的交流僅限于必要的學術活動，師門成員各行其是，互動很少。

部落式師門，它的上司風格類似于民主集中制，導師就像是一個部落的長老，會充分考慮學生的意見之後做出最終決策，對學生也非常負責。

家庭式師門，就像一個大家庭，師門成員之間不僅是學術指導或學術夥伴關系，而且形成了非常親密的私人關系。

最後一種是科層式師門。師生關系更像是一種等級鮮明的上下級關系，導師就像管理嚴格的老闆，會制定一些不成文的規章制度。師門成員之間的關系較為疏遠，多限于工作交流。

聽上去，你可能會覺得散養式師門更好。而實際上，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四種師門都不能說絕對的好或者壞。從導生關系來講，越自由、松散的師門，的确越少發生沖突和沖突。人際關系就是這樣，你們相處得越密集，交往暴露的面越多，摩擦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也會有散養型師門的研究所學生和我們表達不滿。我記得有一個受訪者是這麼說的：「我這一年什麼都沒幹，可能我比較倦怠，但我覺得是因為沒有沖動和想法，也可能我之前這方面做得還是太少了，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惰性，越來越不想鑽進去。如果跟一個非常嚴肅的老師，你學不進去他逼着你學，很可能過上一段時間也會好點。」

是以，一方面，學生的需求是多種多樣的，另一方面，和其他社會組織相比，師門的特殊性就在于，它遵循的不僅是理性邏輯，更是情感的邏輯。包括後來做導生沖突的研究，也會有學生和我們表達，「我和導師的關系裡，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問題。」

那次做完師門研究回來，我就在想，我到底是哪種師門？我要塑造一種什麼樣的組織文化？我現在覺得，自由的精神還是最重要的，但是自由不是放任，尤其像學術的很多東西，你不能完全由着學生來，是以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就變成了，在自由和管束之間，怎麼去做一個平衡。很多時候，這種平衡關系非常難。

圖源電影《死亡詩社》

剛才業青提到導生權力的不平等。其實做完導生沖突的研究後，我也會疑惑，為什麼這幾年出問題的師門越來越多？師門文化真的有毒嗎？

我後來想到，師門文化，它其實跟中國傳統的師父文化有很大關系，很強調「父親」的角色，或者說「父權」，這裡面就會存在天然的不平等，很容易出現人身依附的現象。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警惕師門的封閉性和導師把學生私有化的問題。

比如最近兩起學生集體舉報導師的新聞，嚴格意義上，它們都屬于學術欺淩的範疇。我記得2020年，《仙人掌心理健康調查》做過迄今為止對學術場域欺淩現象的最大規模調查，超過1.3萬名全球受訪者中，37%的人表示在職業生涯中經曆過職場騷擾或欺淩。

我也做過學術欺淩的研究。和職場欺淩不太一樣，學術欺淩往往不是一個人欺淩另一個人，而是有旁觀者、協助者、支援者。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欺淩，但如果沒有環境支援，一些人偶爾為之的不文明行為不太可能演變成持續性的欺淩行為。

具體到這兩起事件的處理，我是有質疑的地方的。拿北郵的事情舉例，學生集體寫了23頁的控訴内容，這不是小事，對學生的發展和名譽來講，是一種巨大的損失，那麼，在他們不得不上網控訴之前，有沒有嘗試跟學院和學校相關部門溝通，他們是怎麼處理的？

我還注意到一點。從新聞被爆出來到學校的處理結果通報，隻隔了一天。從法律上來講，這個人殺人了，也需要走法律程式，經過舉證、調查、庭審，最後才走到審判結果。那麼當學生控告導師，也應該有一個正當程式，核查事實。

同時，這個正當程式應該适當公開，讓老師有申辯的機會，學生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哪怕最後依舊是同樣的處理結果，至少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處理過程。對于學生、導師還是大衆，都能起到警示的作用。

我記得2018年，武漢理工大學研究所學生陶崇園墜樓案發生後，教育部曾出台規定，要求「建立健全師德失範行為受理與調查處理機制，指定或設立專門組織負責，明确受理、調查、認定、處理、複核、監督等處理程式……」

從北郵的情況通報來看，的确成立了工作組，但是1天的時間就能調查完23頁内容的全部事實嗎？這也就是說，學校的快速處理很可能是為了應對輿論危機。

我不否認這個老師确實存在失德行為，但是學生控訴導師是很嚴肅的事情，23頁的内容，不僅涉及學術不端、學術欺淩的問題，還有大量涉及日常指導行為的事實細節。我看完真的覺得細思極恐，就像業青剛才說的，導生關系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從老師和學生的視角看，會有不同面貌。我甚至會懷疑，我自己日常指導當中很多事情是不是也可能被列舉成「罪狀」？

是以，23頁的控訴内容裡，哪些是有悖教師倫理，哪些存在一定的争議，這一定需要經過事實甄别。一旦被社會輿論輕易裹挾，沒有任何事實認定，就直接蓋棺定論說這是一個「渣」導，對導師群體來說也不公平。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學術欺淩根植于高等教育系統的組織文化與組織結構，對它的辨識與處理難度也遠高于一般欺淩。我們不能僅把欺淩看作個體道德問題，也要看成組織問題和系統問題。我也想說一句，大學是不是應該将破除學術欺淩納入組織學習，使得學術欺淩的隐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再由知而行，塑造競争、公平的學術生态呢？

我們的研究裡雖然沒有碰到這種特别極端的案例，但說句實話，不極端的案例，結果也很讓人痛心。我記得有一個碩士研究所學生，她的天資很好，但因為和導師的理念不合，雙方都沒有處理好，最終她徹底斷了學術的念想。

美國心理學家埃裡克森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良好的師生關系可以「治」病，後來我還給這句話加過後半句：「不良的師生關系可以『緻』病。」師生關系不是單方面的關系，無論對學生還是導師，關系出了問題，隻能是兩敗俱傷。

圖源電影《下一個素熙》

劉業青：

「反抗的代價和求助的困境」

看到這兩起舉報事件，我沒有很震驚，在學術圈，這類事情并不鮮見，尤其是理工科的「實驗室文化」，科研任務重，大導下面還有小導，學生很容易變成被各方壓榨的學術零工。

訪談的時候，有些學生碰到類似的情況，會偷偷跟學院的心理醫生或者輔導員說，但最後大多隻起到了疏導的作用，有的還會被反映給導師，至少在我了解的學校裡，沒有一個有相對完善的制度去保護學生的權益。其實如果制度健全，我相信這兩起事件中的學生也不會走到破釜沉舟的地步。

我比較關注的一個點，是學生「集體」控告導師。我之前調研和聽聞的案例中，一些導師并不是無差别地欺負所有學生，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單獨針對某一個或兩個學生。這個時候，同門的其他同學很可能是不會幫這個學生的，甚至會勸TA忍一忍。

之前網上也有過很多報道，單個學生受到學術欺淩，最後基本是悲劇收場。我也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隻有學生集體控告導師這樣的極端事件，才能獲得處理，單個學生，哪怕上網控訴，隻要沒有引發很大的輿論，就很難得到正義。是以我看到這兩起事件的處理結果時，并不覺得開心，因為需要改變的空間還很大。

林老師剛才說，不健康的導生關系，最終會兩敗俱傷。但是從學生的角度，就像剛才提到的，很多隐性沖突之是以沒有爆發出來，就是學生意識到如果和導師産生正面的沖突，有的導師會不給寫推薦信，或者給學生「穿小鞋」。

這幾年，碩士博士師生階段，又很重視學術績效，學生很需要和導師合作。我之前遇到過一些采訪對象，本來要繼續讀博士，但跟了幾年後，意識到導師是「渣」導，最後就退學了。

大部分時候，能夠撐下去的學生，也經曆過一定階段的心理鬥争，在親人朋友的支援下，最終自洽、和解，變得「清醒」，形成自己的「尺子」。面對導師發脾氣也好，要求學生做一些科研無關的事情也好，TA已經可以做到情緒免疫，不影響自己内心的評斷，忍下去，做好手上的事情，盡可能不影響自己的生活，将沖突的影響最小化。

當然，學生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能動性。比如有一些學生最後成功換了專業，或者換了導師。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這是不太可能的。國内當下的高校環境，換導師行為存在一定程度的污名化。大家會認為，至少是師生一方出了問題，你想換，其他老師未必敢收。我在田野裡就遇到過一些學生，他們還沒涉及換導師的狀況，就會擔心和别的老師關系太好，有失自己導師的面子。

另一方面，在現有的制度下，學生反抗的代價太大了。很多受訪對象和我表達過，有時候導生關系還不如企業裡的老闆和下屬的關系，至少在市場裡，你可以跳槽、流動，但在導師負責制的師門裡，你想要退學或者換導師，有些約等于自絕于專業所在的學術圈。

回到調研裡，我還有一個感受，為什麼一件普通的小事情，比如師生理念、性格上不和，或者說有利益沖突，這是每個人生活裡都可能遇到的事情，但就是沒有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隻能壓着，導緻很多不正常的情緒、行為後來都變得正常化，被很多人理所當然地接受下來，就像皇帝的新裝那樣。

有一些學生跟老師的關系其實達不到隐性沖突的标準。比如那些在外界看來已經很不符合教育關系的行為，幫老師跑腿幹雜活，幫忙照顧家人，他們會覺得是正常甚至是可以接受的，并不會是以跟導師不合，不願意跟導師合作，也不會有内心的糾結。他們好像接受了這樣的現實，接受了和導師就是這樣一種依附性的關系。某種程度上，我會覺得，這是導生關系異化裡更為極緻的版本。

回過頭來，我覺得我現在能跟林老師維持良好的師生關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溝通性。對于導生關系來說，溝通是信任的基礎。有了信任之後，再遇到一些小摩擦，雙方的耐受力和容忍度會提高，不會因為一句話，一個想法不同，就上升到很嚴重的層面上。

圖源電影《下一個素熙》

林傑：

「理想的導生關系是彼此成全」

今天的導生關系，和我讀書時候相比，真的變了。

我是上世紀90年代讀的碩士和博士。我和身邊的同學、朋友，都沒有經曆過導生沖突，或者覺得，導師把我工具化了。那個時候，無論是大學的管理、氛圍，還是師門文化，都要比現在寬松很多。

哪怕我剛當上導師的時候，每年評估，隻要彙報上了幾門課，發了幾篇論文，就可以了。當時沒有C刊制度，沒有分級，也沒有規定一個教授要發多少篇論文。在那樣一種時代背景下，更多的是放養型的導生關系，師生之間沒有那麼多學術合作，沖突也會比較少。

但這十幾年來，高等教育的市場化，重視大學的評估和排名，審計主義與管理主義的盛行，研究所學生培養與評價模式轉向名額與論文取向，所有教育原本應該被保留的「空間」被各種量化的資料所侵占、填滿。不僅學生沒有自由，導師也沒有自由。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以前我一年的論文發表任務隻有一篇。但現在一年的論文發表任務翻倍還多，再加上其他的考核壓力，憑個人的能力、精力和時間，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活都幹完的，隻能依賴學生完成一些硬性任務。

圖源電影《下一個素熙》

自下而上的學生需求被自上而下的制度要求禁锢，導師也很容易淪為外部壓制的直接轉嫁者。所謂的「卷」，最後都會轉嫁到導生關系上。

我在論文裡也寫過，學術生态的惡化、教育理念的失落、導生關系的異化，都展現了文化引發的高期望在實作中遇到結構性障礙。大學作為社會的微縮場域，導生共同面對現代理性的壓制。自由自主的話語觀念在現代社會中看似占據主導地位，卻始終存在一種由資本和知識等形式擴張的外在壓制作為霸權束縛。

在我的教育理念裡，我一直不想因為自己的科研壓力去綁架師生關系。但是這幾年，我開始思考導生關系的異化，這可能說明我也變了。我剛才還和來看我的畢業生說，以前自覺是很有人文精神的一個人，這些年我逐漸地堕落為社會科學工作者。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學生的要求，越來越強調理性和邏輯，這讓我對學生抓得越來越緊。

你問我，面對這樣的情況，有什麼樣的解法？我覺得沒有完美的解法，這不是簡單的導師出了問題，而是制度環境的問題。我們在研究裡也發現，學術壓力小的學校，以及放養式導生關系中隐性沖突程度低，任務傳導與互動少，沖突發生機率自然就會低。

有一本叫作《慢教授》的書，裡面有一段話我印象很深：「科研之運作并非如同一台機器；研究有它自身的節奏，其中就包括暫停稍息，也要經曆些看似沒什麼生産力的階段。慢下來，就能讓我們擺脫對年度工作總結的恐懼，轉而思考，長遠看來到底什麼才是可持續的。更何況，可持續的意義，不隻展現在我們的個體身上，還能擴充成群體的智識探索的活上。」

就像作者說的那樣，隻有重新營造一個自由、寬松的環境，回歸以人為本的教育本質，我們才能從根本上去除導生關系的異化，也隻有學術生态好了，不良的師生關系和導生的惡性沖突才能被徹底根除。

我記得北大博士畢業後，有一年回去看導師，我問他，為什麼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您不多管我們一些？他說，你們不需要管。這是讓我非常意外的一句話。那時我才了解，老師的自由之風氣是怎麼來的。

現在，随着恢複聯考後那一代老教師的退休，新的高校教師的代際文化已經形成了，也就是大家所說的「内卷性」文化。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去抵擋，因為不可能外部環境風雲變幻，我們師門内還能從容行事，隻做我們想做的事。

回到導師這個身份，這幾年，我也打破了原來我有點自以為是的理想主義魔咒。以前，我真的希望我的學生能繼承我的衣缽，培養一兩個得意門生。但是做導師這二十年，我發現，人能改變的事情真的不多。每一屆學生畢業，我都會總結經驗，後來發現，哪怕你帶過100個學生，當再面對一個新生時，所有的經驗還是會失靈，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是以因材施教，真正難的不是「施教」，而是「因材」。

是以說到最後，我認為在現有的環境裡，理想的導生關系，大概就是這四個字：彼此成全。無論畢業之後，他們是繼續從事學術，還是轉行，隻要開心自在，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否則，我們接受那麼多高等教育，甚至讀完博士之後，依舊很痛苦，依舊覺得生活在别處，那還有什麼意義呢？

圖源電影《死亡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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