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編修于明代永樂初年，是大陸古代最大的類書，儲存了明以前大量的文獻資料，成為後代輯佚的淵薮。全書共二二九三七卷（其中正文二二八七七卷,目錄六十卷），按《洪武正韻》編排，分裝為一一○九五冊。明代嘉靖末對《永樂大典》進行重錄，至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完成，《大典》遂分正副：原本為正本，重抄本為副本。《大典》正本在隆慶以後已下落不明，副本在近代亦命運多舛，屢遭劫難，目前隻剩原書4%的篇幅。自近代以來，國内外許多藏書機構及個人都在積極地搜求《大典》殘本，其中康有為亦曾入藏一冊。
康氏所收的一冊為《大典》卷九百八十一，現藏于哈佛大學賀騰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該冊《大典》是非常有史料價值的，因為：其一、以往學界均未注意到康氏曾入藏過《大典》，是以，這一發現有助于考查清楚該冊《大典》的流向、遞藏經過，豐富《大典》收藏、流散史的研究。其二、該冊《大典》有三則康氏之題跋，而目前在已出版的康氏著作中均未曾收錄和提及，是以，這三則題跋内容，對研究康氏之藏書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總之，盡管該冊《大典》歸屬康氏的時間很短，但對其作一番考釋，應該對《大典》、康有為及其藏書研究均有幫助。
一、康氏所收得之《大典》
康氏所收的該冊為《永樂大典》卷九百八十一，共三十二葉。該冊屬二支韻兒字，所收為有關“小兒證治”的内容。書衣上的書簽題：“永樂大典卷九百八十一”；方簽題：“二支一百二十八”，意思是說該冊在二支韻中是屬于第一百二十八冊。
書衣有墨筆題記：“南海康氏萬木草堂寶藏。康有為題。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六年乙卯正月二十四日。”後有“康有為”朱文方印。
正文首葉右下欄外有墨筆題記：“是書藏北京翰林院，庚子之亂散出，昔在巴黎見之。甲寅九月以八十金購得之（一冊），希世之寶也。康有為。”後有“康有為”朱文方印。首葉右下還蓋有“南海康有為更生珍藏”朱文方印。
封底内頁有墨筆題跋：“餘既得《圖書內建》，為清朝巨典之秘籍，明世以《永樂大典》為至巨，又抄本藏之中禁，非人間所得見。自經庚子之劫，又散在外國，餘亟欲得之而苦其難，今不意竟落吾手。此雖重錄，非永樂原本，然亦三百餘年物，至可寶矣。更生記。”
乙卯，為一九一五年。甲寅，為一九一四年。更生，為康有為之号。茲對以上康氏題跋作一考釋：
關于《大典》原本與副本：康氏說其所得是嘉靖副本，而非永樂原本。原本下落不明（一般認為已于明末被焚于紫禁城中），現在流傳于世的《大典》殘本，均為嘉靖時重錄的副本。本冊書後有重錄時各官的銜名單，亦可明證其為副本。
關于《大典》之原藏及散佚：《大典》在清代原藏皇史宬，後于雍正年間移藏翰林院，一直至清末。庚子事變前，此書之大部即被竊出。庚子事變起，一部分散出，一部分被焚，翰林院所藏《大典》幾乎散失殆盡。其中不少散出的《大典》流到國外，如英國、德國、法國等地，故康有為于一九○五年至巴黎時得見《永樂大典》。康氏說，此書散在國外，難于尋求，而在巴黎見之。這似乎是指該冊《大典》是康氏在巴黎所見而購得的。不過，這一了解是不對的，因為題記明說其于一九一四年購得，其時康有為正在上海，故購得此書應在上海而不是在巴黎（參下文）。另外，當時《大典》在國内圖書文物市場上亦不時能遇見，并非如康氏所說的隻散在國外。本人認為，康氏說在巴黎見之，是說在那裡曾見過《大典》，并不是說所見的就是這一冊《大典》（卷九百八十一）。那麼，康氏在巴黎看見有多少冊《大典》呢？這些《大典》又現存何處呢？目前來看，還不清楚。不過，本人推測康氏在巴黎所見的《大典》應還在法國。至今我們所有對《大典》在歐洲的下落的調查，一般隻提及英國、德國、俄國和愛爾蘭，而很少提到法國。康氏所提供的線索，應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關于《古今圖書內建》與《永樂大典》：前者是清代最大的類書，而後者是明代最大的類書。其時，康氏購得殿本《古今圖書內建》不久，又獲《永樂大典》一冊，故将兩者并舉，以作為其收書之一大成績。
關于康有為購得此書之地點及價錢：康氏于一九一三年回國，一九一四年定居上海。其時滬上即多有《大典》出售的消息，張元濟、劉承幹均曾從滬上購得多冊《大典》。傅增湘在一九一三年即親眼見過該冊《大典》（卷九百八十一）（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二○○九年版，第七一一頁），是以該冊《大典》當時肯定仍存國内。康氏說其于一九一四年九月購得此冊，應該就是在上海購得的。當時《大典》的價錢還不是很高，據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十五載：“（癸醜六月初二日）又以三佰圓從京估得《永樂大典》殘本三冊，不啻千金市駿矣。聞鞠生亦得兩冊，流出東瀛者不少矣。”（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上海蟫隐廬一九三三年版，第七五○頁）可見，一九一三年（癸醜），每冊大約是壹佰圓。又據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牍》（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 年版）所收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傅增湘信雲：“初十入都一行，無所得，隻得《永樂大典》一部，尚是原裝，值伍拾圓，不知尊處尚欲留一冊否（尚有數冊，亦類書類）。（張元濟批答：如是原裝，值每冊伍拾圓，願留四冊）。”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傅信雲：“又見《永樂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經》、《忠傳》皆全），内附圖數十葉（工筆劃人物），真乃罕見之物。湘所見數十冊矣，然有圖者絕少。……第此冊索價至壹佰圓，不知公願收否？近來此書通行價約伍拾圓。若特别者自須稍貴。”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傅信雲：“又有《大典》一冊，乃杭字，皆記杭州宋時風俗物産，如《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此書不見著錄，有十餘葉），均佳。但亦索百圓。”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傅信雲：“《永樂大典》（案：即前述忠字号）一冊價捌拾陸圓，已付之。”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傅信雲：“杭字《大典》小山前輩以佰圓購去，款固未付，當時屬交尊處。”可見，當時《大典》一冊的價錢是在伍拾至壹佰圓之間，康氏所購得的該冊《大典》（卷九百八十一）為捌拾圓，在當時來看價格是合理的。
關于藏印。康有為自其先世始，家裡一直有很多藏書。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氏流亡海外，其藏書多有流散。自海外歸國後，康氏定居上海，優遊林下，複銳志蓄書，廣收宋元舊椠、佛典精本，殿本《古今圖書內建》即于此時收得。其收入《大典》也正在這個時候。康氏之藏書均蓋有其藏書印，其中較常用的藏書印即為“康有為”朱文方印、“南海康有為更生珍藏”朱文方印。
二、該冊《大典》的下落
康氏所收的該冊《大典》後來去哪裡了呢？
此冊《大典》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歸了張元濟。據柳和城推測說，一九一六年張元濟将該冊與忠字韻等三冊《大典》一并購入（柳和城《張元濟涉園善本藏書鈎沉》，天一閣博物館編《天一閣文叢》第六輯，甯波出版社二○○八年版）。袁同禮編《近三年發見之〈永樂大典〉》（一九三二年）中該冊的“庋藏者”著錄為“海鹽張氏”（袁同禮《袁同禮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一三七頁），也說明其時此冊已歸張氏。可見，此冊《大典》在康氏之手的時間并不長。據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康有為”條說：“壬子，歸自海外，購得南海孔氏殘書，殿本《圖書內建》在焉。旋居上海，收儲益富。先生性豪侈，用常窘，屢以《圖書內建》抵債家，後竟棄之。”康氏雖然大量購書，但因日常開銷太大，故在購書的同時，也大量地散書，甚至屢以《古今圖書內建》抵債家。可見，其時出售《大典》也是可以了解的。
不過，此冊《大典》在張元濟家的時間也不長。袁同禮編《〈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一九三九年）中該冊的“庋藏者”仍著錄為“海鹽張氏”（前引袁同禮《袁同禮文集》，第一七六頁），但此後則未見有關于該冊下落的明确記載，直到一九八六年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所附“現存《永樂大典》卷目表”将其收藏地著錄為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現在該冊《大典》仍藏于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賀騰圖書館。本人估計，該冊可能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從張氏之手流出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年間錄副《大典》時，每冊《大典》之後副頁的右下角均署有錄副之相關官員的銜名（因而該副頁又可稱為銜名頁），而到乾隆開館編修《四庫》期間利用《大典》輯佚書時，乾隆讓人将這些銜名頁當餘紙裁下，故其中一些銜名頁就隻剩下原紙的一小部分（銜名部分）。本冊《大典》的銜名頁亦隻剩下一小片紙，正可以作為乾隆時裁剪《大典》餘紙之确鑿證據。（張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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