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著名學者，魯迅研究專家，1984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成為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汕頭大學終身教授，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魯迅研究協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魯迅研究，著有《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中國現代文化指掌圖》等論文集多部。2017年5月2日，王富仁在北京去世，享年76歲。
他摸到了學院學者文學家的脈搏
作者 | 王富仁
聲明 | 文章内容來源于本書推薦序言
（一）
于慈江在我的博士研究所學生中是最特殊的一個，也是最令我感動的一個。他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财貿經濟研究所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緊接着就報考了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業的博士研究所學生并在我的“門下”繼續自己的學業的。這在當代的中國，恐怕也是一件絕無僅有的事情，同時也是令我這個中文系的教師感動不已的。
在中國現代史上，中國文學研究曾是一門顯學，但那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不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到了1949年之後，馬克思主義則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國大陸的一門顯學，毛澤東思想最初也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逐漸走到中國大陸文化的前台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發展到了極緻，同時也使之深受傷害；“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就活躍不起來了，代之而起的就是經濟學。“五四”之後，“文化”改變了中國，“新文化”改變了中國；1949年之後，“政治”改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改變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經濟”改變了中國，市場經濟改變了中國，經濟學也理所當然地成了一門顯學。是以，于慈江在取得了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之後又來轉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着實是一件令人驚異的事情，也是令我這個文學呆子十分感動的事情。
我最初建議于慈江做的題目，是中國現代文學對經濟生活的描寫，但于慈江沒有接受這個題目，而是自行決定以楊绛為研究對象。說實話，這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到後來，在于慈江的研究活動的帶動下，我也漸漸咂摸出了他這個選題的味道。是以，我應當感謝于慈江，因為是他的研究，引導我重新思考了楊绛和她的文學活動，并對這樣一個學者型的文學家的價值和意義，有了一個更加切近和具體的了解。
（二）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因了餘秋雨散文的走紅，就有了“學者散文”這樣一個名目。餘秋雨的散文我讀得不多，但在我的印象裡，卻不把他的散文歸入“學者散文”之列，因為雖然他曾經是個學者，是研究戲劇理論的，但他的散文卻與他的學者生涯沒有本質上的聯系；因為我們在他的散文創作中，感覺到的并不是他作為一個學院學者的氣質，而更是一個揚才露己、帶點浪漫氣息的文學作家的氣質。我認為，在上世紀末，堪稱學者文學家的，主要有下列幾個人：其一就是楊绛，她的《洗澡》應該是名副其實的“學者小說”；其二是季羨林，其三是傅雷，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和傅雷的《傅雷家書》應該是标準的學者散文；其四是鄭敏，她在這個時期的詩歌創作大概也帶上了更多學者詩歌的特征。
所謂“學者小說”“學者散文”“學者詩歌”，我認為，不應當隻是它們的作者曾經是一個學者或現在仍然是一個學者，而應該是其作品本身就流露着濃郁的學者的氣息。它們的作者是長期在學院文化的氛圍中生活的，是在與身邊大量學院精英知識分子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一系列人性的和人格的特征的，是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的。這都使他們更習慣于理性的思考，更習慣于理智地面對現實的世界和與自己有關的一切，性格偏于内向。這就過濾了情感中大量直感直覺的成分，使其性格更趨于穩健和平，既不屬于熱情洋溢的那一類，也不屬于感傷悲觀的那一類，即使表現的是自己人生中的坎坷經曆和悲劇感受，也有他們更多的人生的思考。而作為作者的他們，卻不會因為“情”不可遏而在自己的作品中有什麼“失态”的描寫。
這種學者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實際上一直是有很大勢力的。在“新文學”初期，像胡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聞一多、朱自清等人，都既是著名的學者，也是著名的作家。隻不過在那時，學者和作家的界限還沒有後來那麼清楚，是以我們也無法截然地分出一類學者的文學來。到了1949年之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和從事創作的文學作家的界限就愈加明顯起來。雖然那時中國大陸的學院學者也已經感到了做人和作文的困難，但作為一個階層，到底還像是漂在中國社會表面的一層油，面子上還是能夠維持下去的，因而早已養成的那種溫柔敦厚的個人的氣質，還是保留了下來。到了“文化大革命”，其地位才一落千丈，也領略了在學院學者的地位上所不可能領略的人生百态，有了文學創作的素材。但是，所謂“江山易改，禀性難移”，無奈這時作為一個學院學者的性格已經養成，雖然這份人生的坎坷是過去所未曾有的，但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當重新回到學院學者的地位上反思這段經曆時，那份學者的矜持和尊嚴仍然沒有丢失。而在這時進入文學創作界的文學作家，又大都是“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這些學者是站在高處俯視人生的苦難的；而那些新進的青年作家，則是在人生苦難的深淵中掙紮着向上爬的。是以，前者的作品在總體上趨向于穩健和平，而後者的作品在總體上則透露着躁厲不安，學者文學與非學者文學的界限就是異常明顯的了。
（三）
“文化大革命”之後，靠着研究所學生招生制度的恢複和發展，我也勉強跻身于學院學者的行列。但我們這代學院知識分子大多出身貧寒，很少是書香門第出身的世家子弟，“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又不斷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是以對我們這些爺爺、奶奶輩的學術前輩的那份矜持和孤傲，反而感到生疏和隔膜了。我當時主要是從事魯迅研究的。魯迅雖然也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和教授，但在文學創作上卻不屬于穩健和平的一派。我喜歡的也是他那種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熱辣的風格。是以，雖然一向對季羨林、傅雷、楊绛、鄭敏這些學術前輩心懷欽敬，但對他們的文學作品卻甚少注意。一直到于慈江将楊绛研究作為自己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特别是讀了他的論文初稿之後，楊绛作為一個學者文學家的形象才在我的心目中重新活了起來。
我愛上文學，是在國中的時候。由于父親是個“國家幹部”，他自己也喜歡買書，是以我向他要錢買幾本自己願意看的書，還是不被禁止的。在開始，一個高中的愛好文學的“大朋友”自願擔當了給我選書的任務。他給我買的第一本書是《安徒生童話選集》，我當時有點不高興，認為既已經成了“中學生”，還讓我讀安徒生的“童話”，是有點看不起我；到了第二次，他給我買的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就更不高興了，因為我在國小已經讀過一遍，并不想重讀一本已經讀過的書；是以到了第三次，我就不讓他給我選了。而這一次，我自己選購的就是菲爾丁的《約瑟·安特路傳》。
它雖然與楊绛在自己的論文裡翻譯的同一本書的書名不盡相同，但在我的頭腦中，菲爾丁這個英國小說家的名字卻是與楊绛聯系在一起的。在那時，我還長期訂閱着一份學術刊物——《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前身）。由于讀了菲爾丁的《約瑟·安特路傳》，并且頗感興味，楊绛發表在《文學研究》上的《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自然就格外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她這篇文章對我的影響還是蠻大的，它不僅使我對作為“英國小說之父”的菲爾丁有了一個整體的了解，同時也是我最早接觸到的小說理論。
在國中，我還買過一本西班牙的流浪漢小說《小癞子》。大概不是全譯本，薄薄的一冊，32開本，是不是楊绛翻譯的，我也不知道，但對于《小癞子》這部書在西班牙文學史上的地位的了解，也是通過楊绛的文章才得到的。西班牙文藝複興時期的另一部文學巨著《堂吉诃德》大概是我到了大學才讀的。而楊绛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則是我迄今為止讀過的唯一一篇研究和介紹這部西班牙文學巨著的文章。
楊绛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的《薩克雷〈名利場〉序》也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薩克雷與狄更斯被認為是英國19世紀兩個齊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我讀過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國中時讀了一個縮寫本，大學時讀了全譯的上下兩卷本。高中時讀過他的《老古玩店》。還買過他的一本《艱難時世》，但至今沒有來得及讀完全書。薩克雷的《名利場》一直想讀，但終沒有讀。是以，我對于薩克雷《名利場》的了解，完全是從楊绛那篇序言中獲得的。
楊绛還介紹并翻譯過法國作家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這部小說同菲爾丁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薩克雷的《名利場》、拉伯雷的《巨人傳》一樣，都是我很早就想讀而至今未讀的小說名著。但我讀過勒薩日的另外一部小說《瘸腿魔鬼》，并且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20世紀80年代，一家報紙讓我向讀者推薦幾本書。我認為西方作家的那些代表作，讀者大都熟悉，不用我推薦。我就推薦了幾本人們不太注意但我卻感到頗有意味的書，其一就是勒薩日的《瘸腿魔鬼》，其二是馬克·吐溫的《傻瓜威爾遜》，其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二重人格》。
我之是以重視外國文學，在更大程度上是受了魯迅的影響。他的《青年必讀書》更是使我将課外閱讀的熱情主要傾注在西方（包括俄羅斯和東歐、北歐各國）文學上的直接原因。是以，我關注的主要是西方18、19世紀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19世紀俄羅斯文學更是我所崇慕的對象。但盡管如此，現在想來，我頭腦中的文學天空還是有一小片是屬于楊绛的，是楊绛用自己的手給我撥開的。
（四）
這使我想到學院文學學者在一個民族文學以及文學觀念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
任何一個民族的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少年都要通過閱讀來獲得自身的成長和發展，其中的文學閱讀則在其全部的閱讀中占有絕對大的比重。這種閱讀，在開始階段，往往是盲目的，是受到當時社會環境閱讀趣味的裹挾的，與閱讀對象也像隔着一層布滿煙霧的玻璃一樣，是模糊不清的，是朦朦胧胧的，是似乎明白又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的。這種閱讀看來是自由的，實際又是最不自由的，是被當時社會環境的閱讀傾向所綁架了的。待到清醒過來，才感到自己已經在一些毫無意義的閱讀中浪費了太多的生命，而那些應該閱讀卻沒有閱讀的好書則再也沒有機會閱讀了。正是因為如此，學院文學學者的作用和意義，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的作用和意義才表現了出來。學院文學學者的閱讀不是僅憑個人當時的興趣，不是随大溜的，不是别人讀什麼自己也去讀什麼，而是在對文學的曆史有了一個大緻的了解之後，才選擇那些更有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的作品來閱讀的，并且閱讀的時候不是僅僅看重其表面的興趣，而更加重視體味其内在的意味，是帶着欣賞的态度、研究的态度和理性的眼光去審視對象的。這同時也像擦亮了隔在我們和作品之間的那層布滿煙霧的玻璃一樣，使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作品本身的價值和意義。
實際上，曆史上的很多文學名著，像曹雪芹的《紅樓夢》、但丁的《神曲》、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列夫·托爾斯泰的《複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卓夫兄弟》、卡夫卡的《審判》、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以及魯迅的小說、散文詩和雜文，等等，沒有前輩學者的研究和介紹，我們是不可能僅憑自己的閱讀便能直接感受到它們深層的價值和意義的。這就使我們的審美能力和審美趣味無法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是以，在任何一個民族的任何一個曆史時代，文學創作家的創作是不可或缺的，學院文學學者的文學研究活動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學創作家依靠的首先是自己對現實生活的直接感受和體驗，學院文學學者首先依靠的是自己廣博的文學知識和在對文學作品直感感受和體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理智的和理性的思考能力。是以，學院文學學者不論對于什麼，都是要想一想的。一個文學創作家寫了一部文學作品，常常是自己感到滿意了，也就到此為止，未必再去思考它的更深層的價值和意義，未必重視讀者将怎樣閱讀、感受、了解和接受它。這也就是為什麼《奧勃洛莫夫》的作者岡察洛夫說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杜勃羅留波夫在其《奧勃洛莫夫性格》一文中所揭示出來的他的作品《奧勃洛莫夫》的思想價值和意義的原因。而一個學院學者，即使自己創作了一部文學作品，也常常是要站在一個學者的立場上想一想的，也常常是希望讀者要以他認為正确的方式感受和了解他的作品的。
《楊绛，走在小說邊上》
作 者：于慈江
*于慈江，北大中文系文學學士、碩士，美國雷鳥（Thunderbird）國際管理學院MBA，北師大文學院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财貿所經濟學博士。平生樂藏書、讀書、寫作、編輯和迻譯。現為獨立撰稿人。
我認為，當我們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就會感受到于慈江這本《楊绛，走在小說邊上》作為一部研究著作，實際是有點匠心的。他不像我們那樣主要用楊绛自己的文學思想分析和解剖她的文學作品，也不像我們那樣主要用楊绛的文學作品論證她的文學思想，而是分别考察她的小說創作、小說研究和小說翻譯，并從她對自己小說創作、小說研究和小說翻譯的看法中考察她對小說的了解和認識。這就找到了能夠将楊绛全部文學活動串聯起來的一條紅線。而這條紅線恰恰是一個成功的學院文學學者與一般的文學作家不同的地方，是學院文學學者較之一般文學作家更少盲目性、有更多理智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斷的原因。他們的思想建構與其文學實踐是同步進行的，他們的感性經驗與其理性的思考也是共生同進的。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社會變動賦予了20世紀80年代的新進青年作家以嶄新的生活經驗，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更加鮮活的特征，但曆史也剝奪了他們接受更多學院文化教育和熏陶的機會，因而他們的文學創作又有着極不穩定、無端變化的弱點。他們似乎總是随着時代的變遷而升降沉浮的，開始大紅大紫的作家後來卻變得默默無聞，開始默默無聞的作家後來又大紅大紫。即使同樣一個作家，也常常是前後不一、沒有一個内在的統一的思想脈絡的，一會兒陷在政治鬥争的漩渦裡，一會兒又掉在經濟競争的深淵中，似乎始終無法找到駕馭自己的那個舵。
當然，學院學者的文學也有自己的弱點，但他們的文學作品當時并不多熱，現在也并不多冷，學院學者的那點矜持和孤傲到底還是給他們的思想和藝術留下了自己的統一性。在這個意義上，于慈江的這部學術著作是值得重視的，也是有它的出彩的地方的——他摸到了學院學者文學家的脈搏。
祝賀于慈江《楊绛，走在小說邊上》的出版！
來源：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