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中法建交60周年，故宮博物院攜手法國凡爾賽宮正在故宮文華殿舉辦的“紫禁城與凡爾賽宮——17、18世紀的中法交往”展覽備受矚目，通過雙方總計兩百餘件文物向中國觀衆展示中法雙方文化交融的曆史。
遠隔千山萬水的兩大文明中心緣何擦出交會的火花？這種奇妙的碰撞又怎樣影響了兩國的文化藝術面貌？
——編者
中國的康乾盛世，被西方傳統學界稱之為“High Qing”時代，此時的法國也正處于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說起太陽王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似乎很難把這兩個人聯系到一起，然而正是這兩位君主的促動，遠隔千山萬水的兩大文明中心開始碰撞出交會的火花。
和許多美好的故事一樣，這段關系緣起于一封信。那是1688年的盛夏，路易十四在馬利城堡的書桌前鄭重寫下這封信，信的收件人是他素未蒙面的、遠在萬裡之外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他在信中稱康熙為“最親愛的朋友”，他說他已派遣六位數學家“為陛下帶來我們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學院中最新奇的科學和天文觀察新知”。此時這六位數學家中的五位（張誠、白晉、李明、洪若瀚、劉應）已經攜帶着約30箱科學儀器和精美禮物抵達中國，正式搭建起早期中法兩國文化交往的橋梁。
來自萬裡之外的五位“國王的數學家”，讓中法兩國關系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這五位“國王的數學家”（注：清政府對他們的稱呼）是來自耶稣會的傳教士。他們為皇帝講授天文、數學、人體解剖、哲學等知識，将科學著作翻譯成漢語和滿文，甚至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瘧疾。康熙以極大熱忱向傳教士們學習近代科學且很快領悟，在五六個月的時間裡就掌握了幾何學原理，并仿照路易十四科學研究院在紫禁城裡建立起繪畫、雕刻、雕塑以及制作鐘表和其他計算工具的“科學院”。出于對幾位耶稣會士的器重，康熙還委以國家事務，中國的第一張全國地圖《皇輿全圖》就是在他們的幫助下繪制，張誠甚至還參與了《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并多次陪同康熙皇帝出使談判。
與此同時，耶稣會士也學習中國的思想文化，用腳步丈量土地，他們的見聞以書信等方式跨越山海在歐洲傳播，法國貴族們借此來了解中國這個不一樣的世界。17世紀的法國人對中國政府與皇帝有着強烈的好奇心，沉迷于傳教士們對強大的東方統治者的描繪，法國博韋皇家手工工廠受這些見聞啟發，制作出一整套關于“中國皇帝”的挂毯，具象化了對遠東君主的想象與崇拜。此系列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作品擁有曆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和物品，印證了彼時通過傳教士建立起的中西方天文科技的交流，便是此次展覽展出的《天文學家》。盡管這件挂毯繪制的無疑是一幅想象中的情景，但這種奇幻古怪的趣味恰恰是對那個時代法國人了解的“中國風”最忠實的回報。
1693年，康熙令白晉以“欽差”的身份回到法國招募更多傳教士來華，白晉向路易十四面呈了十餘萬字描述康熙皇帝的報告（即後來出版的《康熙帝傳》），并為法國國王帶去了珍貴禮物和包括《易經》《本草綱目》在内的40餘卷漢文書籍。白晉在法期間對中國文化的宣講引起巨大反響，吸引了一百餘名傳教士相繼來華。傳教士們在中國留下了大量科學儀器和各類書籍，為中法文化交往做出了卓越貢獻。
在“國王的數學家”的幫助下，兩位君主對彼此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兩國關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耶稣會士對中國的推介讓路易十四深深喜愛上了中國藝術，在他的影響下“中國風”開始風靡歐洲。
法國宮廷勁刮的“中國風”，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伴随歐洲文化藝術成長
“我們以歐洲而論，沒有哪一家名門貴族的古老程度能比得上中國的那些世家”，伏爾泰的這句話可以說代表了18世紀下半葉歐洲對中國最崇高的緻敬。“中國風”一詞緣起于法國，是東西文化與想象力交融的産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伴随着歐洲文化藝術的成長。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新年化裝舞會上，路易十四身着中式服裝乘坐中式轎辇登場，将這股中國風的浪潮推向新高。
路易十五的财政總監維尼奧裡伯爵十分熱愛中國的瓷器與藝術，密切關注法屬東印度公司商業活動的拓展，積極鼓勵其與中國開展貿易，1700年法屬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在中國登陸。通過東印度公司，他訂購并收藏了許多中國瓷，甚至有帶有本人紋章的整套瓷餐具。在他的積極推動下，東印度公司為法國的王公貴族帶去了大量中國制品，除了瓷器，他們對絲織品格外青睐。18世紀時，中國進口的折扇極受上流社會女性的歡迎，她們用它來搭配宮廷服飾，幾乎所有貴族女性都有一幅手執折扇的肖像畫。
另一位為兩國友好往來作傑出貢獻的是路易十五和十六時的國務大臣亨利·萊昂納爾·貝爾坦，他代表國王向乾隆皇帝贈送禮物，長期與在華耶稣會士保持聯系。中國迷貝爾坦關注中國的科學與生産，彙集出版關于中國的文獻資料，讓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更加全面真實，他的收藏遠非“花瓶式的中國風”，涵蓋瓷器、漆器、樂器、服飾、書籍畫冊乃至珠寶錢币等方方面面。
毫無疑問，令中式審美深入法國宮廷貴族人心的重要載體是瓷器。路易十四時代大量的中國瓷器便進入法國宮殿，包括國王、王太子在内的一衆貴族都是中國瓷的收藏大家。這種狂熱從繪畫中亦有展現，我們在法國的肖像和靜物畫中時能見到中國瓷器的身影。
正是風行于法國宮廷對中國瓷器的迷戀，法國人開始如癡如醉地研究制瓷工藝的秘密，經過上百年的探索，塞弗爾瓷器工廠終于利用高嶺土成功生産出了硬瓷。在酷愛中國瓷器的蓬巴杜夫人（路易十五情人）的大力扶持下，塞弗爾一躍成為生産法國王室禦瓷的禦窯。擁有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支援的塞弗爾取得的一個巨大成功即是燒制出了一種獨特的粉色瓷器，一經推出就非常受藏家和鑒賞家的歡迎，與當時流行的洛可可風格十分相配，深得“洛可可教母”蓬巴杜夫人的喜愛。随着這股粉色熱潮的席卷，久而久之這種顔色被稱為“蓬巴杜玫瑰粉”。有趣的是，從清宮舊藏和檔案資料中我們發現，塞弗爾粉瓷被當成禮物送給了中國皇帝，反過來影響了中國制瓷的審美取向。
伴随着法國鑲金工藝和洛可可風尚的發展，為了讓瓷器更顯典雅高貴，法國人開始流行為瓷器加上鎏金青銅的底座和把手，這種鑲接瓷器似乎更符合法國貴族的品味，著名的青釉香水瓶就是這一風尚的代表作。
收藏與仿制并不能滿足法國人對中國風的狂熱追求，這一時期王室貴族通過裝飾自己的主題房間甚至建造中式建築來彰顯自己的品味。1670年，路易十四為情人孟德斯潘夫人建造了特裡亞農瓷宮，坐落于凡爾賽宮花園的宮殿正如其名，外牆使用了仿制青花瓷的藍白彩陶，開創了歐洲仿中式建築的時代風潮。1761年，路易十五的王後瑪麗·萊什琴斯卡定制了八幅描繪中國茶葉種植和貿易的巨幅油畫裝飾在她的房間内，配以珍稀瓷器、大理石花紋漆家具和中國桌面，至此這間被稱為“中國人廳”的主題房間成為了凡爾賽宮中國風格的代表。
吹到紫禁城的“西洋風”，孕育了中國繪畫、鐘表、玻璃、琺琅等領域的新風貌
當“中國狂熱”席卷歐洲時，法蘭西的風也吹到了紫禁城。在清代宮廷中，來自法國的豐富收藏見證了中法兩國友好交往的曆史，這些物品有的是法國宮廷的禮物，有的來自傳教士的進獻，有些則來自兩國的貿易甚至清廷的定制。這股“西洋風”最終成為清宮藝術與科技文化發展的靈感，催生了中國繪畫、鐘表、玻璃、琺琅等領域的新風貌。
首先吸引皇帝目光的是西洋畫。耶稣會士帶來的西洋畫與注重“寫意”的中國畫迥乎不同，白晉描述康熙見到西洋畫時的情景：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它，仿佛這幅色彩自然鮮豔的肖像在他眼前活生生地再現了他聽我們說過的我們尊嚴的君主的一切奇迹”。于是皇帝要求善畫的傳教士留在宮中任職，并将西洋繪畫技法傳授給中國畫師。
于是，西洋繪畫的素描手法、明暗寫實、焦點透視法（在清宮稱為“線法畫”）則乃至西方銅版畫的技法都為中國傳統繪畫注入新的血液，紀實題材的畫作開始繁榮，西洋畫師與中國畫師切磋技藝，留下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作品。在他們的筆下，連皇帝都走下肅穆莊嚴的高台，戴上假發穿上洋裝玩起了角色扮演。
西洋鐘表以其奇巧精美頗受皇帝的喜愛，因進貢的鐘表數量有限，康熙皇帝命清宮造辦處下設自鳴鐘處，于是鐘表開始進入自主生産的階段。自鳴鐘處的鐘表制造仍由傳教士們負責，為了制造出高水準的禦制鐘表，自鳴鐘處不僅購置許多先進裝置，更從全國各地召集能工巧匠任職。
由于鐘表、科學儀器等器物的制作均需配有光學玻璃，隸屬于養心殿造辦處的禦用玻璃廠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除了用于科學器物的玻璃，在法國耶稣會士的主導下，玻璃廠生産出套色玻璃、灑金玻璃、刻花玻璃、平闆玻璃、畫琺琅玻璃等品類。
18世紀中國瓷器迎來全面繁榮，與此同時畫琺琅工藝也逐漸成熟并走上巅峰。琺琅是一種附着在金屬制品表面的玻璃質材料，所謂畫琺琅，即是在表面燒結白色琺琅釉的金屬制品上繪飾各色琺琅釉料，最後焙燒成型的工藝。這一技法源于西方，法國乃個中翹楚，因康熙皇帝的欣賞，清廷不僅向法國定制琺琅器，還從法國邀請琺琅匠師将這一工藝引入中國并設立琺琅作。随着畫琺琅技藝研究的深入，中國不僅自主研制了20餘種琺琅色釉，更經曆了從銅胎、玻璃胎到瓷胎的創新過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廣州因進口西洋琺琅器就地設廠研制洋瓷，在向法國定制清宮畫琺琅器物時受到啟發，開啟了廣式透明琺琅的輝煌發展史。
乾隆時，皇帝下旨整理康熙朝以來曆代畫琺琅器物，配以楠木匣，與洋彩瓷器、痕都斯坦玉器、松花石硯等代表清朝盛世功業的文物一起藏于端凝殿中，認證了畫琺琅作為當朝藝術品最高成就的地位。
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銅鍍金開光人物像懷表上，表盤中心镌刻着屬于法國王室的金色百合花标志，表殼中央的開光處則是路易十四的肖像，打開懷表的外層表盤，一條氣勢威嚴的中式五爪龍赫然出現在機芯保護罩上。此件懷表極有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給康熙皇帝的禮物，以這種浪漫的方式見證了這段偉大的友誼。萬裡之遙，不以為遠。文明之光，互相映照。17、18世紀以紫禁城和凡爾賽宮為中心的跨越百年的對話，迸發出中法兩國交融互鑒的璀璨火花，共同創造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段不朽的佳話。
文：梅嘉妮（故宮博物院青年學者）
圖：展覽現場及展品（均來自故宮博物院）
編輯：範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