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自強
簡述
明代的嘉興，有“浙西首藩”“江東一都會”“長雄浙湄”之稱，經濟社會空前繁榮，與此相表裡的，是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重大轉型，對當時的中國經濟有着引領作用。
自孫吳割據江東開始，嘉興的經濟開始持續增長，隋唐開鑿大運河而使與中原交流頻繁、宋代氣候變冷而導緻農作物的南移，都極大地推進了嘉興的發展。
到了明代，嘉興人口急劇增長，以萬曆六年（1578）為例，全國每縣平均人口為9333.42戶、53332.91人，而嘉興為63148戶、153734人，分别是全國平均數的6.77倍和2.88倍。與此同時，嘉興的賦稅也是超乎尋常的繁重。江南七府一州貢獻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稅賦，而嘉興則屬重中之重。
萬曆六年時的稅賦，杭州府為5573石麥、234072石米，湖州府為13597石麥、469119石米，而嘉興府為27629石麥、629211石米，分别相當于杭州的4.96倍和2.69倍，湖州的2.03倍和1.34倍，幾乎是全國最高。
人口膨脹、耕地緊張、賦稅繁重，成為壓在嘉興頭上的三座大山。在這樣的背景下，如宋代這樣的精耕細作已經無濟于事，農業的商品化成為唯一的出路。
自明代中葉以後，嘉興的種植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來用以種植糧食的耕地，改種了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紡織業也由副業變成了農家的主業。在經濟利益的引導下，也是在生存壓力的驅使下，農民紛紛棄糧而種桑、棉。
宋代的“蘇湖熟，天下足”，到明代成了“湖廣熟，天下足”，嘉興由糧食的高産區變成了缺糧區，秀水縣“其待籴而炊者，市日不下千石”，以緻嘉興的米市成了僅次于絲綢的第二行業。這是對宋元以來的傳統農業生産結構的超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以蠶桑棉麻等經濟作物為主的商業性農業的日趨發達，促成了嘉興一大批以蠶絲、棉花及絲綿紡織品為主導産業的工商業市鎮的興盛與繁榮。濮院鎮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絲綢市場，所謂“制造尤工，擅絕海内”：桐鄉的烏鎮、石門，秀水的王店、王江泾、新塍，海甯的硖石，都是有名的絲綢小鎮。同時，還有不少其他的特色小鎮。嘉興的市鎮由宋代的20個，增加到明代的41個，形成了遍地開花、各具特色的市鎮經濟。
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的，是文化的繁榮。明代的嘉興文人，其生存狀态面臨着兩方面的壓力，一是因科舉之路的日益狹窄而形成的政治困境，二是因工商業的漸趨發達而造成的社會地位下降。
于是他們試圖以一種藝術化的生活方式，來消解内心的失落，維持自身的尊嚴，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明代嘉興文化的藝術化、高雅化、精緻化，嘉興也是以而湧現了許多在中國文化史上有獨特地位的文學家、藝術家，如項元汴、馮夢祯、李日華、周屋靖、項聖谟等，他們出離了“經世濟民”的傳統文人的理想，展現出高出世俗、充滿藝術情趣的精神氣質和生活方式，對明清乃至民國的土大夫文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煙雨樓的三段“人生”：一場持續千年的變形記
“妙手誰烘染，梳煙沐雨姿。一聲長笛晚，人在倚樓時。”這是宋張堯同《嘉禾百詠》中的一首，詩中所脈之樓，便是名列中國九大名樓的南湖煙雨樓。
說起來，煙雨樓已有千年曆史了。
五代吳越國王錢镠的第四個兒子叫錢元瓊（886-942），字德輝。吳越國都杭州後，錢元璙以戰功遷蘇州刺史、中吳建武軍節度使，駐守蘇州。錢元璙以“好治林圃”出名，是個狂熱的園林愛好者，他在蘇州時，建起了蘇州史上最大的園林-南遠，鼎鼎大名的滄浪亭，當年隻是南園的一部分。
錢元琦又在晉代王珣、王珉舍宅所建的景德專舊址上，建了一座金谷園，就是現在環秀山莊的前身。接着，錢元即來到嘉興，在鴛鴦湖邊建起一座樓台，明萬曆《秀水縣志》載：“元，邀上親朋好友，在南湖畔作幾日休閑之遊。這個樓的樓名，當時詩句，漸漸就以“煙雨樓”名之，宋朝建立後，吳越國歸順大宋，保境安民，嘉興避免了兵火之災，這煙雨樓也得以保留了近200年，直到金兵南下，在建炎年間毀于戰火。
南宋嘉定年間，吏部尚書王希呂緻仕回到嘉興，王希呂為官清廉，到嘉興後竟然無宅可居，隻能住在廟裡。宋甯宗聽說了，就賜他一筆錢讓他造房子。王希呂的宅院在嘉興城内，人稱“聽履坊”。造好房子錢還剩不少，王希呂自然不會把皇上賜的錢留作己用，就做起了公益事業，在當年錢元璙的舊址上重建了煙雨樓。
煙雨樓就此漸成“缙紳遨遊”的一方名勝。宋理宗時的名相吳潛，在嘉興作了首《水調歌頭·題煙雨樓》的詞，這也是“煙雨樓”第一次出現在詩詞中，到了明朝，煙雨樓迎來了一次華麗的轉身，開啟這煙雨樓第二段人生的，是嘉靖年間的嘉興太守趙瀛。
明萬曆年間的煙雨樓（作者提供）
趙瀛（生卒年不詳），字文海，号左山，關中三原人。趙瀛于嘉靖然，治最諸郡”。清康熙《嘉興府志》說趙瀛“政剛毅，多所興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富有改革創新精神。趙瀛重建煙雨樓，就是一個典型的創新樣本。
趙瀛到嘉興時，發現嘉興城河已有100多年未曾疏浚，淤塞嚴重，而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興大早，“水泉盡涸”，河道更是無法使用，于是，趙瀛決定動工疏浚河道。當時反對者頗衆，認為這是勞民傷财，但趙瀛覺得此舉有利于嘉興的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産，頂住壓力，以一年時間完成了這項工程。
“渠之湮沒者浚之，民居之侵隘者卸之.橋堍之垢滞者辟之”，既有利于舟楫往來，更有利于農田灌溉，還改進了市容市貌，疏浚河道時清理出來的淤泥、雜草、瓦礫，趙瀛也很有創意，把它們堆積在了滮湖蟲，“絕流而成洲，因其勢而崇之，積五土尺，廣袤三百尺，傍植兼葦榆柳桃杏”，這個人工小島，就是今天的南湖湖心島。
趙瀛木來不過是要解決個垃圾堆放問題，不料歪打正着，垃圾變成了美景，正應了現在的一句話：“垃圾不過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
趙瀛站在湖心島上四跳，湖景實在不錯，随即想再在島上起一座樓台，不料還是反對者頗衆，就暫時擱置了下來，過了兩年，估計趙瀛是做了充分細緻的說服，“謀諸察佐，諸寮佐日可，谕諸父老，父老亦日可”，萬事俱備，于是開工建樓，工程剛開了個頭，趙瀛就升任山西按察副使，為了不半途而廢，趙藏弧緊施工，左兩個月豁，一覽而嘉禾可盡也”（（明）李春芳《重建煙雨樓記》）。
樓建成後，尚未有名，當時嘉興的“騷人墨客時時道煙雨景象，恍若斯樓之存者”，對200年前湖畔高氏花園中的煙雨樓，感情頗深，時常道及，念念不忘，于是，将潮心島的這一小樓，自然而然地稱作了“煙雨樓”。
就這樣，煙雨樓一個漂亮的轉身，從湖邊轉到了湖心。湖中有島，島上有樓，湖與樓融為一體，“樓之勝，瑣窗飛閣，四面臨湖水，如坐鏡中。春花秋月，無不宜者”（〔明）王士性《遊煙雨樓以四月望日》）。煙雨樓由此“較昔更饒景趣”，廣為人知。
到了明萬曆九年（1581），無錫人龔勉就任嘉興知府。龔勉（1536--1607），字子勤，号雲屋，後又改号毅所，明清兩代的人一般都稱他龔毅所。此前煙雨樓在倭寇侵擾下破敗不堪，“天星渚上春解蕪，煙雨樓中燕子飛”，一日龔勉登臨煙雨樓，見“樓已圮不可登”，喟然感歎說：“此郡之大觀也，豈宜久湮？”于是，第二年七月，龔勉主持重修煙雨樓的工程。“樓仍其樸，而易其材，務令可久”，重修之後，“樓之勝益奇”，龔勉對此事也十分自得，他欣喜之餘，親自寫了一篇《重修煙雨樓記》以記其事。
此前，湖嘉兵備道沈奎在煙雨樓前壘了一石台，以“極目從遊，浩然遠适”，龔勉又把這石台增高，列級而降，可以臨湖垂釣。龔勉把這一石台命名為“釣鼈矶”，還親自寫下了“釣鳌矶”三個大字，嵌在石台之下，期望嘉興府城中的讀書人，在進京赴試時都能得中功名，獨占鳌頭。有意思的是，釣鳌矶築成的下一年，即萬曆十一年（1583），秀水縣舉人朱國祚得中狀元，果然應了“釣鳌”的吉兆，從此之後，煙雨樓不再僅僅作為登臨遊覽的勝地，更是“有關一郡文風”的象征了。
也是在這一年，龔勉在南湖湖心島上建了太土閣、文昌祠、武發祠、浮玉亭、凝碧亭、禅定室、觀空室、栖鳳軒等景，号稱“瀛洲土二勝景”。站在煙雨樓上，“左憑郊野，諸園亭榭，近列檻前。右俯城涉，一望煙雨查霭，恍然蓬瀛也”（龔勉《重修煙雨樓記》）。真是有如蓬萊仙境的感覺。
過了200年，煙雨樓又來了一次轉身。這次是實實在在地轉了個180度，那是在清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時候。
要說這乾隆皇帝對煙雨樓也是真愛。他從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30多年間，六下江南，竟然八上煙雨樓，賦詩、題詞之類的正常動作就不用說了，還興緻勃勃地在龍舟上仿米芾筆法繪了煙雨樓圖，又命畫師繪了嘉興煙雨樓全貌，在熱河承德避暑山莊照模照樣仿建了一座煙雨樓。
乾隆第一次登煙雨樓前，嘉興的官員遇上了一個難題。這煙雨樓自當年趙瀛移上湖心島後，幾百年間都是坐南朝北，對着城垣的。但皇帝必須是朝南坐的，乾隆在煙雨樓上，能讓他“敗北”嗎？也不知是哪個嘉興人腦袋一拍，想出個妙計：皇帝不能動，煙雨樓可以動嘛，于是重修煙雨樓，把煙雨樓改成朝南了。現在站在煙雨樓上，能面對南湖茫茫煙雨，乾隆皇帝是有功勞的。
煙雨樓朝南一改，還改出了一個“副産品”。原來在樓後的栖風軒變成了在樓前，如此一來，煙雨樓更顯雅緻，也算是無心插柳。此後，嘉興建造樓堂館所，往往依樣畫葫蘆，在樓前加上一個軒，稱之為“反軒”。這反軒，一度成為嘉興建築工藝上的一個特色。
鹹豐年間，煙雨樓在太平天國戰亂中遭到損壞，幾近坍塌。同治三年（1864），湖南善化人許瑤光出任嘉興知府之職。這位“近世少有之賢太守”，三任嘉興知府，任期長達18年。
許瑤光到嘉興的第二年，就開始着手對煙雨樓進行整治和美化，他在煙雨樓小島的沿湖堤岸上，種植了一些桃李和楊柳等花木，還寫了《尋煙雨樓舊址并栽桃李于湖堤》四首以記其事，此後，許瑤光不斷地在煙雨樓附近增光添彩，建了清晖堂、菱香水榭、菰雲簃、八詠亭、亦方壺、寶梅亭等景看到的煙雨樓，大緻也還是許瑤光那個時候的格局。
就這樣，從五代到清末，煙雨樓叢吳越國始建，到明代移人湖中，再到乾隆時改變朝向，這三段人生足是持續了近1000年，幾經共廢，曆盡滄桑，方才成就“風雲出沒有時有，煙雨空漾無日無”的遼南名樓。
【來自嘉興文史記憶.嘉興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