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荊州風雲醞釀于孫劉十年的聯盟曆史，拉開序幕的卻是關羽的北攻襄陽之師。關羽盡銳攻襄陽，開啟呂蒙襲荊州之機，并導緻孫劉在夷陵的大火并，孫劉在南方分據吳蜀的局面才基本定型。
一般戰史把關羽開始攻襄陽的時間定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關羽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北攻襄陽？不少學者認為是關羽自作主張。我在《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一書中讨論“三國鼎立與荊州的争奪”時，也曾以關羽的行動既不具備諸葛亮《隆中對》中所說的“天下有變”的條件，也不是西線戰場的需要，而将關羽的行動歸結為擅啟兵釁。此處做一修正。
關羽北攻襄陽，不是自作主張，而是劉備一個階段性布局的一部分。我們隻需要厘清兩個問題，即可對此事做出判斷。一是在事前關羽與劉備有無溝通；二是關羽攻襄陽與劉備的整體布局在戰略意圖上有無關聯。
《蜀書·先主傳》載，劉備在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取得漢中後，“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當時，劉封與孟達并不在一起，劉封從漢中的南鄭東下，孟達從荊州的秭歸北上。《蜀書·先主傳》這樣叙述，顯示劉封和孟達的行動是一個整體的部署。
孟達受命從荊州的秭歸北上攻房陵（今湖北省房縣）。先此，孟達與法正各領兩千兵赴荊州；後來，劉備與法正入蜀，而令孟達并領法正之兵，留屯江陵；劉備定益州後，以孟達為宜都太守，屯秭歸；與此同時，劉備拜關羽董督荊州事，全權統領荊州軍政事務。身為宜都太守的孟達應受關羽節制。而到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陸遜攻宜都時，“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也就是說，孟達北上後，劉備任命了新的宜都太守。劉備令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并引發荊州人事變動，這樣的事，劉備不可能不跟“董督荊州事”的關羽溝通，也不可能不就此舉的戰略意圖跟關羽溝通。是以，在關羽攻襄陽之前，劉備部署攻東三郡的行動，實際上已跟荊州的關羽發生了關聯。
《蜀書》關于此間劉備與關羽聯系的記載，就是劉備稱漢中王後派費詩赴荊州拜關羽為前将軍，假節钺。此時，關羽已耀師于襄陽城下。從劉備遣孟達北上到劉備稱漢中王，時間并不長。關羽起兵北上，劉備醞釀稱王，都發生在這期間。劉備對于稱王這樣的大事，不可能不跟關羽溝通。劉備籌備稱漢中王時，關羽列名于上漢帝表上。可知劉備在派費詩拜關羽為前将軍之前，劉備與荊州之間其實保持着密切的聯系。關羽起兵北攻襄陽，劉備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關羽北攻襄陽，顯然得到了劉備的積極支援。《後漢書·獻帝紀》載，“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并無庚子日。庚子疑為庚午之誤，即七月二十。這正是關羽北攻襄陽期間。劉備拜關羽為前将軍，假節钺。按漢魏之際的慣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将軍而假節，“得殺犯軍令者”。此時劉備集團中，除關羽外，假節者隻有左将軍馬超、右将軍張飛。假钺則更是權重已極。黃钺本是“恭行天罰”的王者之器。武王伐纣，誓師于牧野，右手秉白旄，左手杖黃钺。故為臣子者隻能是假钺——臨時授予之意。《宋書·百官志》對漢魏以來假钺的情況總結說，“假黃钺，則專戮節将，非人臣常器矣”。假钺确實“非人臣常器”。在整個蜀漢的曆史上，假钺者隻有關羽和諸葛亮。但諸葛亮在拜丞相時，隻是假節；諸葛亮假钺，是在建興三年（225年）春征南中時；建興五年（227年）春，諸葛亮出屯漢中以事北伐，後主下诏曰“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可見在蜀漢曆史上，并非根據地位，而是在有事于征伐時，才假钺。人臣而假钺，意謂代行王者之誅。九年前，劉備剛剛得到南郡，即任命關羽為襄陽太守，關羽或許已為攻襄陽而籌備經年。此時，關羽北攻襄陽，劉備假關羽以節钺，此事不可能由費詩臨時承制而授，顯示劉備不僅事先知道，更将此舉視為代自己行王者之誅，作為劉備稱漢中王後“撲讨兇逆”的行動展現。
劉備在得漢中後的主要軍事行動就是部署攻東三郡。這與關羽攻襄陽在戰略意圖上有什麼關聯呢？《蜀書·劉封傳》載，孟達攻下房陵後，将進攻上庸，劉備“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孟達自此受劉封指揮。孟達自房陵向西，劉封則自漢中沿沔水（今漢水）東下，途經西城郡，再從堵水南向，始達上庸。劉封和孟達會攻上庸，曹操所置上庸太守申耽舉衆投降。劉備以申耽為征北将軍，繼續領上庸太守，以申耽弟申儀為建信将軍，領西城太守。至此，西城、上庸、房陵——曆史所說的“東三郡”——落入劉備的控制之中。
田餘慶先生曾詳考東三郡的曆史地理沿革，并分析其在荊益二州之間的地位。西城郡，治今陝西安康；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房陵郡，治今湖北房縣。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在西漢時都是漢中郡的屬縣，屬益州刺史部；東漢末，始升格為郡。三郡與漢中南鄭之間的聯系主要依靠沔水：西城就在沔水邊上。沿沔水東下，經由沔水支流堵水（今堵河）可達上庸，經由沔水支流築水（今築河）可達房陵。這樣，三郡借沔水而連成一片，經由沔水，向上可延伸至漢中南鄭，向下可延伸至襄陽。
劉備在取得漢中後，旋即派孟達、劉封分别從荊州的秭歸和漢中的南鄭兩個方向，以對進的方式拿下房陵、西城和上庸三郡，其戰略意圖顯而易見：即通過控制東三郡而銜接荊州與漢中，以使荊、益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這樣，今後無論是求更穩固地“跨有荊益”，還是從事北伐，其态勢都會更加有利。
東三郡之間的聯系，以及通過東三郡而聯結荊州與漢中，最重要的聯系紐帶卻是沔水；沔水在流出秦巴山地後，最重要的戰略樞紐即為襄陽。從襄陽沿沔水幹流，可通江陵、江夏方向；沿沔水的幾條支流，向北可輻射南陽盆地的諸戰略據點。
如果說沔水是漢中與荊州之間的聯系紐帶的話，那麼，要想拉起這條紐帶，進而撐開一種局面，卻有賴于控制這條紐帶兩端的重要戰略據點：南鄭和襄陽。是以，如想通過東三郡而聯結漢中與荊州，就必須占領襄陽；如不控制襄陽，則東三郡在荊州與漢中之間的銜接作用将大打折扣。
從劉備集團在建安二十四年夏天的一系列行動看——劉備在那年五月占領漢中，随即動用荊州和漢中兩方面的兵力以攻占東三郡，而關羽北攻襄陽之師差不多是緊随而出——關羽在那年七月間率軍北攻襄陽，應是劉備一個階段性布局的一部分，而不是關羽自作主張。這個階段性布局就是打通經由沔水而連接配接漢中與荊州的通道，以求荊益之間能有更緊密的聯系。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劉備的這個布局，仍是一個有限的目标。劉備稱漢中王後，拔魏延為都督，鎮守漢中，劉備本人卻率大衆還治成都。由此看來，劉備并沒有在那年即大舉北出的打算。
關羽北攻襄陽，并不意味着關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就打算按《隆中對》所規劃的，“将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呂思勉先生在叙述關羽北攻襄陽這段曆史時，先述及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反曹一事，暗示這兩件事之間或許有聯系。建安二十三年正月，漢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等人在許昌反曹時，有“南援劉備”之議；十月，侯音在宛城反曹時，也有“與關羽連和”之說，但相信這兩件事與關羽的北攻并無直接的聯系。侯音反曹時，曹操令曹仁從樊城率軍圍攻宛城，到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曹仁始破宛城而斬侯音。曹仁從樊城調來軍隊，圍攻宛城達三個月之久。顯然，在這三個月的圍攻期間，樊城方向并沒有受到來自關羽的壓力。換句話說，關羽并沒有對宛城的反曹事件做出反應，更不用說十個月前發生在許昌的反曹事件。是以，發生在許昌和宛城的反曹事件，與關羽的北攻襄陽并無直接的聯系。
人們傾向于以《隆中對》的戰略規劃來衡量關羽攻襄陽之戰，可能跟該戰的影響有關。關羽北攻樊城、襄陽，開局非常順利。入秋後，他借水淹七軍之機擒于禁，斬龐德，遂圍曹仁于樊城，圍呂常于襄陽。中州一帶也出現騷動。《蜀書》載，“梁、郏、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号，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這樣的影響，不免讓人傾向于從中原方向去展望關羽的目标所指，進而聯想到關羽是不是已經在“将荊州之軍以向宛、雒”。
關羽北攻襄陽，連同劉封、孟達攻占東三郡，旨在打通荊州與漢中之間的聯系通道。為這一目标收最後之功的，便是攻占襄陽。
建安二十四年初秋，沒有人懷疑關羽将攻占樊城、襄陽。
（摘自《大漢帝國在巴蜀》 饒勝文/著 北京聯合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