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台灣，曾存在一群效忠于國民黨政權的特務。他們隐身在人群之中，暗中操縱着時局的發展。他們或是政府公務員、或是媒體記者，亦或是黑道角頭，但這些都隻是他們的“掩職”，掩蓋其真實的特務身份。
讓我們回到1945年，二戰剛剛結束，中國國民黨政權即将接管台灣。一艘美國軍艦緩緩停靠在基隆港，船上走下兩個自稱上校的神秘人物，他們是國民黨軍統局派來台灣的特務先遣隊，戰後的台灣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戰場，他們需要從頭布建情報網絡。
軍統局全名“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特務機構，由傳奇特務頭子戴笠一手創立。這個組織權力滔天，不受限制，經常進行暗殺、綁架等肮髒勾當。台灣淪陷時期，軍統就已經派遣特務潛伏，偵查日軍的情報。如今戰争結束，他們終于可以名正言順地在台灣活動，大展拳腳了。
除了軍統，戰後初期的台灣還有許多林立的特務組織：中統、警備總部調查室、憲兵特高組等等，各自為政，互相掣肘，讓台灣的地下情報戰如同迷宮般錯綜複雜。為了在台灣站穩腳跟，這些組織開始大量吸收當地的地方角頭、流氓，發展“在地”特務。
這裡我補一個題外話，就是軍統、中統、CC、保密局、黨通局、國防部第二廳都是幹什麼的？
軍統：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主要負責監視、綁架、逮捕和暗殺等活動，針對内部叛變行為。抗戰期間有效震懾了投敵叛變人員。
中統：由CC系上司人陳果夫、陳立夫控制的特務組織，前身是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機構，1938年正式成立，隸屬于國民黨中央。
CC派：即“中央俱樂部”，由陳果夫、陳立夫上司的國民黨政治派系，勢力主要在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門、中統局、地方黨部和教育系統。
保密局：1946年成立，由軍統改組而來，隸屬國防部，鄭介民任局長。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成為台灣“國防部軍情局”前身。
黨通局：1947年成立，前身是中統，負責黨務調查工作。1949年改名“内政部調查局”，隸屬行政院内政部。
國防部第二廳：1946年成立，掌管戰略情報，由原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改組而來，鄭介民兼任廳長，是其重點發展的情報機構。
回到正題，其中一個著名案例是許德輝。他原本隻是個地痞流氓，但一躍成為軍統台灣站的頭目。憑借自己在黑道的人脈，許德輝發展了大批“線民”，将情報網絡滲透進了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酒家、茶室、報社......隻要你想得到的地方，都有他的眼線。
1947年因查緝私煙爆發的二二八事件，造成無數群眾傷亡。，其後長達38年的戒嚴
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正是這些特務大顯身手的舞台。他們上報了大量誇大其詞的情報，聲稱“叛亂随時可能爆發”，“局勢萬分危急”，刻意渲染緊張氣氛，這些失實的情報最終導緻國民政府做出武力鎮壓的決定，釀成了一場慘劇。
在整個事件中，特務扮演了“隐形推手”的角色。許德輝就混入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面假裝同情群眾，煽動他們對抗政府，一面又在背後向上級告密，說這些人“圖謀不軌”。他先是慫恿學生們配戴武器，又立即向軍方密報，說學生意圖攻擊軍警。最終，這些被蒙在鼓裡的學生們慘遭逮捕、殺害。
保密局二二八事件報告書陳述，通訊員許德輝化名高登進做滲透，他除了搜集情資，也刻意煽動群眾情緒強化對立
類似的卑劣伎倆比比皆是。嘉義的仕紳黃媽典因為上司當地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被特務構陷，慘遭槍決。更諷刺的是，出賣他的竟然是一位關系親密的“朋友”——一個隐藏多年的特務卧底。
二二八事件平息後，這些特務并沒有就此消失，而是化身為更加隐蔽的幽靈，繼續監視着每一個被列入“黑名單”的台灣群眾。僅僅因為參與過二二八事件，許多人就此背上了“丁亥份子”、“戊寅份子”的标簽，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特務的監視之下，電話被竊聽，信件被檢查，甚至連家人也可能是“眼線”。這種令人窒息的高壓統治，直到解嚴後都依然存在。
那麼，這些特務後來都去哪了？他們融入各行各業，悄無聲息地生活在我們身邊。從政府公務員、民意代表，到企業老闆、宗教領袖，他們無處不在。
特務的轉職出路遍及政商界、文教界、公職。 例如，陳恺曾擔任多屆台北市議員，1960年轉戰省議員，順利當選。
以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為例，解嚴後的他搖身一變，成為報界巨頭，還榮登“台灣最有影響力企業領袖”的榜單。誰能想到，曾經在二二八事件中殺人如麻的特務頭子，如今成了人人敬仰的“成功人士”？
林頂立
這些特務們的人生軌迹，折射出了台灣戰後曆史最晦暗的一面。他們是國家機器的暴力執行者，但同時又與政商權貴們勾結，巧妙地依附在威權體制下，為自己牟取利益。
追究這段曆史，絕非易事。涉及其中的許多當事人，都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開放檔案、接受采訪。即便檔案解密，其中也常常隐去了特務的真實姓名，隻留下一個個化名和代号，研究者們還要花費大量心力，去拼湊這些曆史拼圖。
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群學者不畏艱險，堅持探尋真相。中研院的林正慧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像一名曆史的偵探，從大量史料和口述資料中搜尋蛛絲馬迹，去還原特務們的廬山真面目。
“真相本身會展現更大的力量！”林正慧堅定地說。她相信，隻有不斷挖掘事實，台灣社會才能建立共識，實作轉型正義，跨越這道困擾幾十年的曆史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