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帕特裡克·懷曼
雖然英法通過百年戰争各自提升了王權，但随即陷入長期動蕩，西班牙因而成為歐洲第一個王權穩固、制度成熟的國家。社會與國家博弈之後，代議制開始為國家凝聚力量，西班牙因而有能力推動地理大發現并統治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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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諸王國的興起
伊莎貝拉是一個關鍵時代所有最重要的政治趨勢的集中表現。
歐洲各地的統治者，在一群受過高等教育、能幹的助手的支援下都想讓自己擁有更大的權力。随着王室法庭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内解釋法律，統治者介入了過去幾乎從未接觸過的領域。
這些人想要發動戰争，就像過去在中世紀所做的那樣，但他們現在打仗可用的資源更豐富。軍隊規模更大，也更專業了，可以配備昂貴的大炮，并在公開市場出高價雇到能征善戰的雇傭兵為其效力。
打仗花的錢越多，國家就越需要在籌錢的辦法上創新。于是為支援某處的圍城或主要戰役，這幫受過高等教育和能幹的官員為國家财政找到的新賦稅來源和信貸安排就日趨複雜。
這就是“興國大業”的古老故事，發展到極緻便成為一段被人稱道的佳話：君主有遠見，他們身邊的文官将龐大低效的封建政府架構改革為高效的、具備現代化雛形的官僚機器。
是這些新興國家開啟了近代早期專制君主制以及今日民族國家的先河。
緩慢而穩健的前進步伐始于斯，從有遠見的統治者開始，循序漸進，到現代化的萌芽。這聽起來像一段理性的、線性的和有意為之的過程，其實事實遠非如此。
這段時期的統治者一開始并未想要建立現代化政府的雛形；他們心裡所想的目标完全不同，沒有那麼長遠。
到15世紀晚期有些事——很多事——都發生了根本改變。像伊莎貝拉這樣的統治者無意按照某一種藍圖最終實作現代國家，但不容置疑的是這段時間裡王權的确擴張了。
統治者刻意尋找辦法增加資源、加強控制力，而他們基本上也做到了。這與他們本身的聰明才智和當時一系列有利條件有關。
那麼，此時究竟是什麼力量在擴大呢？15世紀末的西歐諸王朝并非18世紀的行政化的财政——軍事國家，也不是19世紀及其後的官僚民族國家，而是統治王朝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積累，恰好擁有某些領土。
更确切地說，這是一群統治者對某些特定領土擁有一系列權利的主張。
法國國王并不擁有其王國，隻是他對該王國的統治權有主張。其他人則有更大或更小的、為許多人或極少數的人所承認的主張。
除此之外，主張稅收權、司法權、壟斷鹽稅或關稅權利的程度，或因領土而異。比如說，法國國王聲稱他對勃艮第公國有統治權，但這與他在阿基坦公國或阿圖瓦省的權利無關。
這些主張由統治者個人取得，也展現在他身上，他可以視情況收回或贈予他人。
通常被稱為“等級代表”（estate）的地方貴族和代議機構可以對統治者的這些主張提出異議或表示抗拒，想盡辦法為自己争取一些特權和例外。
一個強而有力的統治者能将自己的主張價值最大化，弱勢統治者甚至連收取最基本的賦稅和施加最基本的權威都得經過一番鬥争。
13—14世紀歐洲成熟的政治版圖是一張權利主張縱橫交錯、細密編織的三維挂毯。
因為貴族、修道院、主教轄區、特許城鎮和國王都為自己争權，這套系統總是紛争沖突不斷。他們的主張範圍重疊，彼此沖撞，形成對抗。
一個高價值的莊園的稅收究竟是歸某一貴族家族還是國王所有？誰有權收取鹽稅，是地方領主還是主教？法院歸領主還是歸王室管轄？這便是中世紀政界鬥争的主題。
按照曆史學家約翰·沃茨的說法，在這許許多多的中世紀晚期政治争端中的大赢家是“王權政體”，他的選詞精确但又有些勉強。
王權政體的典型是王國，但又不一定是王國，它的統治者通常是國王，但又不一定是國王。政府的機構是以一個能成功行使司法權、稅收權和基本上有武力使用專屬權的人為中心設立的。
王權政體——如英格蘭、法蘭西、卡斯蒂利亞、阿拉貢等——并非歐洲政界唯一的參與者，它們也并不一定會成為政治組織的預設形式。
它們的競争對手不外乎兩大類。在好幾個地區，城邦的勢力很大，領土面積也不小。威尼斯就是一例，它有自己的海外帝國，反之，萊茵蘭的斯特拉斯堡隻對其周邊地區有控制權。
即使是威尼斯這樣
掌握了大量海外領地的城邦
擴大速度也遠不如王國
其實，由具備商業實力的商人精英管轄的城邦，最有可能使用最先進的治理和稅收辦法，要比得看鄉紳臉色行事的王國的可能性大得多。
威尼斯雖然核心領地不大，人口也不能與法國甚至阿拉貢的相提并論，可是對付起奧斯曼帝國及其他大國時卻威力不凡。
有的地區的城鎮同盟勢力較大。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控制了波羅的海利潤豐厚的貿易，像呂貝克、漢堡、格但斯克和裡加等城市中心都是它的加盟城市。
以伯爾尼、蘇黎世和施維茨為中心的瑞士邦聯也開始嶄露頭角，因為它挫敗了勃艮第公爵“大膽查理”的野心，擴張了領地并摧毀了一些當時最先進的軍隊。
事實上，所有中世紀晚期的政府形式，不隻是王國，都經曆了共同的演變，具有共同特性。它們的金融交易都更密集、更複雜，其軍政人員的數目增加，能力都有所增強。
這段時間裡，還看不出城邦和城市同盟有朝一日會被作為其競争對手的王室所取代的迹象。
最終王權政體還是勝出了，而這段時間正好是根本轉折點。驅動整個過程的是内部的合并與外部的合并。
對内，統治者在其領土邊界内，以犧牲其他主張權利者為代價鞏固王權。統治者的權力擴大了，資源也多了，盡管他們對權力和資源的使用不如城邦那麼有效率。
對外，王國統治者之間互相合并。大國将小國吃掉，偶爾也用流血征服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過聯姻。
王權政體都由王室成員統治。它們基本上是王朝國家：國家的整體就是統治者對權利主張的總和，而統治者又将這些主張代代相傳。
獲得更多權利主張最容易的辦法就是聯姻。中世紀以來人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但到15世紀末，過程大大加快了，越來越多的領土逐漸落入越來越少的人手中。
這些王朝國家不隻是内部在合并，而且過程也變得更加高效、更加複雜；它們也的确變大了，而且變化速度非常快，因為統治者将其子女的婚姻都做了戰略安排，增加了對領土統治的新主張。
城邦和城鎮同盟合并與擴張的規模速度很難與其比拟。
伊莎貝拉為什麼選了斐迪南
這段時間對王朝合并最為積極的直接參與人就是伊莎貝拉。
希龍欲娶她為妻未果後，恩裡克四世仍心有不甘，還打算再試。不過伊莎貝拉心意已決，決定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
婚姻是她最大的問題，但也可能是她所面臨難題的解決之道，這就是她1468年的處境。
難題出現在三年前離馬德裡不遠的阿維拉城，此地防禦工事森嚴、高聳的城牆沿着四周的山脈蜿蜒穿行，城垛密布其間。
就是在這裡，有幾位卡斯蒂利亞的貴族和僧侶頭面人物發聲了，嚴厲抨擊恩裡克四世，說他施政不當。
他們說國王太喜歡穆斯林了。他們還說國王個性軟弱，像個陰柔的同志，缺乏統治能力；甚至說他不是他三歲女兒胡安娜的父親，是以此女不能成為卡斯蒂利亞王位的繼承人。
這些貴族造反派支援伊莎貝拉的弟弟阿方索，不同于小胡安娜的是，這位精力充沛、有仇必報的男孩血統純正。
這些策劃陰謀的人還将恩裡克四世的木頭人像扔到地上，宣布阿方索為王，給這次人稱“阿維拉鬧劇”事件更增添了戲劇色彩。
但随着三年後阿方索的去世，伊莎貝拉就變成了事實上可供選擇的權力中心，而這是她原先看來不可能扮演的角色。
恩裡克四世在她孩提時代就把她和她的母親趕到阿雷瓦洛（Arévalo）去住，而且還拒絕給她身為先王的女兒應有的收入。
伊莎貝拉喜歡說起她那段艱辛的童年，并聲稱就是這段經曆練就了她的政治上司力。
阿雷瓦洛雖然略為偏遠，但也不能說住在那裡就等于遭到政治流放，不過伊莎貝拉的說辭确實可以透露出她大概的自我形象認知，我們從中能看出她知道如何讓群眾接納一個上司人。
17歲的她已深谙政治遊戲規則。此外，她到底是前任國王的合法女兒，如果年幼的胡安娜公主血統有問題——這事已經有人明确質疑并加以政治炒作了——那麼，伊莎貝拉就應該是恩裡克的法定繼承人。
她就是這麼想的：阿方索死後幾星期，她在一封信裡就自稱是“蒙上帝恩典的卡斯蒂利亞及萊昂王國的公主兼合法繼承人”。
這段話既說明了自己的出身，表明了自己的意圖，同時也清楚反映了伊莎貝拉的行事風格：直接、自信，并深信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為了維護并利用她的這一新的顯貴身份，她需要盟友。結婚，上策是趕快結婚。
追求伊莎貝拉者不乏其人。作為恩裡克亡故後統治卡斯蒂利亞的最佳人選、卡斯蒂利亞王位的第一繼承人，她可是所有熱衷權勢的貴族或王室的觊觎對象，因為她的丈夫或許可以分享甚至主導一個西歐大國的統治權。
由于條件優渥，歐洲大陸這一隅的每一座城堡、每一個領地和每一處宮殿，都湧現出不少有意與她一結良緣的人選。卡斯蒂利亞權貴中也有人躍躍欲試，但伊莎貝拉都沒看上。
伊莎貝拉在婚戀市場上非常緊俏
恩裡克四世和伊莎貝拉周圍的某些臣子支援葡萄牙國王阿方索，可惜公主不感興趣。
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四世的弟弟、17歲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呼聲很高：他日後成為理查三世，謀害了自己的侄子，并成為莎士比亞筆下的惡人，而在那之前他就已證明自己藝高膽大，能征善戰。
但當時英格蘭政局不穩，正在進行玫瑰戰争，令他失色不少，再說，英格蘭也太遠了。理查最終篡奪王位，卻死于疆場，聲名狼藉，并沒有走上通往西班牙王位的階梯。
另外一個選擇是法蘭西國王路易十一的弟弟，王國當時的繼承人，吉耶讷和貝裡的公爵查理。
與格洛斯特的理查不同，查理這個人乏善可陳。他此前的主要成就隻是在一場血腥内戰“公益同盟戰争”（La guerre du Bien public，後面會對這場戰争做進一步解說）中在他哥哥的敵人那裡充當人質。
雖然他擁有大片土地，可以作為獨立的權力基地，但查理不具備對它們善加利用并且讓伊莎貝拉看得上的能力。雖然他的血統和親屬都不可謂不尊貴，但這位法國公爵也沒戲。
伊莎貝拉已經做出了選擇。她心儀的對象是西西裡國王兼阿拉貢王座的繼承人，年方十七的斐迪南。
阿拉貢與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亞一樣，都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大王國，它是地中海沿岸不可小觑的力量。其中心城市是薩拉戈薩和巴倫西亞，巴塞羅那則是王國内一個強大的半獨立勢力。
阿拉貢的國王長期掌握着在撒丁島、西西裡島的海外權益，偶爾還在那不勒斯王國等地有海外利益。一旦與斐迪南成婚，伊莎貝拉就能将西班牙兩個最大、最重要的王朝合而為一，随之而來的還有對幾個更遙遠的領地的權利主張。
這就是王朝合并的精髓。卡斯蒂利亞本身就是兩個更老的王國卡斯蒂利亞與萊昂合并的結果。斐迪南是阿拉貢王室的繼承人，而阿拉貢也是好幾塊領土合并而成的，除了阿拉貢本身，還有巴塞羅那伯爵領地、巴倫西亞城及其在地中海的延伸部分。
每一處領土都有自己的曆史，通常也有自己的制度、風俗、代議機構和法律，隻有對其主張權利的統治者才能把它們聯合起來。
不僅如此，它們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繼承法，對統治者在内部有權做什麼也有全然不同的規定。
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在這方面的情況并非獨一無二，這個時候歐洲每一個大王國都是一個綜合體，隻是大（神聖羅馬帝國）小（英格蘭）不同。
這是區域内每位統治者經常要面對的問題，也是不斷出現緊張、内部沖突乃至内戰的根源。
斐迪南确實是白馬王子
伊莎貝拉當然曉得與斐迪南聯姻成功意味什麼：西班牙兩個最大的王國将結成一個聯合體。這将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聯合體。
斐迪南的父親——阿拉貢老謀深算的國王胡安二世——鐵了心要讓自己的兒子陪伴在伊莎貝拉身旁，一起統治整個伊比利亞半島。
而恩裡克四世也同樣鐵了心不想讓它成為現實。他極力支援與葡萄牙聯姻，甚至教唆一群葡萄牙使者在伊莎貝拉試圖與這個阿拉貢人成婚時，用武力限制她。
一旦伊莎貝拉與斐迪南的事成了，恩裡克四世的統治必将結束，他的女兒胡安娜也就繼承無望了。
恩裡克四世不幸的地方在于，伊莎貝拉了解民情。這位公主在給她哥哥的信中寫道：“我，被剝奪了公平和正義的自由，被剝奪了在婚姻談判中根據上帝的恩典必須行使自由意志的原則，我私下征求了大公、進階教士、騎士、你的子民們的意見。”
如果卡斯蒂利亞權貴們——他們都沒少拿阿拉貢國王的慷慨饋贈——的态度還不夠明确，且聽聽路邊嬉戲的兒童口中呼喊的“阿拉貢大旗”，就連他們都認為應該選擇與阿拉貢而不是葡萄牙聯姻。
18歲的伊莎貝拉就這樣耐心機智地将恩裡克四世逼到了棋盤的一角。
不過，她的處境依然危險。眼看自己的新娘被潛在的敵人重重圍困，斐迪南也不再繼續等待了。他與幾位夥伴喬裝打扮成商人，在危機四伏的地區行走了數百英裡抵達巴利亞多利德。
恩裡克四世的手下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斐迪南随時有被俘虜或暗殺的危險。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是為了阿拉貢與卡斯蒂利亞的聯合，那麼斐迪南也甘冒風險。
他借夜色的掩護騎行至巴利亞多利德與伊莎貝拉見面，兩人立即墜入愛河。
斐迪南抵達巴利亞多利德初次與未來新娘見面時，出現在伊莎貝拉面前的，是位17歲的體魄健壯、中等身材的小夥兒，他一頭棕發，還有一張經常帶笑的圓臉。
那張充滿領袖魅力與吸引力的面龐，容易令男人與他結誼，讓女人為他着迷，日後伊莎貝拉為此自然也沒少生氣。
斐迪南确實很帥
從孩提時代起，斐迪南就開始接受對未來上司人的培養，被刻意灌輸當時政界精英最重視的騎士精神和王者風範。
他熱衷并擅長馬背上的長矛比武，十幾歲即混迹疆場：他第一次上戰場時隻有12歲。
随着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成了政壇上特别無情甚至無原則的圓熟政客，同樣精明的伊莎貝拉與他頗有惺惺相惜之感。
就在他們見面的前一年，斐迪南主持了自己母親的葬禮，在巴倫西亞市政當局面前說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話，城市内部的派系鬥争竟是以畫上了句号。
即便在青年時代，斐迪南也特别擅長營造戲劇性的時刻，這使他深得新娘子的喜愛。
雖然王子單騎穿越西班牙鄉下表達他娶伊莎貝拉的決心，絕非單純的浪漫之舉，但這确實是兩人一輩子長相厮守的基礎。
中世紀晚期的統治藝術不隻講究冷酷無情的現實政治和但求目的不擇手段的興國大業。國王和未來的國王都是貴族社會團體的成員，他們有自己明确的行為規則和規範。
這一套複雜的行為規範除了要求對婦女獻殷勤外，還要求他們博采衆議、慷慨大度，個人膽識更是尤為重要，這是一個具備理想中騎士精神的國王必不可少的素質。
不畏艱險前往巴利亞多利德去見自己的新娘是睿智的公關之舉，也恰恰說明斐迪南具備未來幹練上司人的要件。
對伊莎貝拉而言，選擇夫婿的過程真可謂陷阱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招來橫禍，或被監禁，或為恩裡克四世所害，或選錯了人，或誤了時機。
可是她終究走過了鋼索，不但找到了理想夫婿，而且時間也把握得非常好。
1469年10月12日，她給當國王的哥哥去信說：“通過我寫的信和派去的使者，我謹通知國王陛下，關于我的婚姻一事，我意已定。”她并未奏請國王準許。伊莎貝拉已經決定了，兩天後她便會與斐迪南完婚。
伊莎貝拉與斐迪南的結合——廣而言之就是卡斯蒂利亞與阿拉貢的統一——是結構性力量與機緣巧合爆炸性混合的最佳例證。
不管已經發生了多少次合并，這對情投意合的年輕情侶的婚姻是15世紀60年代末卡斯蒂利亞的特殊政治環境以及内戰時期結盟需求的結果，更是伊莎貝拉和斐迪南兩人的個人品質的結果。
這兩位主角，特别是伊莎貝拉，面對選擇時眼光明快銳利，把自己的政治角色發揮到了極緻。
他們的才智與當時的結構性趨勢完美配合，進而促使趨勢向前發展，推動了國家的崛起，也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改變。
中世紀王權的提升方式
在中世紀晚期的王國中，像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這樣有野心的上司人并不是在意識形态的真空當中追求客觀、純粹的國家利益。
其實，在冷酷的權力現實與重視上司人某些特質的政治環境之間是有一條回報環的。
在一個笃信基督教的大的社會環境中，子民期待國王運用王權伸張正義，發動戰争，做不到的人就不配做統治者，他們的王位也就岌岌可危。
而雄心勃勃的統治者也可以借助司法和戰争這兩樣東西來延伸他們的權威和國家權力。
這在15世紀晚期并非新現象。數百年來，中世紀有興國之志的統治者在這兩條路上都曾獲得或多或少的成功。
雖然大趨勢是王權逐漸上升，但不同時代，不同地方則興衰各異。
14世紀中葉，愛德華三世統治下的英格蘭在百年戰争的高潮時期取得了控制其法蘭西對手的絕對優勢，是以這位金雀花王朝的國王的威望如日中天，達到巅峰。
而法蘭西的威望則在1415年阿金庫爾戰役慘敗後跌入谷底。後來，法蘭西的領土一分為三，國王因瘋癫隻能被鎖在深宮之中，一身污穢，無法處理朝政達數年之久，王權到底掌握在何人手中，各方亦莫衷一是。
15世紀60年代伊莎貝拉和斐迪南執政之初，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的王權處于低潮。此時整個歐洲，還不隻是伊比利亞半島，都為内戰和内部紛争所苦。
英格蘭在将近一代人的時間裡處于政治不穩定狀态，而且玫瑰戰争還在繼續。法蘭西的權貴反抗國王路易十一，造成公開的内戰，即人稱的“公益同盟戰争”，導緻法蘭西在這十年的中期極度動蕩。
每一個王國情況并不完全一樣，但所有這些抗争都有一個中心不滿：對國王的角色和行為以及王國政府權力的激烈不滿，人們不是認為它們太軟弱就是認為它們太專橫。
法蘭西國王對勃艮第公爵的土地有什麼權利？如果英格蘭國王有精神疾病不能視事，該由哪一位進階貴族代行王權，有什麼合法根據嗎？
此外，這類沖突經常有外國統治者介入，支援與他們有王朝婚姻關系的一方，使事情進一步複雜化。
王國之間并非界限分明，一個國家的主要政治人物完全可以與另一個國家的權貴或國王建立關系，政界精英甚至認為他們搞這種政治遊戲是上帝賦予的權利。
到最後，内戰都不是互不相幹的内戰，而是籠罩在歐洲大陸上的一張暴力的、錯綜複雜的政治糾纏網絡，從西班牙中部的台地一直延伸到蘇格蘭邊界。
它們都是結構性的糾纏，而非人際關系糾葛，植根于中世紀晚期政治的基因中，是中世紀曆史程序中人們對王權日益增長趨勢的普遍反應。
伊莎貝拉和斐迪南就是在這種内部争鬥的環境裡，在政治上趨于成熟的。
阿拉貢與一心想獨立的加泰羅尼亞公國打了十年内戰。該地農民曾多次叛亂，其代議團體，即議會（Corts），将該公國交予卡斯蒂利亞的恩裡克四世管轄。
路易十一支援阿拉貢國王胡安二世，即斐迪南的父親，對抗加泰羅尼亞；後來他又改而支援加泰羅尼亞，反對胡安二世，想乘機拿到一點阿拉貢的領土。
恩裡克四世、伊莎貝拉和斐迪南暫時緩和了彼此的緊張關系，他們之間協定的基礎是恩裡克四世一旦駕崩，将由伊莎貝拉繼承王位。
可是終于挨到1474年恩裡克四世逝世時，這個解決方案立即瓦解。一邊是伊莎貝拉和斐迪南；另一邊則是恩裡克四世的12歲女兒胡安娜，而且她有可能并非他的親生女。
卡斯蒂利亞的貴族紛紛選邊站隊。此事還牽扯到另一個複雜因素，那就是胡安娜已經與葡萄牙50歲的國王阿方索五世結婚。
從理論上來講，這是一場内戰，但因牽扯到阿方索五世，是以就不那麼單純了，它成了将幾個王國糾纏在一起的紛争之網的産物。
卡斯蒂利亞的繼承戰争持續了4年之久，1479年，戰争以伊莎貝拉和斐迪南獲勝而告終。
合并前夕的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
這場卡斯蒂利亞繼承戰給伊莎貝拉和斐迪南熟悉統治之道提供了一個混亂而又殘酷的環境。前些年的沖突教會了他們在想方設法行使王權的同時，要與貴族和城鎮官員——他們說到底還是起關鍵作用的支援者——搞好關系。
特别是伊莎貝拉祖上有強大的王室特權傳統，認為王室有征稅權、土地所有權和司法權，她的父親就是這麼做的，隻是到了恩裡克四世時有些亂套了。等到她親政後，這些王室特權不但恢複，而且得到了加強。
這是此時歐洲各地這一代統治者的一貫作風：幾百年來的王權邊界之争經過一次次内戰和政治動蕩，終于以統治者獲勝得到了解決，同時還讓勝利的王室學會了如何擴大權力。
在卡斯蒂利亞境内，王權歸伊莎貝拉所有，而不是斐迪南。這一點在兩人簽訂的婚姻契約上寫得很清楚，隻不過在她登上王位後就更明确了。
斐迪南是以“女王陛下的合法丈夫”的身份統治的，意思就是他是“王夫”，他本人并非卡斯蒂利亞的統治者。
伊莎貝拉安慰夫婿自己一定順從他，如同15世紀晚期其他盡職的妻子一樣，不過共治的事實還是很清楚的。
隻要伊莎貝拉活着，她就打算與他以夥伴關系行統治之責，而不會成為任由心機頗深的丈夫擺布的傀儡。
兩人之間摩擦不斷，這是任何共治的通病，沖突更因斐迪南經常拈花惹草而加深，不過一般而言，兩人在大方向上彼此十配置設定合，頗具成效。
經曆了卡斯蒂利亞繼承戰後，他們很快弄清楚哪些事需要優先處理。他們召開了國會（Cortes），即卡斯蒂利亞的代議機構，加強了王室對體制的控制，目的是集中權力和加強管理。
結果之一就是他們請來與王室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學家來編纂卡斯蒂利亞法律。具體的改革有幾方面：更依賴王室敕令，設立了直接對統治者負責的裁判所，改組了處理法律事務的法庭。
最重要的是他們拿回了許多曾經屬于王室的土地，并從卡斯蒂利亞貴族手中收回他們因世代支援王室而獲得的特權——特别是撥款的權利。
所有這些都打着王室法庭的旗号，這也是中世紀晚期歐洲各地擴充王權的傳統做法之一。
不過，雖然王室法庭可以用來擴充王權，但最有效的集權辦法莫過于造成和另一名統治者發生武裝沖突的緊急事态。
人們期待國王發動戰争，這是中世紀發展出來的王權思想的根本組成部分，也是國王與他的子民——不分貴賤——之間聯系的一部分。
戰争需要國王與軍中擔任要職的貴族密切接觸，國王借機可以把他們拉到王室這一邊來。中世紀的戰争中，每走一步都要錢，到15世紀尤其如此，因為打勝仗越來越需要昂貴的大炮和會打仗的雇傭兵。
統治者的私人資源，即王室資産，遠不足以支付連年不斷的戰争的費用。于是國王就得想其他辦法擷取收益：簡而言之就是課稅。
征稅需要王室政府與權力掮客達成共識，不管這些掮客是代議機構、城鎮官員還是貴族。這使得被統治者與中央政府進一步發生聯系。
王室司法也一樣，它需要一群忠于王室的、有學識的官僚來管理，這樣國家可以趁機進一步擴權。知名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說過，戰争造就國家，國家造就戰争。
對伊莎貝拉和斐迪南而言，讨伐西班牙的最後一個穆斯林政權、格拉納達埃米爾國的戰争正向他們伸出歡迎之手。
本文節選自《歐洲之變：震撼西方并塑造現代世界的四十年1490—1530》，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以這個時段的九個名人為線索，概括西方與東方“大分流”的關鍵所在，很有啟發，感興趣的朋友推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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