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畫家範遷最新長篇小說《十面埋伏》，以繪畫技法入文，使古曲和故事互相印證，在綿密的文字裡展現亂世下普通人的各種活法，抵達大道至簡的中國式“虛境”。
從小說情節入手，評論者子方認為，《十面埋伏》以霍文田記日記的方式插入“我”的第一視覺，以一個人物飽含深情的視覺串聯起其他人物，平緩的河面被投擲入一塊石子，那一圈圈的漣漪便是“我”的觀察和感受、“我”的内心世界，也容易把讀者帶入故事。這部作品的文本，也顯示出了範遷極強的寫景狀物功力，逼真呈現特定時代上海地域特色，有着濃厚的市井生活氣息。
文/子方
刊于2024年4月25日文學報
範遷長篇小說《十面埋伏》有如是情節：阿茹自殺之後，與之有叔嫂戀之實的霍文桑處于内疚、自責、郁悶之中，霍文田讓妹夫徐方晦帶其回西浔鎮散散心。文田文桑兄弟倆散步談心，雖幾乎足不出戶但深谙世事變遷的文田感慨“世代輪回，貧富交替……曆代的業報在現世中呈現出來了”，長時間待在象牙塔裡的文桑卻不相信，反駁“我們霍家一向善待佃戶，租子隻收三四成……霍家如此誠信待人，哪來的業報？”正是在此情境下，文田歎曰，“我的四阿哥啊，你不想想，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這便是本評題目“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的由來。
作為二十餘萬字的長篇大作，《十面埋伏》總體上采用了最“老實”的順時叙述方式。第一章《挂角之巢》的叙事時間從北洋軍政府時期至全國解放前夕，第二章《大道如歸》接續叙述至文革前夕，第三章《人間忽晚》叙事時間是1966年，第四章《綿綿若存》接續叙述至1980年前後。叙述結構采用我們熟知的“流浪漢小說”結構體式，即若幹小說人物活動到哪裡，作者跟着寫到哪裡，所謂“花開幾朵，各表一枝”。如霍父（霍秉郴）和徐醫生一直在西浔鎮活動；霍文田先是長期陪伴霍父，霍父去世後去上海後又被遣傳回西浔鎮；霍文海從上海起步至回歸上海的“輪回”革命征程；霍文桑與霍文珠、徐方晦家庭雖都居上海但活動蹤迹不同。人物都不是流浪漢，作者筆端猶如在流浪。霍文滄由上海至英國再至香港、霍文珍嫁至無錫再舉家遷往南洋兩條線均未展開。這是作者的取舍問題，服務于小說的總體情節架構需要。
叙述視覺總體上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叙述，但猶如神來之筆的是，以霍文田記日記的方式插入“我”的第一視覺，以一個人物飽含深情的視覺串聯起其他人物，平緩的河面被投擲入一塊石子，那一圈圈的漣漪便是“我”的觀察和感受、“我”的内心世界，也容易把讀者帶入故事。不唯獨如此，連隐含作者範遷也時不時地活躍其中，這是文本另一大特色。文本還顯示出了範遷極強的寫景狀物功力，逼真呈現特定時代上海地域特色，有着濃厚的市井生活氣息。
小說對典型時代裡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成功。閱畢掩卷，霍父、徐醫生、文海、文桑、文田、王書生、徐朝、王紅珍、徐方晦、黃蛤蜊等一個個人物還能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浮現、回放。
以上僅是閱讀之後對小說的總體“觀感”，以下試着用幾個關鍵詞歸納《十面埋伏》，希冀以點帶面，對小說的某些方面略作考察和探究。
《十面埋伏》刊于收獲長篇小說雜志2024年春季卷
“大河小說”
《十面埋伏》應該是範遷的首部家族小說，寫了霍家三代人從北洋軍政府時期到文革結束後的生存際遇，較之于溫州作家東君的長篇小說《樹巢》多寫了一代人。
既是家族小說，人物勢必涉及兩代人及以上。姑且撇開《十面埋伏》裡的霍家第三代（文本裡有“戲份”的隻有霍文珠和徐方晦的三個子女徐青、徐虹和徐朝），把《樹巢》裡的馬老爺和七個兒子與《十面埋伏》裡的霍秉郴和六個子女略作比較倒也不失趣味。馬老爺馬戡是馬家堡的大地主，雖無一官半銜，卻是馬家堡事實上的統治者，“有權管轄整個馬家堡”；霍秉郴“曾任北洋軍政府高職”，自稱是與“曹帥（曹锟），段帥（段祺瑞）”平起平坐之人物，具體職務可能是“總參謀長”（文珠所言）。在那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年代，經濟實力及由此帶來的其他“軟實力”是家族人丁興旺的前提和基礎，也難怪馬老爺可以有七個兒子，霍“總參謀長”有“滄海桑田”四個兒子加“珍珠”兩姐妹。無論是在馬家堡還是在西浔鎮，“挂角之巢”（《十面埋伏》裡的重要意象）裡的鳥兒總是要飛出去的，兒女們長大了一般也是要出去闖世界的，在時代潮流裹挾下依然人各有志，于是便有了各自的人生遭際。
如果哪日《樹巢》和《十面埋伏》譯介到日本，那邊将有一個專有名詞在等待着它們：“大河小說”。在日本，大河小說特指描寫幾代人命運的大型長篇小說，詞源卻來自于法國。但日本人在大河小說的基礎上又獨創出了“大河劇”概念，是包括了家族要素在内的長篇曆史電視連續劇。閱讀《十面埋伏》時，我無緣由地聯想起日本作家北杜夫的短篇小說《大河小說》，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叫南彌次郎的作家，他決定在有生之年寫出類似于《戰争與和平》《卡拉馬佐夫兄弟》或巴爾紮克“人間喜劇”系列長篇那樣的鴻篇巨制。為了確定一直寫下去，寫到地老天荒，他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就是不讓他小說裡的人物死掉。主人公叫山根彥三郎，不僅不能讓他死掉，還要讓他“盡量娶個能生的老婆，多多生兒育女”，而且子子孫孫都不能死掉。小說裡的子子孫孫達到三百多人了，山根彥三郎還沒有死掉。南彌次郎與急着出版他的大河小說的出版社編輯唯有各自長歎。但也不是找不到出路，“沒完沒了，最後一招，發動世界大核戰，親愛的人物們必死無疑。”但是——凡事總有一個“但是”——按照小說人物南彌次郎對他的小說人物的深情厚意，“我如何下得了手啊。”
範遷
《大河小說》是篇諷喻短篇之作，以寓言待之亦無妨，與《十面埋伏》這樣的傳統現實主義長篇完全不具可比性，但我在《十面埋伏》的閱讀過程中總無端地想，從北洋軍政府時期至新中國成立，三十餘年的光陰下來，曆經北洋軍閥混戰、北伐戰争、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國家和民族命運多舛，唯有霍家高枕無憂，這不就是《大河小說》裡的南彌次郎嗎？不想讓人物死，人物就死不掉。
如果在1949年的某個精确日子上劃一條線，霍家人死在這條線之前的隻有霍父（霍秉郴）和兒媳阿茹（沈雅茹），霍父屬于正常的生老病死，但阿茹的死可主要歸結于時代，直接死因是炒股虧空，血本無歸，她的死也歸還了霍文桑的自由身，股市崩盤恰逢其時，死得其所，順便抹去了霍家兄弟的道德虧欠。也或者可以說，由于作者的刻意保護，即便時勢兇險，世事艱難，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除了霍父的病死，霍家基本上平安無事。
随着霍父和阿茹的幾乎同時逝去，革命軍人霍文海拉開了小說第二章《大道如軌》的序幕，不久整片天地換新顔：時代傾覆“大廈傾倒”之下，“軍閥世家”霍家尚能獨善其身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霍家的真正厄運終于來臨，苦難書寫至此才算真正拉開序幕。按照小說人物文珠的說法，是“遭劫”，“她記得剛來上海時和方晦抱了阿青去廟裡燒過香……她燒香時祈求佛祖保佑，保佑她一生順利，家族平安。時至今日，才曉得世界翻覆，人事無定。就算是佛祖，連自己都保不了，更别說保佑她了。”那麼何為“劫”？小說中是如此表述的，“劫，是一種逃無可逃的命運，前世注定，此世領受。劫不動聲色地潛伏在人生之中，何時呈現卻毫無征兆，常常在你毫無防備之際像一記霹雷般地打在你眼前。劫又是無序的，随機的……有多少人認識到，劫會平複，會消解，會被忘懷，但劫一定會重來，會以一副新的面貌猝不及防地出現，而我們始終是措手不及。”這既是文珠對霍家後二十餘年種種遭際的直覺總結，也寄寓着隐含作者範遷對世事無常的唏噓感慨。
“十面埋伏”
從明面上看，如果沒有下面的這一出，範遷的這個長篇小說便不會取名《十面埋伏》。
再接下來也是個兒子，霍文田，從小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喘起來面孔煞青，隻有出氣沒有進氣。眼珠翻白，手腳抽搐，好似即刻要倒地死去了。靠了進口的德國噴劑，一次次地從鬼門關上救回來。當然，這個病怏怏的樣子，也是不能出門上學的，于是霍家請了私塾先生在家讀書。偏偏這少年霍文田是家族子弟中最聰明的一個，七歲能通背全唐詩三百首，九歲讀完諸子百家。并無師自通地彈得一手好琵琶。十歲童子，弱不勝冠，一阙琵琶獨奏“十面埋伏”，卻聽得琵琶名師劉壽椿熱淚盈眶，直說這孩子是個奇才，音律前途不可估量。
縱覽全文，言及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僅三處，除了上面這處，餘者分别是霍文田為臨終之際的霍父彈奏《十面埋伏》，以及小說即将收尾處，提及文田常年住在水邊，患上了類風濕關節炎，手指不靈便，彈不好《十面埋伏》了。
如引文所述，文田彈奏《十面埋伏》曾“聽得琵琶名師劉壽椿熱淚盈眶”，但劉壽椿的初衷是意欲收下文田“做衣缽傳人”，之是以“熱淚盈眶”，固然有《十面埋伏》所彈奏内容“帶入”的因素（《十面埋伏》采用了叙述性的表現手法），但更多是出于惜才愛才，“這孩子是個奇才，音律前途不可估量。”但霍父不一樣，從他閉眼靜聽文田彈奏後的反應可見一斑。他深知這是此生最後一次聽兒子彈奏《十面埋伏》，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他不是病入膏肓氣若遊絲，伴着兒子琵琶彈奏手舞足蹈高聲吟唱“楚……楚霸王無顔見江東父老……自刎烏江，心中那個痛啊。我，我，我……”亦未可知。
沒有“如果”。在文田的視野裡，霍父“端坐藤椅中，一動不動，像一具木乃伊”。待衆人把霍父擡到飯廳坐定，他拒絕進食，隻交代“遺言”，也就是上述“楚霸王無顔見江東父老……”。“一句話沒說完，身子一歪，撲倒在餐桌上”，自此再未開口，“在隔日的清晨五點多鐘，魂歸太虛。”可見“楚霸王無顔見江東父老……”既相當于是霍父欣賞文田琵琶獨奏《十面埋伏》的臨終感言，亦由此成為他的“非典型”遺言。
事實上，這是霍父的“言以明志”。咱們可别忘了霍父當年聽聞“文海和社會上的一些激進分子從往過密”後當即趕往上海與其“談心談話”那一幕。文海為參加革命據理力争，因為“國家正在危難之際”，并不惜揭開霍父“傷疤”以佐證自己的觀點，“多年前，您就看不慣北洋軍政府對學生的鎮壓，是以辭去了高階軍職，解甲歸田”，反問霍父“今日的情況并不比那時候好多少，您怎麼就不了解我要為國家做些事，而來百般阻擾呢”。霍父本是一向隐瞞自己歸隐老家的因由，訓斥文海“一派胡言”。然而在文海“我為有這樣一個嫉惡如仇的父親而驕傲。同時，也請您了解兒子一片赤心”的情感與道義雙重攻擊下，“霍父神色失落”，并不得不如實相告：
學生當然無辜，政府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陰差陽錯，種種因素一湊，局面變得不可挽回。為此，曹帥、段帥與我，都沒有回避責任。曹、段兩位大帥從此吃素念佛，我割袍交印退出軍隊，遠離權力，都是為自己沒盡到職任的一種補償。
至此霍父從北洋軍政府高位急流勇退、偏居一隅（老家小鎮）打發殘生的 真相大白。然而霍父顯然又是不甘心的，從與文海談話交心的情形來看，他内心裡何嘗不贊同兒子的觀點呢。“靜穆良久，父子倆都有些動容”，“霍父站起身，拍了拍文海的肩膀，走出門去”，可見霍父話語雖嚴厲，舉止卻似慈父。在時代的十面埋伏之下，霍父“為自己沒盡到職任”而愧疚，為不得不退隐江湖感到“心中那個痛”，與在垓下之戰中大敗于劉邦手下因而“無顔見江東父老”的西楚霸王項羽有何差別？難怪霍父退隐老家西浔鎮後幾乎閉門不出，亦難怪他在陷入臨終昏迷之前搶抓機會最後聆聽一次文田的琵琶獨奏《十面埋伏》，實乃 共情心同理心作祟也，“曲以明志”，至死方休。
霍父是他依附其中的時代的顯赫人物，尚且面對“十面埋伏”防不勝防，何況芸芸衆生乎。無論出身高貴還是卑微，個體的人類，生來就被抛入時代和社會的十面埋伏之中，誰都無可幸免，霍家成員如此，普羅大衆更是。歸言之，文田彈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雖隻是小說裡的一個小橋段（甚至可稱之為“細節”），但如若少了這個橋段，雖看似不影響這個長篇的整體架構和情節推進，實則影響大矣。琵琶名曲《十面埋伏》既是小說裡的具象物，更是意蘊深遠的象征物。
“挂角之巢”
“挂角之巢”這個意象首次出現在《十面埋伏》的第一章《挂角之巢》之前，就小說叙事而言，首先出現在外來者即“名滿百裡湖州的風水先生費師爺”眼裡。“風水先生”何許人也，“地格”“人格”“天格”如何如何，卻隻是表述不見結論，估計把霍老爺唬得不輕。雖畢竟是大風大浪裡過來之人，“神色紋絲不動”，但“他太陽穴上一根青筋搏動了一下”還是沒能逃脫費師爺的毒眼。費師爺白天二度巡看霍宅，卻隻是“久久地凝思苦想，一聲不出”，直至半夜酒醒獨自再逛霍宅，才“似有所悟，隻是還有薄薄一層穿不透”。參透天機的是如下一番景象：
突然，一隻黑鳥從宅後的檐間驚起，先是低掠過水面，再倏地騰起，再鑽進月亮的光暈裡，再遁入黑夜之中。
小說回避了費師爺看見此番情形後有何“心得體會”，但從翌日他對霍老爺所言，“貴宅屋檐下的挂角之巢……不要除去。”這便是實質性的結論了，為主人家提供了行動指南，可見費師爺已“窺一斑而知全豹”。既是風水學，便是神神道道不足以為人道也，信則有不信則無，如費師爺所言隻是個人“心象”，“心象者，無從解釋”。霍老爺雖不甚明了，但從後文文田在已出嫁回霍家小住的姐姐文珍面前所言，“爹爹吩咐過勞工，不要去移動那些鳥巢”，可見霍老爺對費師爺是言聽計從，堅決照辦的。
“挂角之巢”首先自然是具象物，即霍家大宅屋檐下的鳥巢。鳥巢鳥巢，自然是有巢必有鳥，無鳥哪來的巢。費師爺的視野裡便是先鳥後巢。如果無鳥，巢則成為荒廢之靜物，其意蘊無從談起。鳥、巢二位一體，密不可分。不唯獨費師爺，霍家衆人所見亦均是如此。比如徐虹和徐朝姐妹倆回西浔鎮探望被遣傳回來的舅舅霍文田，後者送她們去車站：
沿了水邊徐步走去，走到霍家大宅的對面，三人不約而同地停下腳步，隔水眺望。大宅的翹起的飛檐挂角，映在黃昏黯淡的天幕上，如一阕戲台上的布景。屋脊上有鳥群在盤旋，落下又掠起，久久不散。
又比如文桑從新疆回來，分了房子娶了婆娘（附送女兒），卻“大的惹 不起，小的也是碰不得的”，感覺陷入了更深的荒漠，“人生蒼白而疲憊，支離破碎，像一幢即将散架傾圮的老宅子。”或許夢回老家能帶給他稍許慰藉吧。
前已提及文桑文田文珠三兄妹“受邀”參觀霍家老宅。原因是大哥霍文滄是“國家要着重統戰的對象”，“上面決定将霍家在西浔鎮上的老宅發還。不但要發還，還要裡外修葺一新……務必要做到原汁原味，讓從香港回來探親通路的霍文滄先生滿意。”由此，三兄妹在政府從業人員的陪同下重遊老宅，希望他們回憶起“當初宅子裡是怎樣布局的，有些啥個特色”，以有助于修葺工作有的放矢。
無論現實所見還是夢中呈現均是如此。我們不知霍宅屋檐下到底有幾個挂角之巢，也不知所見“黑鳥”是否依然是當年文田告訴文珍“爹爹吩咐過勞工，不要去移動那些鳥巢”時後者所見之喜鵲。正應了當年費師爺對霍老爺所言，“夜觀天象，星象錯綜，風雲變幻，實在是詭異莫辨。”天象如此，挂角之巢亦是。
作者安排風水先生這樣的特殊人物首先關注到挂角之巢，并聲稱“不要除去”，其意蘊便不止如字面呈現的那麼簡單。挂角之巢是貫穿小說的重要意象，其搖搖欲墜卻終究不倒的形象完全就是時代風雲激蕩中霍家動蕩不定命運的真實寫照，而從挂角之巢裡飛出去的神秘鳥兒及其不可知的結局，則完全可比拟為流落在外霍家成員的複雜曲折人生。隻要挂角之巢還在，霍家即便在時代的大浪淘沙中遍體鱗傷，但生活的希望也總是延續着的，待到曆史洗掉一切沉渣，便是“滄海濟帆終接雲”。就像小說裡所言，“十年過去了，一切終于回歸平靜。”就像文珠原打算去西浔鎮看望文田的，卻陰差陽錯跑到了蘇州，回來已然“神色平靜，舉止言談也蠻正常”了。“我曉得妹妹不會回來了”，她終于從與臆想中的女兒徐朝依然朝夕相處的十年夢幻中擺脫了出來，在文田看來，“十年之後，小妹文珠終于走出了喪女之痛，恢複到正常生活了”，“這道又深又長的傷口，終于結了疤，雖然還會不時地抽痛一下。”
因為挂角之巢還在，時代的寒流中便依然不失人性的溫暖。無意中療愈文珠傷痛的長途汽車年輕售票女子如是，昔日的霍家廚娘阿香和兒子長根、孫女阿妮頭亦如是，終生未嫁、照顧病癱在床老父直至過世的徐家大姐更如是。因了她們的存在，冰冷殘酷的文本底色上多了一抹溫暖的亮色，那亮色，猶如從文本内部發出的光，雖微弱，卻足以穿透讀者猶如被小說叙事重錘擊打而傷痕累累的心。
稿件編輯：鄭周明 新媒體編輯：張滢瑩
配圖：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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