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中國之民國（八）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1月1日，周恩來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産國際舉行的新年聯歡會。盡管進行了痛苦的康複治療，周恩來的右臂仍不能彎曲自如。

　　在蘇聯期間，周恩來在國際執委會的秘密會議上作了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會見了當時在共産國際的各國共産黨的領袖人物，參加了共産國際監委處理李德問題的工作，還與任弼時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新中央的人選及一些人員的安排使用問題又重新進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周恩來還解救了被王明在蘇聯清黨時打成“右派”的廣州起義上司人之一的陳郁。

　　在上海。1月3日，在杜月笙的大弟子萬墨林的周密安排和嚴密保護之下，高宗武、陶希聖登上“柯立芝總統”号輪船脫離了日僞的控制。

　　1月5日，高、陶安全抵達香港。黃溯初事先已經派人潛回溫州，護送高家老少轉移到安全之地。

　　1月7日，高宗武把妻子沈惟瑜秘密拍照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原稿及其附件交到杜月笙手中。

　　蔣介石專門訓示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由重慶飛往香港，親自指揮《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原稿及其附件的發稿事宜。由高宗武、陶希聖聯名的《緻大公報函》，也由專人送到香港《大公報》及國内各大報刊。

　　在上海。鄭蘋如被捕後，丁默邨的老婆趙慧敏痛恨情敵，下令将其鞭打得血肉模糊。之後，鄭蘋如被秘密移解到憶定盤路三十七号的“和平救國軍”第四路司令部内拘押。再後來，為了報複重慶特工的暗殺行動，李士群下令處決鄭蘋如。

　　1月16日，在給家人寫下了最後一封書信後，鄭蘋如被汪僞特工林之江以購買衣服的理由，騙往上海西郊刑場殺害，時年僅二十二歲。

　　鄭蘋如被捕期間，她的父親鄭钺拒絕為保釋女兒出任而僞職，在女兒遇害後便一病不起，于次年初抱恨而終。鄭蘋如的弟弟鄭海澄參加了中國空軍，1944年1月19日因機械故障而犧牲，鄭蘋如的未婚夫王漢勳是鄭海澄的戰友，于當年8月7日在湖南衡山執行軍事任務時犧牲。可謂“一門忠烈”。至于漢奸丁默邨，他在抗戰後被逮捕，于1947年7月5日被槍決，得到了其應有的下場。

　　鄭蘋如犧牲後，李士群授意親信故意将丁默村貪色遇刺一事透露出去，成為當時轟動滬上的一大新聞。漢奸胡蘭成後來對張愛玲講述了鄭蘋如施美人計的故事，張愛玲于1950年以此為藍本，創作了短篇小說《色·戒》。2007年，台灣導演李安将其拍攝成電影，搬上銀幕。

　　需要指出的是，曆史的真實十分殘酷，曆史的真相不容扭曲。鄭蘋如自始至終都沒有對丁有過真情，她是一個為了祖國而甘願奉獻、出生入死的殉道者，一個真正的英雄。1983年，鄭蘋如被中國政府正式追認為革命烈士，她的照片等遺物被移送到上海龍華革命公墓，與其他烈士一起，供人們祭奠和瞻仰。2009年6月6日，抗日女英雄鄭蘋如的塑像在上海福壽園落成。

　　1月22日，“日汪密約”被各大報刊公開披露。同時，陶希聖、高宗武聯名緻電汪精衛等人，希望他們懸崖勒馬，“放棄此于己無益、于國有害之運動”。

　　“日汪密約”及陶、高的聲明在國内外引起巨大轟動，在堅定中國軍民抗戰決心的同時，也給賣國求榮的汪精衛等人造成沉重打擊，史稱“高陶事件”。

　　高、陶回到重慶後，陶希聖重新回到蔣介石的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并且被提拔任命為少将組長，但高宗武沒有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化名“高其昌”，偕夫人沈惟瑜經歐洲赴美國。高宗武起初在胡适身邊協助工作，之後遠離政治，經營起了股票生意。

　　1月24日，在土肥原賢二、今井武夫等人的策動操縱下，汪精衛和王克敏、梁鴻志三大漢奸齊聚青島，商談所謂的僞“中央政府”成立事宜。此外，僞“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也派出了所謂的僞“蒙軍”總司令李守信前來青島參會。

　　同日，因閻錫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變”，根據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訓示，賀龍與關向應率120師主力緊急回師晉西北。賀龍這一去，就沒有回到前線，這直接影響了他後來在解放戰争中的定位。

　　1月26日，青島漢奸大會落幕，最終決定成立由汪精衛上司的僞中華民國政府。

　　就在1月，徐海東在安徽根據地在給營以上幹部做報告時，突然口吐鮮血。多年的戰争煎熬、屢次的傷病折磨終于讓這員虎将身體的支撐不住了，徐海東的戎馬生涯從此結束了。

　　同月，正在蘇聯伯力參加中共吉東、北滿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的中共北滿執行委員會主席、抗日聯軍第三軍軍長的趙尚志，因上級黨組織錯誤地聽信謠言，認為趙尚志時常流露出反黨反組織言論，被錯誤地作出“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這是趙尚志第二次被開除出黨組織。

　　在吉林。2月2曰，抗聯一路軍司令部特衛排長張秀峰攜機密檔案和槍支投敵叛變。張秀峰十五歲就跟随楊靖宇，五年來楊視其為骨肉一般，張秀峰的叛變對楊靖宇及抗聯來說是緻命一擊。

　　叛徒程斌無恥地主動承當尖兵，與各路日僞軍由張秀峰引路，在拂曉前包圍楊靖宇住地，對抗聯進行突然襲擊。楊靖宇及其部隊猝不及防，倉促應戰，損失嚴重。

　　2月15日早晨，楊靖宇與身邊僅剩的六名戰士在濛江縣（今靖宇縣）五斤頂子西北方的一個山坳裡再次被敵人發現。楊靖宇帶領戰士邊打邊向西南方向撤退。

　　下午3時許，敵我相距已不過300米左右。日軍派一名叫伊藤的警尉向楊靖宇喊話勸降，楊靖宇假意投降，當伊藤站起來的刹那間，楊靖宇連開三槍，将其擊斃。楊靖宇随後突圍而出，并利用山高林密的環境甩掉了日軍。這是楊靖宇犧牲前指揮的最後一次戰鬥。

　　為了擺脫追擊，楊靖宇讓警衛員黃生發、司務長劉福泰等4名傷員轉移，自己與朱文範、聶東華兩名戰士向着傷員轉移的相反方向突圍，以吸引敵人。

　　2月18日，朱文範和聶東華在濛江縣大東溝購買食物時被敵人發現，與敵激戰半個小時後，二人壯烈犧牲。敵人從烈士遺體身上搜出手槍、現金、表、鋼筆、口琴和楊靖宇的印鑒，斷定楊靖宇就在附近，于是增派兵力展開圍捕，并派出飛機從空中偵察支援。之後的五天五夜中，楊靖宇開始了孤身一人與數百敵人的周旋。　　

　　2月22日，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已經五天沒有進食的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總司令楊靖宇踏着沒膝的白雪，孤身一人來到濛江縣保安村三道崴子林中。

　　2月23日，在濛江縣保安村以西的山裡，楊靖宇遇到僞牌長趙廷喜和村民孫長春、辛順禮、遲德順四個打柴人。楊靖宇懇求他們回村給自己帶點食物和棉鞋，還答應多給錢。趙廷喜勸楊靖宇，“我看還是投降吧，滿洲國如今不殺投降的人。”楊靖宇平靜地回答：“如果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趙廷喜四人答應回村給楊靖宇弄點吃的，但在回去的路上遇見了鐵杆漢奸李正新。在漢奸連哄帶吓之下，趙廷喜怕另外三人先報告，自己落個隐瞞不報的罪名，索性全盤托出。李正新向日僞報告後，“舉報有功”的趙廷喜帶着大批日僞軍警向楊靖宇所處的位置圍攏過去。

　　在日本人所寫的《滿洲國治安小史》中，描述了将軍的最後時刻：日軍指揮官西谷喜代人指揮日僞軍警包圍楊靖宇後，下令部隊停止前進，然後開始喊話：“君是楊司令否？”楊靖宇凜然回道：“不必多說，開槍吧。”槍聲響了将近半個小時，楊靖宇被随程斌叛變的機槍手張奚若打中胸部，倒在一棵大樹下，壯烈犧牲。

　　楊靖宇，原名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确山縣人，于1929年奉中共黨的指令赴東北從事地下工作，并改名為楊靖宇，“靖宇”就是清淨寰宇之意。抗日民族英雄楊靖宇犧牲時，年僅三十五歲。

　　直到這時，日軍讨伐隊才圍攏上來，一睹這位曾經馳騁于白山黑水的英雄的真容。據日本随軍記者在《陣中日記》記載，日本警佐西谷長時間不敢靠前，甚至于不敢相信已打死了威震東北、大名鼎鼎的楊靖宇，當最終确認是楊靖宇時，西谷竟然号啕大哭起來。

　　楊靖宇犧牲這天，保安村民蔺長貴曾在去三道崴子打柴，被“讨伐隊”被扣在山下不準動。蔺長貴與“讨伐隊”的叛徒們當日同去同歸，楊靖宇的遺體就是用他的小爬犁送到縣城的。蔺長貴後來将道聽途說來的“自殺”當作自己在現場的見聞說給大家：“楊靖宇見剩下最後一顆子彈，自殺身亡。”“自殺說”由此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很多年裡，在國内的各種史志、紀念館裡，都用“最後一發子彈留給自己”來表述楊靖宇的犧牲。

　　2月24日，僞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将程斌叫到濛江縣城，讓他指認打死的是否是楊靖宇。在程斌确認後，岸谷隆一郎命叛徒白萬仁、王佐華、張奚若将楊靖宇的遺體擡到鍘刀上，由白萬仁将英雄的頭顱鍘了下來裝進一個帶透明玻璃的木箱裡，由一輛汽車運到當時的通化省城。日軍沿途示衆，還對将軍的頭顱拍照，印刷成圖檔，撒向抗聯戰鬥過的地方及一些居民區，用以恐吓抗日軍民。

　　楊靖宇的頭顱被送到僞滿洲國的新京關東軍司令部，用藥水浸在瓶子裡，秘密匿藏起來，其遺體被日軍棄置于濛江縣城郊外的荒野。因感佩于英雄的威名，保安村村長劉成祥悄悄帶人将楊靖宇屍身進行了掩埋。

　　岸谷隆一郎還有一事想不明白，楊靖宇在沒有任何糧食給養，且不斷轉移的情況下，究竟是怎麼支撐五天五夜的？岸谷隆一郎下令，剖開楊靖宇的胸腹，将楊靖宇的胃取出交給當時的濛江縣群眾醫院醫生洪寶源檢查。據洪寶源回憶，他看到的胃器官因為長期饑餓，已嚴重萎縮變形。進一步化驗後，洪寶源不禁動容落淚，胃裡面一粒糧食也沒有，隻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顯是剛剛吃進去的，一團一團還沒變樣。　　

　　在蘇聯。2月25日，周恩來、鄧穎超、蔡暢、陳郁(僞裝的身份是副官)、師哲(僞裝的身份是秘書)、任弼時和夫人陳琮英離開莫斯科回國。與他們一道同行的還有化名林哲的日共上司人野坂參三(即岡野進，僞裝的身份是參謀)、化名王大才的印度尼西亞共産黨上司人阿裡阿罕(僞裝的身份是衛士)。

　　在吉林。日軍不知出于何種想法，竟忽然重新找回楊靖宇的遺體，不但裝入上等棺木中，還給配上一顆木刻的頭顱。

　　3月5日，岸谷隆一郎在保安村北門外的山崗上為楊靖宇舉行“慰靈祭”。安葬儀式以非常隆重的日本習俗進行，還有日本僧人禮拜念經。

　　同日，在香港。中國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病逝，時年七十二歲。

　　就在這一時期，在華中的日本第十一軍中将司令官園部和一郎制定了《會戰指導方策》，意圖消滅湖北襄陽至随縣以北的中國第五戰區部隊主力并奪取距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四百八十公裡的屏障宜昌，進而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盡快擺脫戰争的泥潭。為此，日寇集結了二十餘萬人準備展開一次猛攻。中國第五戰區判明日軍動向，立即調整部署兵力應對日寇的企圖，史稱“棗宜會戰”的大會戰即将上演。　　

　　在蘇聯伯力。3月19日，抗聯總指揮周保中，抗聯總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中共滿洲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第六軍政治部主任馮仲雲向蘇聯遠東邊疆區區委書記兼軍區政委伊萬諾夫通報了抗日聯軍面臨的實際困難，請求蘇方同意在蘇聯一側建立野營，進行軍事訓練和休整。蘇方原則同意東北抗聯轉移。

　　就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一行已乘火車從莫斯科到達阿拉木圖。周恩來從阿拉木圖乘蘇聯專機到達迪化後停留了一個星期左右，并再次和盛世才進行了談判。3月25日，周恩來經蘭州傳回延安。　

　　3月26日，從新加坡回國考察抗日事宜的南洋華僑領袖、“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到達重慶。

　　3月28日，蔣介石會見了陳嘉庚一行。同日，周恩來到達延安。

　　在南京。3月30日，經過一番粉飾，南京城一片“歡樂”的景象，漢奸們舉行了所謂“還都”儀式，汪僞“國民政府”正式粉墨登場。

　　汪僞政權組織機構仍延用國民政府的組織形式，遙奉重慶國府主席林森為主席，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長陳公博﹑司法院院長溫宗堯﹑監察院院長梁鴻志﹑考試院院長王揖唐、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蘇浙皖三省綏靖軍總司令任援道﹑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齊燮元、财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周佛海等。

　　此時的關露背負着“漢奸”之名，被昔日的朋友和世人所唾棄，隻有戀人王炳南送給她的那張照片才能讓她感到溫暖。那張照片的背面，王炳南寫着：“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在歐洲。自德國在東歐快速進軍并消滅波蘭後，英法兩國一愁莫展，士氣低落。作為他們的對頭－－德國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德國的進階将領們普遍對與英法作戰沒有信心，一些将領甚至密謀發動一場政變，把希特勒趕下台。希特勒清醒地意識意識到，不能在這樣下去了，否則德國的資源會被耗盡，要趁着力量十足的時候迅速打敗法國。

　　4月9日，德國突然發動“閃電”攻勢，向北歐的丹麥和挪威發起攻擊。隻用了四個小時，德國便占領了丹麥，大國挪威也隻抵抗了62天。

　　在蘇北。就在4月下旬，為了統一上司大江南北的黨政軍民各項工作，中共中央決定将中原局和東南局合并，成立華中局，劉少奇在擔任中原局書記。

　　在陝北。就在這一段時間，蔣介石幾次緻電延安，催促周恩來回重慶，欲重開國共和談之門，同時重慶南方局的許多工作也有待周恩來回渝主持和開展。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重返重慶。

　　就在此時，日軍開始掃蕩九江、鄱陽湖和洞庭湖地區，并對湖南和江西的部分戰略要點進行轟炸。中國第五戰區分為孫連仲率領的左路軍、黃琪翔率領的中路軍、張自忠率領右路軍三路防禦，同時還有郭忏率領的江防軍、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孫震的第二十二集團軍和大别山李品仙率的第二十一集團軍配合。

　　5月1日，棗宜會戰爆發。日寇第三師團突破了國軍左翼的防禦後，接連攻陷泌陽、桐柏，形勢十分危急。

　　5月6日晚，張自忠在留下了一封決心以死相拼遺書後，于次日不顧部下再三勸阻，親臨前線督戰。

　　5月7日，日軍占領唐河，對棗陽完成了合圍。

　　5月8日，北上的日寇第十三師團相繼攻陷了豐樂河、田家集和張家集，與第三師團會合。同日，棗陽被日寇攻陷。

　　在歐洲。5月10日，德國向西歐的荷蘭、比利時、法國發起攻擊。同日，溫斯頓·丘吉爾就任英國首相。

　　在重慶。就在這一時期，陳嘉庚會見了包括國民黨上層人物在内的各界人士，直接看到了國民黨政府“上下A錢，貓鼠同眠，誤民弊政，無所忌憚”的腐敗現象，内心極度失望。

　　中國共産黨非常重視陳嘉庚此次回國考察。駐重慶辦事處的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不僅專門去拜訪陳嘉庚，還請他參加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的歡迎茶話會。毛澤東親自從延安發來電報，正式邀請陳嘉庚到延安通路。陳嘉庚考慮後，不顧蔣介石的反對，決定利用赴西北考察的機會，前往延安。

　　在棗宜戰場。5月12日，第五戰區展開全面反擊。不幸的是，日軍諜報人員破獲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第五戰區之間通訊往來的密電碼，第三十三集團軍的動向和司令部的位置也被敵人獲悉，日軍迅速向張自忠将軍所率第三十三集團軍的進行合圍。

　　5月16日佛曉，得不到糧食和彈藥補給的張自忠部隊被迫退入南瓜店十裡長山。當日下午4點，張自忠将軍在日軍激戰中不幸壯烈殉國，時年四十九歲。

　　日軍對英勇不屈的張自忠十分敬佩，脫帽行禮緻敬，并用棺木将張自忠的遺體盛殓，豎起了“支那大将軍張自忠”靈牌。得知張自忠戰死，蔣介石指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奪回遺體。

　　當日夜間，38師師長黃維綱帶領敢死隊突襲南瓜店，經過一番苦戰，奮勇搶回了将軍遺骸。經檢視，發現将軍身上有八處傷口，其中兩處炮彈傷，一處刺刀傷，五處槍彈傷。國民政府下令将張自忠的遺體運往重慶。

　　張自忠靈柩路過宜昌市時，十萬軍民一路恭送至江岸，面對日軍飛機三次飛臨宜昌上空的險境，祭奠的群衆無一人躲避，無一人逃散，所幸日軍也并未進行大規模的轟炸。

　　5月21日，國軍全部撤退到襄河西岸，棗陽地區的戰鬥結束。日軍在中國軍隊的抗擊下同樣疲憊盡顯，被迫下令停止追擊、進行休整。

　　5月28日早晨，張自忠的靈柩來到重慶朝天門碼頭。蔣介石、馮玉祥等政府軍政要員臂綴黑紗肅立迎接，并登輪繞棺緻哀。蔣介石在船上“撫棺大恸”，令在場者無一不為之動容。蔣介石随後親自扶靈執绋，拾級而上，護送靈柩穿越重慶全城。

　　國民政府為張自忠釋出國葬令，頒發“榮字第一号”榮哀狀，張自忠的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當日下午，各軍政要員和各界群衆在儲奇門，為張自忠舉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儀式。國共兩黨領袖，各界要員和社會名流紛紛盛贊張自忠将軍“忠義之士、壯烈之氣。”張自忠以國葬之禮權厝于重慶雨台山。此後，馮玉祥在墓畔種植梅花，效仿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揚州梅花嶺，此山因而改名為梅花山。

　　就在這一時期，陳嘉庚率慰勞團先通路了蘭州，随後抵達西安。正從華北前線回延安、途經西安的朱德特意趕來拜訪陳嘉庚，邀請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共進午餐，并說周恩來也要延遲一天回重慶，與其會面，陳嘉庚慨然應允。不承想，由于國民黨方面借故阻撓，這次會面沒有成功。對于國民黨的刁難，陳嘉庚十分不滿，堅持毫無顧忌地發表演講，抨擊時弊。

　　5月30日，陳嘉庚如約率代表團前往延安。

　　5月31日，陳嘉庚一行到達延安，受到了當地軍民的盛大的歡迎。

　　6月1日，毛澤東在辦公室兼住所的窯洞裡會見了陳嘉庚。看到窯洞内隻有一張陳舊的寫字木桌和十餘張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陳嘉庚對中共領袖的樸素感佩不已。

　　談話期間，朱德、王明夫婦和一位南洋女學生等人也先後趕來，參與到這一場并不太正式的座談中。談話結束後，毛澤東設宴招待了陳嘉庚。說是宴會，實際上非常簡單，吃的是白菜、鹹飯，另配一碗老雞湯。

　　在山東。就在這一天，徐向前、朱瑞、黎玉緻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一一五師歸八路軍第一縱隊建制，以徐向前為一一五師師長，陳光為副師長，羅榮桓為政委。

　　由于中共中央正準備讓徐向前傳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籌備工作，這一建議于是被擱置。6月7日，徐向前由山東傳回延安。

　　在陝北。6月8日，陳嘉庚離開延安。這次延安之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黨人的清廉與革命熱情給陳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認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在湖北。日軍經過休整後，此時再次集結兵力，撲向宜昌。日軍攻勢猛烈，中國守軍兵力單薄，被迫撤退至附近山區。

　　6月17日，日軍攻陷宜昌。

　　棗宜會戰，日軍雖對中國的西南大後方起到了一定的威懾作用，但未能完成消滅第五戰區部隊主力的戰略意圖。中國軍隊與日軍在宜昌、當陽、江陵、荊門、鐘祥、随縣、信陽外圍一線形成對峙。此役，日寇傷亡一萬一千餘人、國軍傷亡三萬七千餘人。

　　在歐洲。德國繼續橫掃荷蘭、比利時，英法被打得大敗。日本趁機對英法施加壓力，威脅它們封鎖中國西南方面的中緬、中越國際交通線。

　　6月20日，行将崩潰的法國政府同意全面封鎖中越邊境，準許日本軍事人員入越監視對華禁運情況。

　　6月22日，老牌帝國主義強國－－法國向德國投降，英國狼狽地退出歐洲大陸。

　　就在此時，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指揮陳毅、副指揮粟裕，按照中共中央“挺進蘇北，發展華中”的訓示，率主力移師長江以北，與先期渡江的挺進縱隊、蘇皖支隊會合。不久，江南指揮部改稱蘇北指揮部。

　　在重慶。中共中央派周恩來、葉劍英為代表，與國民黨代表何應欽、白崇禧舉行談判。談判的内容是：要求國民黨進一步解決中共的合法地位問題；承認陝甘甯邊區問題；八路軍、新四軍的擴編問題；作戰區域的劃分問題。

　　7月2日，何應欽代表國民黨對中共六月提案提出複案。此後雙方你來我往，談判艱難。

　　7月7日，野坂參三在延安正式成立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反戰同盟先後在華北、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建立了冀中、晉察冀、山東、淮北、蘇北等5個支部，上司中國抗日根據地日本反戰士兵的活動。

　　7月12日，英國向日本屈服，同意關閉滇緬公路。16日，英國正式宣布：自7月18日起，3個月内禁止通過緬甸向中國運送軍械、彈藥、汽油、載重卡車及鐵路材料，香港亦同時禁運。英法的綏靖政策使處于抗戰困難的中國武器進口減少約51%。

　　7月17日，陳嘉庚回到重慶。陳嘉庚發表了《西北之觀感》演說，“據實報告”延安見聞。

　　7月20日，“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日人自稱“日本平和同盟”）總部在重慶隆重成立，鹿地亘任會長。

　　7月21日，周恩來前往重慶嘉陵飯店，拜訪陳嘉庚，這是二人的第一次會面。

　　不久後，陳嘉庚傳回新加坡。途經緬甸仰光時，陳嘉庚在華僑歡迎會上發表三個小時演說，激動地宣告：“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在華北。為隔絕八路軍總部、第129師活動的太行抗日根據地與晉察冀邊區的聯系，并建成依托華北進攻抗日根據地，日軍推行了“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鍊，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

　　河北正定到太原的正太鐵路是日軍施行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給抗日根據地造成嚴重困難。八路軍決定出擊敵後交通線，粉碎日本的企圖。

　　8月8日，八路軍總部下達《戰役行動指令》，向正太路、邊區周圍的北甯、津浦、德石、滄石、平漢等鐵路出擊。

　　8月20日，“百團大戰”正式打響。從此時起的三個多月中，八路軍一百多個團參加了大小戰鬥1800多次，斃傷日軍兩萬多人。

　　就在這一天，“蘇聯紅軍之父”列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蘇聯特工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鎬擊碎了頭部。次日，托洛茨基重傷身亡。

　　在蘇聯。納粹德國在歐洲的迅速進軍讓斯大林、蘇共中央非常擔心，開始為可能的戰事做準備。

　　9月的一天，蘇軍統帥部召集軍事會議，邀請了正在養病的林彪參加。會中，蘇聯的元帥将軍們普遍認為，如果德國進攻蘇聯，将會先攻打富饒的烏克蘭。看到林彪沒有說話，斯大林表示要聽聽他的看法。時年三十三歲的林彪斷言，希特勒如果要打蘇聯，一定是從西線全線進攻，占領莫斯科，消滅蘇聯。對林彪的觀點，蘇聯人紛紛不以為然。

　　然而，第二年戰争爆發後的情況，完全證明了這位中國将軍預見性的正确。據說，蘇德戰争爆發後，林彪完成了一套如何打赢這場蘇德戰争的系統構想，并呈送給斯大林。斯大林十分欣賞林彪的才華，專門把林彪接到了莫斯科郊外一所戒備森嚴的别墅裡接見。是以，延安和莫斯科後來都謠傳斯大林已經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要用3個師的精銳部隊，換林彪去指揮蘇聯紅軍同希特勒的軍隊作戰。

　　在上海。也是在9月，日本海軍進入岩井公館将袁殊掌控電台的呼号、波長抄走，潘漢年考慮到劉人壽的安全問題，訓示他從岩井公館撤出。劉人壽先是幫助設在貝勒路(今黃陂南路)的地下電台與延安通報，之後又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襄陽路西)設立一座電台，由國際友人希普夫人掩護。希普為德國進步記者，在新四軍前線采訪時不幸犧牲。

　　在越南。9月22日，趁法國在歐洲潰敗之機，日軍第5師團兵分三路占領越南重鎮諒山。　　

　　9月26日，日本海軍攻克海防港。

　　面對有心無力的現實，維希法國殖民者隻得将越南拱手相讓，從此開始了名義上日法共治越南的曆史。至此，日本已完全切斷越南和中國西南的交通。

　　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動暴露了其越來越大的野心，不僅地觸犯了美國的利益，還深深刺痛了美國人，美國立即宣布了對日本實行廢鐵禁運。自中日全面開戰以來，美國仍一直向日本出售廢鐵謀利，直到這一刻被日本人踩痛了腳，才想起禁運，但無數中國人已被美國鋼鐵制成了彈藥所殺害。

　　9月27日，德國和意大利接受日本加入軸心國，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正式形成。　　

　　在蘇北。自陳毅率新四軍到來後，國民黨軍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便視新四軍蘇北部隊為心腹之患，決定集中兵力進攻黃橋，消滅或驅逐立足未穩的新四軍。

　　10月3日，韓部向黃橋進發。新四軍以一部兵力守衛黃橋，大部兵力發動突襲，重創敵人。

　　10月6日，新四軍取得黃橋戰役勝利，殲滅韓部11000多人，并連下海安、東台，直逼興化等地。

　　10月10日,由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占領鹽城。

　　陳毅随後率部北上，與黃克誠在鹽城、東台之間的白駒鎮勝利會師。由此，蘇北敵後抗日根據地聯成一片，八路軍和新四軍聯成一片，華中最大的一塊抗日根據地形成了。

　　在重慶。國民黨對中共在蘇北取得的勝利感到寝食不安，蘇北與南京相距不遠，不僅是進出長江的戰略要地，而且物産豐富，若讓共産黨在此站穩腳跟，那可讓國民黨寝食不安。于是，國民黨不顧新四軍不斷與日軍作戰的事實，選擇性“失明”，不斷指責新四軍不打日本人，專門攻打“友軍”。事實上，新四軍在1938年到1940年的這段時間，已殲滅了3.8萬日僞軍，俘虜了1.7萬餘人，打破了日軍向華中、華南等地進軍的計劃。

　　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代電（即“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于1個月内開赴黃河以北。其意圖再明白不過，就是要以日軍消耗中共的部隊。

　　面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要中共軍隊退至舊黃河以北的指令，毛澤東十分警惕，判斷蔣介石可能是與日本達成妥協投降協定，要合謀消滅中國共産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度決定采取重大軍事步驟，以十五萬精兵分幾路首先打到國民黨後方河南及甘肅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陰謀和封鎖計劃。

　　11月4日，毛澤東起草了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電報，詳細說明了采取這一重大行動步驟的必要性。

　　就在此時，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來到中國。崔可夫帶來了斯大林看法：不同意采取與蔣介石為敵的做法。如果是以把蔣介石逼到日本一邊去了，那不論對中國革命還是對蘇聯的安全，都是一種嚴重的“危險”。季米特洛夫在與毛澤東的往來電報中，也強調了必須維護國共合作局面的立場。

　　11月6日，毛澤東接到周恩來從重慶發來的“重要情報”，了解到：英美正極力設法控制中國，國民黨内高層亦強調“蔣本人受英美影響大過德日”。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複電（即“佳電”）何應欽、白崇禧，據實駁斥“皓電”的反共誣蔑和無理要求；同時表示，為顧全大局，堅持團結抗戰，新四軍駐皖南部隊将開赴長江以北。

　　11月17日，為統一對華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上司，按照中共中央的訓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蘇北海安成立，葉挺任總指揮，劉少奇任政治委員，陳毅任副總指揮(葉挺抵達蘇北前由陳毅代理總指揮)。就在華中抗日根據地上司核心的形成後，華中總指揮部遷到鹽城。

　　在日本。就在11月，兩名美國神父沃爾什、德勞特以“民間代表”身份到達東京，會見了日本近衛首相的朋友、産業工會中央金庫理事井川忠雄，揭開美日為了彌合裂痕而進行的談判序幕。

　　在新疆。11月26日，盛世才和蘇聯政府代表巴庫林、卡爾波夫簽訂了為期50年的《新蘇租界條約》，使蘇聯在新疆享有各種不受當地政府幹預的獨立特權，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礦産以及交通、工業與各種資源，并且蘇聯可以在新疆駐軍，蘇聯各類人員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動。這是一個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條約。

　　盛世才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成立新疆蘇維埃共和國，脫離中國，加盟蘇聯。鑒于當時中蘇的同盟關系，斯大林拒絕了這一提議。

　　在南京。11月29日，汪精衛正式就任僞國民政府主席。30日，日本與汪僞正式簽訂《日華基本關系條約》。

　　對于日汪的條約，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聲明：日汪所訂非法條約完全無效。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宣布将向中國提供1億美元巨額貸款；英國政府随後也宣布将向中國提供5000萬美元的貸款；斯大林也宣布将進一步支援中國抗戰。

　　在延安。基于蔣介石已無投降日本的可能，毛澤東、中共中央此時對皖南部隊所處的危險形勢所緊繃的神經放松下來。

　　12月5日，百團大戰結束。百團大戰是抗日戰争相持階段，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役，沉重打擊了敵華北方面軍的“囚籠政策”，對日軍震動極大。

　　在重慶。12月9日，蔣介石釋出指令：限長江以南的新四軍于12月31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于1941年1月30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12月10日，蔣介石秘密下達《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和《解決江南新四軍方案》，密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等，調兵圍殲新四軍部隊。

　　在東北。就在12月下旬，抗聯部隊沖破日軍重重阻截，開始分期分批陸續跨越黑龍江進入蘇聯境内休整。先期過境的第二路軍總部直屬部隊，第三路軍3支隊的300餘名指戰員駐紮于距哈巴羅夫斯克(伯力)75公裡的黑龍江(蘇聯稱阿穆爾河)邊的費士克，因“阿穆爾河”一詞的俄文字頭為A，是以這裡被簡稱為“A營”（南野營地）。抗聯第一路軍警衛營和二、三方面軍的500餘名指戰員駐紮在海參崴和沃羅斯諾夫之間的一個小火車站附近的“蛤蟆塘”，取其俄文名稱字頭稱為“B營”（北野營地）。

　　12月26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态度強硬。周恩來認為，“其目的在企圖消滅我新四軍一部，以逼我北上。”

　　鑒于皖南新四軍處境十分險惡，毛澤東五次去電提醒項英，要求他立即帶領新四軍軍部去北上。毛澤東在電報中說，“應估計在移動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難，可能受襲擊，可能遭損失，要把情況特别看嚴重些。”但項英舍不得皖南這片區域，行動猶豫不決。

　　項英是新四軍的政委、東南局書記，雖然名義上是副軍長，但實際上具有“拍闆權”，而他與葉挺“不合”更是新四軍中公開的秘密。當然，項英等人對嚴峻的形勢并非全無準備，是以決定：乘國民黨軍不備，南下茂林，繞道去蘇北。但國民黨第三戰區顧祝同早有準備，已搶先一步，構築了一道道封鎖線。

　　在東北。經中共哈爾濱地下黨市委書記張瑞麟和原王崗鎮僞滿第三飛行隊士兵劉遠泰的争取，一部分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和抗日情緒的飛行隊官兵決定起義，投奔抗聯。

　　起義的準備工作進展順利，當時抗聯十二支隊隊長徐澤民、政治教導員張瑞麟建議起義時間定在夏天青紗帳長起的時候為宜，既便于起義部隊可以隐藏在青紗帳内很快撤離，也有利于抗聯部隊接應起義人員。但就在交通員還在路上的時候，王崗起義部隊與不斷轉移的抗聯第十二支隊與失去聯系，負責上司起義的僞滿第三飛行隊二連四班班長蘇貴祥擔心夜長夢多，走漏風聲，遂決定起義時間為1941年1月4日。

　　在延安。12月30日，新華廣播電台開始播音，它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

　　民國三十年（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一個教導團、一個特務團和第一、二、三支隊的各兩個團，共9000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由泾縣的雲嶺起程，向茂林前進。

　　與此同時，毛澤東接到了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季米特洛夫在電報中批評毛澤東“不該将破裂作為出發點”。事後看，這份電報着實打了共産國際的臉，更讓毛澤東與中國共産黨看清了獨立自主的重要性。

　　在哈爾濱。就在這天晚上9時，在蘇貴祥率領84名起義士兵在打死兩名日軍軍官、九名僞軍，打傷一人，搗毀停在機場上的三架日軍飛機後，乘夜色投奔抗聯。日軍關東軍司令部得知該事件，大為惱怒，當即派大批日僞軍搜尋起義隊伍。

　　1月6日，起義大隊在肇東縣榆樹林附近的郭字頭井村休息時被日軍偵察機發現。大批日僞軍和警察兩千多人分乘百輛汽車，從四面八方包圍了起義部隊。戰鬥中，時年僅二十歲的蘇貴祥胸口中彈，鮮血直流，蘇貴祥搖晃着指令戰士史登雲燒掉檔案及參加起義人員名單，沖出包圍，投奔抗聯第十二支隊，說完壯烈犧牲。這次戰鬥共打死日僞軍32人，起義人員犧牲30人，被俘44人。最後，隻有十名起義士兵趁黑夜沖出了重圍。

　　僞空軍第三飛行隊起義事件，發生在日本嚴密控制的“滿軍最優秀”的部隊中，極大震動了日僞當局。

　　同日，在安徽。新四軍在茂林地區陷入顧祝同、上官雲相指揮的七個師約8萬餘國民黨軍的重圍。

　　面對敵軍的圍攻，葉挺軍長主張不顧一切從丕嶺打到星潭，實作三路縱隊彙合的計劃，可就在部隊已拿下丕嶺，正準備一鼓作氣打下星潭時，項英又以傷亡過大為由，要求開會讨論。

　　會議從下午3點開到晚上10點，葉挺焦急萬分：“時間就是勝利，不能夠猶豫不決。我的态度是，錯誤的決心我也服從，現在就請項副軍長決定吧，你決定怎麼辦就怎麼辦。”項英決定，大部隊回撤到丕嶺以西突圍。

　　當後撤的指令傳到前線時，3團團長黃火星對敵工部長林植夫說：真可惜，丕嶺口敵79師的4個工事，已經給我們拿下2個，剩下的2個機槍也不響了，想來他們的機槍子彈也打光了，如果我們不退，一定可以全部奪過來。

　　原計劃被打亂後，部隊左沖右突，但四面被蔣軍包圍，還是在山溝裡面打轉。東南局副書記梁樸（饒漱石）質問項英：我雖然不懂軍事，可幾千人部隊在山裡東走西奔，勞累又吃不上飯，要打不打的，這是怎麼指揮的？項英被問得啞口無言。不久，部隊被打散。

　　1月9日，正在蘇北與皖南一江之隔的劉少奇與陳毅接到了葉挺和饒漱石發來的電報：“今（九）日晨在北進，又受包圍，現在集全力與敵激戰，拟今晚分批突圍北進。項英、國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裝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為全體安全計，決維持到底”。

　　劉少奇随即将葉挺與饒漱石的電報内容轉發延安，同時果斷指令蘇北二支隊在江南集結進行接應。延安接電後也非常吃驚，毛澤東同朱德緻電劉少奇：“我們尚未接到此項消息，他們何時離開的，現到何處，希夷、小姚（即饒漱石）情形如何，望即告我們”。

　　1月10日拂曉，軍指揮所退到茂林石井坑，葉挺身邊僅剩20餘人。之後幾個小時，新四軍失散部隊源源不斷地向石井坑彙集，整編後竟有5000多人。

　　葉挺、饒漱石一面組織戰鬥，一面緻電劉少奇、陳毅并轉發延安：“支援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即斟酌實情，可否由中央或重慶向蔣交涉立即制止向皖南進攻，并按照原議保障新四軍安全移江北及釋放一切被捕軍部從業人員。”

　　就在此時，項英也發來的電報：“……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于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來商計，他在前線未來……今日聞五團在附近，及趕隊到時與軍部會合。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劉少奇随後又連續收到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發來的電報，要求盡力支援葉挺、饒漱石轉移到蘇南。

　　1月11日，正在重慶的周恩來收到了新四軍被圍攻的消息後，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并給國民黨談判代表寫信，要求立即停止圍攻新四軍。

　　1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皖南新四軍由葉挺、饒漱石負責上司、項英随軍行動北上的訓示電。劉少奇在華中指揮部黨政軍負責人會議上提出了“圍魏救趙”的主張，即以山東的朱瑞、陳光、羅榮桓包圍沈鴻烈部，以蘇北包圍韓德勤部，以此與國民黨交換。

　　1月13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了劉少奇的意見，但一切都來不及了。

　　就在這一天，新四軍經七晝夜血戰，終因衆寡懸殊，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葉挺無奈地宣布分散突圍。葉挺與梁樸一路，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為另外一路分頭突圍。

　　葉挺一路突圍中遇到了敵人，被圍在山頭上。饒漱石問葉挺是否可以談判，周旋了一下。葉挺說，現在有什麼資本談判？饒漱石說，這是組織上的要求。葉挺說，既然是組織的要求，我去就是。

　　1月14日，葉挺下山親赴敵108師師部談判，随即被扣押。葉挺先後被囚于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後被移禁于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

　　饒漱石在突圍中被俘，後買通看守逃出，并為傳教士所救脫險。由于饒漱石在其後兩個月的時間裡沒有和任何地方黨組織聯系過，陳毅曾經對此表示過懷疑，兩個人的沖突由此産生。當時中共中央審幹委員會主任任弼時、副主任陳雲、康生也都對此有過疑慮，但毛澤東和劉少奇都為饒漱石做出擔保，此事作罷。

　　在另一路突圍隊伍中，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中槍昏迷與項英、周子昆失散，後被路過的衛士連戰士發現，背上突圍。項英、周子昆遇到了軍部副官處的副官劉厚總相遇，項英同意帶上劉厚總與他們一起走。

　　同日，劉少奇接到毛澤東緻周恩來、葉劍英并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的電報，“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顯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是準備政治上、軍事上的全面反攻。

　　在此關鍵時刻，劉少奇表現出了一位政治家的異乎尋常的冷靜與成熟，認為在國共合作尚未走向全面破裂，民族沖突仍是主要沖突的情況下，軍事上對國民黨的全面反攻是不可取的。主張應在政治上對國民黨的陰謀進行全面揭露，在軍事上除個别地區外則應避免全面沖突，以赢得主動權。

　　1月15日，劉少奇電告中共中央，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很快确立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的方針。

　　就在這一天，袁國平被衛士連的戰士們帶到了章家渡。看到不斷有戰士為因自己的拖累而犧牲，袁國平毅然拿出藏在口袋裡的手槍自盡，時年三十五歲。

　　副連長李甫将袁國平遺體交給曾為陳毅證明過身份的新四軍軍部參謀劉奎。劉奎将袁國平遺體親手埋葬後，輾轉突圍來到濂坑一帶，同地下組織和當地群衆取得聯系。　　

　　1月17日，蔣介石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反咬一口，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其番号，将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并令湯恩伯、李品仙的20餘萬軍隊進攻江北新四軍。

　　國民黨還把《新華日報》關于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全部被扣押，周恩來命《新華日報》總編輯準備兩種内容的排版去送審，以此瞞過了檢查人員的眼睛。

　　1月18日，《新華日報》發表了周恩來的“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的題詞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文。

　　在蘇北。劉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議，恢複新四軍軍部。此舉既可以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又可以加強在華中軍事力量的統一上司，重整軍容，振奮士氣。可謂一舉兩得。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釋出指令，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

　　同日，在廣西。根據延安訓示，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撤銷。李克農等人沖破軍統的阻撓和暗殺，到達重慶。之後，李克農傳回延安，出任中央社會部副部長。

　　1月23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政委劉少奇、參謀長賴傳珠、政治部主任鄧子恢聯合發出就職通電。

　　同日，在黑龍江安達縣薩爾圖，日軍逮捕了參與策劃王崗起義的劉遠泰。幾個月後，時年二十歲的劉遠泰與史登雲、高振山、唐天賜、謝俊冷、周祥春、陳裕民、金忠正、王輔廷、徐景泰九名起義士兵被日軍槍殺于忠靈塔（現黑龍江省體育場跳傘塔處）下。剩餘35人，分别被判無期、有期徒刑。

　　在華北。1月24日－25日，日軍分三路相繼沿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及兩側北犯，進攻在豫南的中國軍隊湯恩伯集團軍，意圖打通平漢鐵路南段，解除中國軍隊對信陽日軍的威脅。中國軍隊以一部正面節節抵抗，主力預伏兩側待機，擊退日軍進攻。

　　在江蘇。1月28日，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新成立。根據中央指令，将活動于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粟裕、政委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委鄭位三，第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第四師師長兼政委彭雪楓，第五師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師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聖；八路軍教導第五旅改編為獨立旅。

　　在處理皖南事變的過程中，劉少奇在關鍵時刻屢次表現出的理智和智慧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認可，黨内的政治地位開始迅速上升。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已招來包括美蘇等國内外輿論的一緻抨擊，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在此形勢下，國民黨不得不收斂其反共活動。蔣介石不久後公開表示“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

　　就在1月，印度醫生柯棣華正式參加了八路軍，并被任命為晉察冀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一任院長。同時，柯棣華兼任白求恩衛生學校教員一職，并與衛生學校教員郭慶蘭相識相戀，後來喜結良緣。

　　2月10日，從皖南突圍的新四軍一縱司令員傅秋濤曆盡艱險後，抵達蘇南敵後遊擊的新四軍第十六旅羅忠毅、廖海濤部。

　　皖南事變，是新四軍軍史上充滿血色且悲壯的一頁。在此次事變中，新四軍軍部上司或被殺、或被俘，無一幸免，新四軍指戰員犧牲3000餘人，被俘虜4000餘人，僅2000人突圍。在突圍者中，傅秋濤其後出任了新四軍第七師副師長，于建國後被授以上将軍銜；後來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的楊帆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了《皖南突圍記》，發表在《江淮文化》雜志上。

　　在華盛頓。2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借接見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之機，正式提出談判建議。

　　此後，美國神父沃爾什、德勞特與日本外交人員經過一系列非正式的磋商與會談，雙方草拟了一個談判大綱，即《日美諒解方案》。按照這個大綱，日本部分放棄對德國的同盟義務，從東北以外的中國領土上撤軍，并保證不侵犯美國在東南亞的利益。美國則慷他人之慨，以犧牲中國東北的利益為代價，承認僞滿洲國，促成中日媾和，繼續向日本提供石油等資源，并承諾置身于歐戰之外。

　　就在2月中旬，劉奎率遊擊隊在石牛窩找到了項英、周子昆等50餘名幹部。不久，劉奎從當地地下組織成員姜嶽凡口中得知，赤坑山上有個蜜蜂洞，可以躲藏4、5個人，非常隐蔽。于是，項英、周子昆一行人轉移到蜜蜂洞。由于蜜蜂洞的洞口很小，項英及副官劉厚總、周子昆及警衛員黃誠便在洞中安定下來，其它警衛員住在洞外坡下。

　　在延安。山東八路軍第1縱隊司令員徐向前和山東縱隊上司人張經武騎馬去七裡鋪給中央派向山東一批幹部送行，并對山東工作提出要求。不料在途中，張經武的馬和徐向前的馬搶路，發生了“口角”，進而發展成踢蹋，徐向前在馬上無法躲閃，結果被馬踢中，左腿胫骨骨折。這次骨折極大地影響了徐向前，導緻他接下來未能再出現在抗日戰場上，傷愈後，他出任賀龍的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不過國民黨方面對此一無所知，直到抗日勝利前，仍把山東八路軍稱為“徐向前部”。

　　在重慶。就在3月，周恩來等向國民黨提出解決時局問題二十條，遭拒絕，中共是以拒絕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

　　3月19日，在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著名民主人士鮮英的宅邸“特園”秘密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政綱》、《敬告政府與國人》和《中國民主政團簡章》，選舉産生了中央執行委員13人，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劢、梁漱溟、章伯鈞5人為中央常務委員，黃炎培為中央主席(黃炎培于同年10月辭去主席職務出國後由張瀾繼任)，左舜生為總書記。這就是“民盟”的前身。

　　在皖南。3月24日淩晨2時，劉厚總用手槍将項英、周子昆殺害，打傷黃誠後，劫走項、周攜帶的黃金、銀元、手表、槍支，逃下山去投敵。劉奎和戰友們在山洞裡發現了已經犧牲的項英和周子昆，還有昏迷着的黃誠。為了防止劉厚總帶國民黨部隊來認屍盜屍，劉奎和戰友們在離洞口兩百多米的山崖下，做好記号，含恨掩埋了兩位首長的遺體，背起受傷的黃誠離開了。突圍後，臨時支部書記李志高決定讓劉奎、李建春、黃誠等人留在皖南，堅持遊擊戰争。泾縣成立“泾旌太”中心縣委遊擊隊(又名“黃山遊擊隊”)，劉奎任隊長。

　　劉奎是一位皖南遊擊隊的傳奇英雄，其的事迹在安徽人民群衆中廣為流傳。他身經百戰，曾九處負傷，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每次都以驚人的毅力頑強地活了下來，是以獲“打不死的劉奎”稱号，威震皖南。新中國成立後，劉奎被選送到南京軍事學院進階班學習。1952年，經院長劉伯承安排，劉奎和項英之子項學成前往泾縣，尋找到了項英、袁國平、周子昆三人的遺骨，并送回南京安葬。劉奎于1979年在合肥逝世，終年六十九歲。

　　這年4月13日，日蘇兩國簽署《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其中蘇聯聲明“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政治現實的冷酷足以讓中國人永遠銘記。

　　為了迅速“解決中國事變”，此時的日軍決心集中兵力對華北的中國守軍進行一次重點打擊，目标直指晉南的中條山。中條山居太行山及華山之間，因山勢狹長而得名。在華北及黃河以北的大片國土淪陷後，中條山已成為守護北方土地的最後一道屏障。蔣介石為表決心曾下令凡黃河以北之中國軍隊，不論官兵絕不能再退過黃河半步，膽敢退過黃河者就地槍決。

　　與日軍在中條山地區積極部署的同時，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根據“保守要地，力圖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導要領，确定了“加強中條山及潼洛工事，積極訓練”的戰略原則。為此，參謀總長何應欽來到一戰區巡視。負責第一戰區的衛立煌因對反共摩擦抵觸，受胡宗南等人排擠，在赴重慶述職時被軟禁在峨嵋山，直到戰前才匆匆趕回來，是以實際負責人為何應欽。

　　4月16日，在《日美諒解方案》的基礎上，美國國務卿赫爾和日本駐美國大使野村吉三郎在華盛頓開始了日美政府間外交談判。

　　由于《日蘇中立條約》簽訂，自感沒有後顧之憂的日本向美國提高了要價，日本不僅不能“破壞國際信義”，放棄對德同盟義務，而且要求美國不再幹預侵華戰争。與此同時，因日蘇媾和，美國企圖禍水北引的政策也基本落空，美國對日妥協的意義也是成色大減，況且日本南進必将更大損害美國利益，于是美國也不甘示弱，向日本提高了要價。

　　4月18日，日軍第48師團在閩江口登陸向福州市區發動進攻。

　　4月21日，福州淪陷。

　　在山西。5月7日，蓄謀已久的十萬日軍對中條山的國民黨中央軍發起進攻。

　　由于事前準備不足、又缺乏統一指揮，且因皖南事變而得不到八路軍的有力支援，僅僅四天，國民黨軍就被打得全面潰敗。

　　5月27日，國民黨軍基本退出中條山。

　　中條山之戰，國軍被俘虜3.5萬人，陣亡将士4.2萬人，日軍據中方公布斃傷9900人，但按日方數字僅戰死673人，負傷2292人，戰損比為20：1，這被蔣介石稱為之“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

　　就在這天晚上，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全國講話：“目前存在着對民族十分嚴重的緊急情況，差不多說宣戰已迫于眉睫。”“向英國提供物資是絕對必要的。”“美國（要）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以擊退德國的進攻”。美國參戰的意味日趨明顯。

　　在重慶。6月5日晚9點左右，日軍出動24架飛機分三批對重慶輪番轟炸。為躲避空襲，大量群眾擁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在長達10小時的高溫和嚴重缺氧的情況下，擁擠的人群發生推擠踐踏，不幸造成了上萬人死亡的慘案，史稱“大隧道慘案”。

　　大隧道慘案與1938年6月9日的黃河花園口決堤、1938年11月13日的長沙大火，并稱為抗戰時期的中國三大慘案。

　　在歐洲。德國此時正在為進攻蘇聯作最後的準備，并積極鼓動日本同時從東方展開進攻。日本由于陷入侵華戰争的“泥沼”中無法脫身，又曾在諾門罕戰場被蘇軍碾壓，是以對德國的建議持觀望态度。

　　6月上旬，為拉攏國民黨政府脫離美、英、蘇的影響，使日本能從中國戰場上“騰出手”來，德國人明确告訴中國駐德國使館武官桂永清，已決定進攻蘇聯。

　　桂永清迅速将情報帶回國内彙報。蔣介石的行營參議、由宋美齡主導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的副總幹事閻寶航在一個酒會上從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嘴裡聽到這一消息，又向立法院院長孫科詢問。孫科表示，這是委員長親口說的，消息是桂永清從德國帶回來的。“德軍進攻蘇聯”的時間定在6月20日前後的一個星期。

　　閻寶航，字玉衡，遼甯海城人。閻寶航深受張學良、宋美齡、蔣介石賞識，與國民黨高層的于右任、孫科、馮玉祥及宋慶齡、何香凝、邵力子等交往密切，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在1937年9月由周恩來、劉讕波作介紹人，在南京梅園新村八路軍辦事處秘密入黨的中共黨員。

　　閻寶航得此情報後，借故離開，通過住在他家的情報小組交通員李正文将情報傳遞給了正在重慶的蘇聯大使館武官羅申和周恩來。羅申立即向蘇聯國内發回消息。

　　6月14日，蘇聯政府授權其新聞機構塔斯社，向全世界發表聲明:"……關于德國企圖撕毀條約并準備進攻蘇聯的傳聞純屬無稽之談"。

　　閻寶航分析後，堅持認為于右任和孫科所說的消息是真實的。周恩來贊同閻寶航的判斷，并立即急電延安，請毛澤東直接向蘇聯高層轉報德國即将進攻蘇聯的消息。

　　6月15日，莫斯科收到了情報員佐爾格的報告，德軍将于6月22日進攻蘇聯。

　　6月16日，毛澤東電告共産國際，通過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示警。這是斯大林收到的來自共産黨方面的級别最高的警報，此時距德國突襲蘇聯還有六天時間。盡管不相信這份情報的真實性，但這是自中共最高層的通報，還是引起了斯大林的重視。

　　6月17日，莫斯科又收到了在瑞士的“拉多”情報網的警報。

　　6月20日，潘漢年也從香港獲悉了蘇德戰争即将爆發的消息，并及時電告了蘇共中央。

　　6月22日3點45分，納粹德國不經宣戰，出動190個師550萬人、4800架飛機、3800輛坦克、50000門火炮，就對蘇聯發動了代号為“巴巴羅薩計劃”的突然襲擊，規模之大，史無前例。

　　6月30日，蘇共緻電中共中央，感謝提供的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情報:"由于你們提供了準确的情報，我們得以在德軍進攻前宣布蘇軍進入緊急狀态。"可惜的是，收報原件在1947年春天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前夕，為堅壁清野而被銷毀了。　　

　　對于歐洲的戰局演變，日本快速作出反應。7月2日，日本禦前會議所确定了《适應形勢演變的帝國國策綱要》，即一旦蘇德戰争的發展對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決北方問題。為此，日本決定從華中抽調兵力北上中國東北。

　　與此同時，德軍在蘇聯的快速推進讓日本人感覺有了同美國人叫闆的底氣，開始有恃無恐地把目光盯上了整個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寮國、高棉)和緊鄰的荷屬東印度。荷屬東印度有日本人夢寐以求的石油，一旦占領它，日本就不用再擔心美國人對其“卡脖子”了。

　　7月18日，近衛第三次組閣。

　　7月21日，日本新政府同大學營舉行成立後的首次聯席會議，決定執行《适應形勢演變的帝國國策綱要》，特别提到了要按既定方針執行對法屬印度支那的軍事措施。日本軍隊随即向南部法屬印度支那開進，突破了英美的底線。

　　7月26日，美國宣布當機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财産，将所有與日本利益相關的财政和進出口貿易置于政府管制之下。英國，加拿大，法國，葡萄牙，荷蘭也宣布了同樣措施。

　　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向中國派出軍事顧問組；在菲律賓建立遠東陸軍司令部，征召菲律賓民兵服現役，由麥克阿瑟指揮。

　　8月1日，美國政府宣布對日本實行全面石油禁運。對幾乎完全依靠美國石油的日本而言，這是緻命一擊。美國以為可以用經濟制裁壓服日本，但卻加速了日本對美開戰的步伐。同日，國民黨空軍招募的“飛虎隊”宣告成立。

　　在日本。美國的禁運石油的決定激起了巨大的反響，日本軍方反應尤為激烈。8月9日，日本大學營作出決定：放棄對蘇作戰，不再抽調兵力北上。要從武漢抽調兵力，為與美國争奪太平洋地區做準備。

　　為防止中國軍隊乘日軍抽調時進行反攻，日本決定先解除中國軍隊對武漢地區日益嚴重的威脅，“摧毀敵（指國民政府）抗戰意圖，予第九戰區敵軍以沉重打擊”。

　　就在8月中旬，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阿金夏海灣内停留的美國的重巡洋艦“奧古斯塔号”上舉行了會晤。8月13日，在英國海軍“威爾士親王号”戰列艦上，美英簽署《大西洋憲章》，進而在反法西斯基礎上實作了政治聯盟。

　　8月26日，日本大學營以“大陸命”第538号指令準許長沙作戰計劃，代号為“加号作戰”。　　

　　在河北。馬本齋上司的八路軍第三縱隊回民支隊活躍在河間、青縣、滄縣地區，其靈活機智的遊擊戰讓日本侵略軍十分頭痛。

　　8月27日，惱羞成怒的日軍抓走了馬本齋的母親白文冠，逼迫馬母給馬本齋寫勸降信。深明大義的馬母義正辭嚴地怒斥日寇：“我是中國人，我兒子當八路軍是我讓他去的。勸降？那是妄想！”甯死不屈的老人随即絕食抗争。

　　9月3日，在絕食七天後，白文冠以身殉國，時年六十八歲。獲悉母親犧牲後，馬本齋沉痛地寫下誓言：“偉大母親，雖死猶生，兒承母志，繼續鬥争！”

　　在日本。由于美國掐斷石油供應而引起的日美關系惡化，已走到了必須做出決定的時刻，日本軍方決定：若談判不成，不惜與美國一戰。

　　9月6日，日本禦前會議做出秘密決議，決定将拟定談判的最後期限為10月下旬。

　　在湖南。9月7日，日軍12萬人向大雲山、方山遊擊根據地進攻，第二次長沙會戰打響。

　　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土地革命戰争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讨論。

　　會議認為，從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起，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止，這一曆史階段的“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政治路線的錯誤。毛澤東對此進行了嚴厲，對此負主要責任的博古與張聞天等都對自己曾經犯的錯誤做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但王明卻對此并不認同，認為這是執行共産國際的路線。他這種拒絕認錯的态度引起了與會者的一緻批評。至此，毛澤東在與王明的鬥争中取得了最終勝利。

　　會議還作出了成立進階幹部學習組，以提高黨内進階幹部的理論水準與政治水準的決定。這為其後開展全黨整風運動做了準備。

　　在湖南。9月18日，阿南惟幾所率日軍強渡新牆河、汨羅江，向長沙進攻。日軍一度攻占長沙，并一路追擊到株洲一帶。

　　9月28日，日軍早淵支隊攻入長沙，與中國軍隊展開巷戰。為了緩解第九戰區薛嶽方面的壓力，蔣介石指令陳誠率部向日軍守備薄弱的宜昌發起反攻。

　　9月30日，日軍第4師團也到達長沙，其第3師團一部曾突入株洲。

　　10月1日，由于戰線太長，消耗過大，且宜昌危急，阿南惟幾不得不下令全軍撤出長沙，并抽調軍隊支援宜昌。薛嶽下令各部隊全力追擊撤退中的阿南惟幾所率的日寇第十一軍。　　

　　10月4日，佐爾格從東京向莫斯科發出最後一封、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封電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幾周内向美國開戰。”

　　在湖南。10月9日，日軍退回新牆河以北，中日雙方恢複到站前狀态，曆時二十餘天的“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

　　在日本。10月10日，佐爾格諜報小組的核心成員·畫家宮城與德被捕，供出尾崎秀實和電報員克勞森。尾崎秀實是近衛文麿的"囑托"(顧問)兼私人秘書，這讓日本反諜機構無比震驚。

　　尾崎秀實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曾任《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是"上海的日本共産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與許多中國左翼文化人士魯迅、夏衍、馮乃超、王學文、鄭伯奇、田漢、成仿吾，以及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等有密切來往，并幫助"左聯"開展工作。1930年初，尾崎秀實與日本在上海設立的東亞同文書院的左翼學生安齋庫治等産生交集，受到尾崎影響，他們開始信奉共産主義。

　　談到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頗值得一提。東亞同文書院最早于清光緒二十六（1900年）5月首設于南京，當時稱南京同文書院，8月遷至上海後才更名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當時，這所學院同時招收中日兩年青年到對方國家留學，以形成日本的“知華派”與中國的“知日派”，其實質就是日本對華滲透的基地。

　　在東亞同文書院長達45年的曆史中，日本在培養了一大批“知華”、“侵華”人才，同時卻也無意中産生了被中國人同化的“負作用”。曾赴日本留學，受教于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王學文在回到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任教後，竟培養出了一批日本進步青年，其中就包括中西功、西裡龍夫等人。中西功與西裡龍夫等人一起建立了秘密革命組織——“日支鬥争同盟”，成員有:小松重雄(滿洲鐵道有限公司職員)、西裡龍夫(上海日報記者)、楊柳青(中共黨員)、川合貞吉(上海日報記者)、王學文(中共黨員)和侯朝宗(台灣人)等。該組織通過王學文直接受中共上海情報組織的上司。

　　尾崎秀實于1932年2月傳回日本，與尾崎秀實一道同船的還有中西功。在日期間，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繼續從事革命活動，西裡龍夫參加了“日本共産主義青年同盟”。從1934年4月起，尾崎秀實開始與佐爾格進行情報合作。同年，西裡龍夫在上海經王學文介紹，加入中共；中西功經尾崎秀實介紹，進入“滿鐵”總社調查部工作。

　　在1937年6月，尾崎秀實成為近衛文麿的"囑托"。不久，中日戰争全面爆發。1938年年，日本“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将表現“突出”的中西功調到“滿鐵”上海辦事處，中西功通過西裡龍夫聯系上王學文，并加入中共。中西功将中共上海情報科成員程和生等安排進“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還将大量搜集的情報和尾崎秀實發來的包括“禦前會議”等内容的諸多情報發往延安。周恩來高度重視中西功、西裡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等“日籍同志”組成的對日情報網，贊譽他們為“國寶”。當然嚴格地講，尾崎秀實并不屬于中共的“日籍同志”。　　

　　就在東京警視廳開始對尾崎展開調查時，美日談判再次以失敗告終，美國正式拒絕了日本要求舉行首腦會談的建議。10月14日，圍繞着是否與美國開戰，東條英機與近衛文磨發生激烈争論。

　　10月16日，不敢承擔戰争責任的近衛内閣倒台。同日，尾崎秀實在東京被特高科逮捕。　

　　10月18日，東條英機出任日本第四十任内閣首相。同日，佐爾格被捕。

　　就在尾崎秀實被捕後，中西功接到一封從東京發來的署名“白川次郎”（中西功曾用的筆名）的電報，内容隻有三個字“向西去”。中西功意識到東京出了問題，這是要他迅速撤往西部的中共根據地。

　　中西功認為自己不會馬上暴露，貿然撤退會危及周圍其他同志，而且日本軍方即将做出“北進”或“南進”的決定，為擷取第一手準确情報，中西功決定繼續冒險，并傳回日本探聽消息。

　　11月中下旬，中西功途經大連，傳回日本。在大連，他注意到了日軍的“關特演”就是一次“南撤”的登陸演習。

　　在東京，中西功得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線索：日軍駐守中國南部的軍隊已經開始向台灣集結。在翻閱10月26日《朝日新聞》報紙時，中西功又看到了：“首相偕海相參拜伊勢神宮”的消息。日本陸海兩軍曆來水火不容，如今攜手共同參拜，說明陸海軍已消除分歧。中西功還注意到，時近冬季，日本國内駐軍卻在配發夏裝及還有短褲。結合在大連看到的情況，中西功做出判斷：日軍即将“南進”。

　　美國此時也已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面臨戰争的風險，認為“攤牌的時間就要到了”，但判斷還不會馬上發生戰争，于是仍借談判拖延時間。

　　11月20日，日本抛出自己的底線方案：同意日軍從法屬印度支那南部撤到北部，但美國要立即恢複對日本的石油出口，同時不允許美國幹涉中國問題。同時，日本皇宮内召開了政府與重臣們的“懇談會”。經東條的誠懇解釋，全體重臣對如果談判不成，政府就向美國開戰的決心最終表示諒解并予以支援。　

　　中西功得到此消息，馬上由日本傳回中國。途經大連時，“滿鐵”的同僚對中西功透露，從日本來的輪船都是空載，傳回日本卻裝滿了關東軍的士兵。中西功還在“滿鐵”通報上看到了日本将于11月30日結束與美國談判；日本海軍艦艇已經在濑戶内海集結；南進部隊兵力編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單等絕密資訊。

　　中西功由此斷定日軍南下意圖已定，并推算出日軍南進作戰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遲在12月15日中的三個星期日發生，而12月7日的可能性最大。中西功迅速向中共上海情報科作了彙報。

　　對于日本提出的條件，美國出于拖延戰争爆發的考慮，一度有所心動，但遭到丘吉爾和蔣介石的激烈反對而作罷。

　　11月26日，美國向日本提出了空前強硬的《赫爾備忘錄》：日本必須廢除三國同盟條約，并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軍，同時承認國民黨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在此之前，美國已經破譯了日本密碼，此刻想用警告，甚至可以說是“最後通牒”的方式吓住日本。

　　就在這一天，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确定：每年11月份的第四個星期四為感恩節。所謂“感恩節”，就是紀念對白人到美洲時給予他們幫助的印第安原住民。然而諷刺的是，白人是将原住民屠殺殆盡，并将他們系統性地驅趕到“保留地”後才想起“感恩”的。

　　在日本。11月27日－29日，日本連續三天召開大學營聯席會議。會議終于作出決定，為獲得荷屬東印度石油，日本立即開展對美作戰。幾乎同時，美國方面也向前線司令官釋出了“最後警戒令”，要求美軍全面戒備來自日本可能的襲擊。

　　12月1日，日本禦前會議正式準許海軍的計劃，确定開戰日期為12月8日。

　　在上海，就在12月初的一天，關露像往常一樣來到了76号做客。在吃飯時，李士群向關露說：“我現在和重慶勢不兩立，聽說周佛海已秘密和重慶接上了頭，準備留一條後路.....”關露立即上報給潘漢年，潘漢年分析後認為李士群可以為新四軍所用。

　　在重慶。12月3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簡稱軍技室）破譯了由日本外務省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一份特級密電。結合此前破譯出的檀香山軍事情報，國民黨軍政部“軍用無線電台總台第四十三台”主任池步洲判斷，日本要在星期天對珍珠港進行突襲。得到彙報後，蔣介石立刻向美方通報，但并未引起美國的重視。

　　閻寶航獲知了這一情報，向中共中央做了及時的報告，中共中央立即電告蘇聯。事後，閻寶航受到共産國際情報局的表彰。

　　在蘇聯。由于得到了日本不會北進的重要情報，蘇軍得以将東線防禦日本進攻的兵力調往西線，防禦德軍進攻。12月5日，蘇軍在莫斯科近郊發動反擊，德軍遭到自開戰來的第一次慘敗，被擊退150－300公裡，其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

　　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美國随即對日宣戰。

　　12月8日淩晨4時，日本駐滬海軍炮擊停泊于黃浦江上的英美軍艦，英艦“彼得烈爾”号被擊沉，美艦“威克”号挂白旗投降。日軍占領上海租界。

　　同日，日軍向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發起進攻，又在泰國克拉地峽登陸，開始從泰國進攻馬來半島。

　　在香港。日本空軍轟炸了香港啟德機場，日本陸軍同時從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門炮台向新界和九龍半島推進。

　　當時，香港彙集着包括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等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茅盾、夏衍、鄒韬奮、梁漱溟、胡風等文化精英，周恩來接連兩次發電報給當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求他想盡一切辦法，拯救他們。在得到中央的準許後，潘漢年直接找到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岩井英一，以轉移情報幹部為名，要他幫忙。

　　這次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整整曆時11個月，在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連貫、喬冠華等人的努力下，在東江抗日遊擊隊伍的參與下，共有800多名文化人脫口虎口。為此，中共有兩千名在香港的人員暴露。

　　12月9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在整整十年後，中日宣戰才姗姗來遲。

　　12月11日，納粹德國對美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12月15日，阿南惟幾在嶽陽集結了12萬餘人的日軍準備再次向長沙發起攻擊。

　　與此前不同，薛嶽已打造了一個“天爐戰法”對付日軍，就是各部隊依托新牆河、汨羅江、撈刀河、浏陽河構置層層防線，在逐漸抵抗敵人的同時向兩翼和後方後撤，在後撤中逐漸對敵人形成包圍圈，然後聚而殲之。

　　12月23日，中英簽訂了“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成式結成軍事同盟。根據協定，中國組織入緬對日作戰部隊，即中國遠征軍。遠征軍受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中将和羅卓英司令長官指揮，共計9個師10萬餘人。

　　12月24日，日軍向新牆河陣地發起了攻擊。中國守軍依照戰前部署，一面消耗敵人，一面逐漸轉移。

　　12月25日，英國在香港的第21任總督楊慕琦投降，日軍占領香港。

　　12月26日，中國遠征軍進抵雲南中緬邊境，杜聿明的司令部駐大理，先頭部隊戴安瀾的200師駐保山。此時老牌殖民者的英國人出于慣常的不健康心理，仍未同意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

　　就在12月底，關露找到李士群說：“我妹妹來信了，說她有個朋友想做生意，你願意不願意。”李士群一聽就明白了，答應見面。

　　也是在這個時候，在蘇聯呆了三年的林彪乘坐軍用飛機飛赴新疆，轉道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