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例回答一位網友的留言。有一個朋友在我前面寫的《從火車下鋪拉簾想到的》和《年輕一代具有更強的公共意識》兩篇文章後面留言說：“現在‘雷鋒精神派’少見了，而‘個人利益派’卻越來越多了，是好事還是壞事？從你的評論中明顯能看出你應該是站在哪一派！放下具體的事由（誰對誰錯），因為這不是決定社會向前發展進步方向的主要方面，我們應該重視的是‘道德導向’。我常說：‘你希望将來是怎樣模樣（好或壞、針尖對麥芒還是和諧共生）的世界，你就去站什麼隊’吧，因為将來的世界是你們的！這話沒錯吧！不斷圍繞‘對與錯’之争隻能加大隔閡，而最高興的一定是賺了更多‘商業流量’的網商！”
這位朋友的表達語言中情緒化的東西不少，但是意思有點沒說清楚。大體上好像是說這件事不要争論“對不對”。這一點與我似乎沒有什麼分歧，我也沒有評論誰對誰錯，而是說現在年輕人的很多做法沒有錯，我們這些老人們有我們自己的想法也沒有錯。其實，這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最重要的要領，也就是我過去曾經在文章中寫過關于“文科是什麼”（可以在我的公衆号中搜尋“文科”二字）中談到的，即“文科無對錯，文科有立場，立場分是非，觀點要交流”。我在這兩篇文章當中其實主要想講的是，不管我們自己的立場如何、觀點怎樣，即使再看不慣、再不情願，也要把年輕人更加關注個人權益和公共事務這一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實接受下來，因為這是社會發展必然會帶來的産物，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而且，如果讓我對未來做出一種判斷的話，我堅信這将是未來的一種趨勢，這與我們工業化、城市化以及進入“豐裕社會”這一大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至于我們要重視“道德導向”，這一句話沒錯，但是道德是一條高線，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能達到那種你心目中向往的“道德完人”，實際上，即便是說這句話的人也不會達到這一标準。那麼，依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我們同樣也應當對社會提出另一句話的要求，那就是“己所不能，勿強于人”，也就是說，如果你也做不成道德楷模，也不要要求别人成為道德楷模。實際上，在工業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現代社會，我們更應關注的是“法治導向”，我們可以把我們倡導的道德落實到一個個判決當中，用活生生的個案推動社會進步，這也就是我在文章中反複提到的我們這幾十年來社會發展的一個現象：“個案推動進步，訴訟改變中國。”
說說今天想要說的話題。
現在大城市當中的年輕人尤其是身處職場中的年輕人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焦慮，這種焦慮主要來源于激烈的競争和社會壓力。而且，這種情況越是在大城市當中越突出，或者說這也是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剛剛進入豐裕社會的一個“副産品”。你可能會說，不是進入了“豐裕社會”了嗎？不應當是大家都輕輕松松才是嗎？不是這樣的，我們的這種豐裕社會其實還有着另一面，即這種“豐裕社會”是從“起飛社會”剛剛轉化而來，而且，這種轉化還不平衡、不充分，在某些領域和時間範圍之内還相當脆弱。（關于目前的“豐裕社會”還很脆弱這一話題，我會在後面的文章中專門談一談。）正是由于我們仍處于僅僅有一隻腳在部分地區開始進入豐裕社會，而另一隻腳仍然處于起飛社會，是以那種在起飛階段的激烈競争和社會壓力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時候會表現得相當嚴重。尤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的生活開始進入了豐裕社會，而這個社會發育又不平衡，于是在人們的社會心理當中這種參照系發生變化之後，内心會變得更加焦慮，這才導緻了職場中人，尤其是沒有經曆過“匮乏社會”和完整“起飛社會”階段的年輕人越發覺得疲勞和焦慮。其實，這種疲勞和焦慮在我們這一代人也就是現在這些年輕人的父輩身上一點也不比今天少，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是從匮乏社會走過來的，少年時挨過餓，青年時受過苦，是以熬到退休也不覺得有那麼的焦慮。
這種焦慮表現到年輕人的行為取向上，就有可能出現幾種現象，第一種是“内卷”。也就是在面對職場晉升通道狹窄、子女教育優質資源短缺等問題時，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但面臨的結果卻可能有極大的不确定性和壓力。在“内卷”的情況下，年輕人們為了拼到那一點有限的資源，不惜搭上時間、精力乃至健康，即便是如此，也時刻擔心别人比自己更拼，于是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于是各種身心疾病就找上門來。有一次，我觀摩一名心理醫生給一個病人進行談話治療（順便說，因為我與這名醫生是朋友，我在心理壓力過大的時候也會讓他給我進行疏導，是以那天我就以這名醫生的助手的身份在一旁觀察），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小夥子在醫生面前哭得像個孩子。那一瞬間，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們實在是太難了！
第二種是“佛系”。如果說“内卷”是面對職場和生活中帶來的壓力和焦慮的一種“積極的”應對政策的話，那麼“佛系”則是一種“半消極”的應對政策。這些年輕人的一個特點是口頭上無欲無争，但是内心裡的焦慮絲毫沒有減輕，隻是他們表面上的心态不是那麼緊張，但據我觀察其實他們在私下裡還是多多少少地有一些“卷”，不過面對結果的不确定性大體上還能夠接受。換句話說，他們的心理抗壓能力比較強。但是，一旦真的面對“真刀真槍”的壓力時，他們中的多數還是會“卷”起來的。
第三種是“躺平”。這是一種面對壓力和焦慮相對消極的應對政策，它代表了這些人對“内卷”現象的反抗和逃避。這些年輕人自我選擇放棄競争，以一種低欲望的生活狀态來對抗社會壓力，他們已經不再像他們的父輩如我們這一代人一樣，追求傳統的“成功”标準，而是選擇一種自己可以輕松獲得的不那麼“高”的生活品質，換來的心理的平衡和安甯。應當說，這種現象多少可以反映出一部分年輕人對于傳統社會價值取向的質疑和對個人幸福的重新定義。
如果你問我這三種狀态哪種更好，實話告訴你，真沒有标準答案。如果以我個人的職場經驗來看，我屬于主觀上想“佛系”，但客觀上最“内卷”的人，因為在我的職業生涯當中，曾經從事過最繁重的腦力勞動，長年累月的加班。盡管我最痛恨加班，但是工作需要又隻能三十年如一日地撇家舍業，拼命地工作。不過，如果以傳統的标準來看，我這種“内卷”确實也有回報，那就是我最别人眼中應當算是一個“成功人士”，盡管我本身并沒有這麼高的奢望。是以，如果我以個人為例子來評判别人的話，大機率我會同意“内卷”的。畢竟，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但是，正如我在這一組文章當中反複強調的一樣，我們的社會畢竟開始有一隻腳踏入了豐裕社會，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我們過去對“成功”的标準和個人幸福的标準，在下一代人心中很可能會重新定義。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們要多看看我們的近鄰日本，日本三十年前遇到的問題，很多與我們今天的問題類似，而日本今天的很多現象，在很大機率上将是我們明天可能遇到的問題。别的不說，就說高齡少子化以及年輕人不婚不育的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麼，面對職場及社會生活的壓力和焦慮，日本曾經走過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呢？1987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名叫《日本人，工作狂》，但如今的日本人早就不是工作狂了。一句最典型的話來評價兩代日本的狀态，叫做“昭和男兒，平成廢物”，說的就是老一代日本人都是“内卷”嚴重的工作狂，而下一代日本人基本是“躺平”的宅男宅女。
但願我們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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