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美、蘇、日三國之中誰最重視中國，那肯定非日本莫屬。沒辦法，就日本的國土地理條件最差，差到可以稱之為雞肋。具體差成什麼樣子，下面詳細分析。
日本是一個領土狹窄，資源極度匮乏的島國。礦産資源缺乏也就罷了，可日本人連主食大米都不夠吃。甚至因為大米供應緊張的問題，日本還爆發過兩百萬人參與的暴亂——“1918搶米暴動”。
日本不僅國小資源少，還多災多難，火山、地震、台風和海嘯頻發，地震尤為嚴重。
像發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關東大地震”，不僅震死了十幾萬人，還震壞了無數工業設施，重創了日本的經濟。
悲劇的是，日本也趕上了那場經濟大蕭條，偏偏日本人還沒有希特勒、羅斯福和斯大林的那兩把刷子，隻能坐看自己本就屬于二流列強水準的工業和經濟雪上加霜。
先天條件奇差無比，後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還有當亞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壓力确實不小，但這種壓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魚就能緩解的。
以日本人一貫的好戰心理和暴發戶心态，唯一的辦法就是脫了褲子玩軍國主義，拼命發展軍工業（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艦），實行對外擴張，從鄰居北韓和中國手中打劫。
日本人欺負北韓的事就不說了。
話說日本通過“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後，根本不顧自己當時還是債務國的窮人現實，屢屢追加在中國尤其是東北的投資和借款，近乎傾家蕩産。
日本就像一個瘋狂的賭徒，明明沒多少錢，還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瘋狂地花錢，當然是有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目的很現實也很邪惡——把中國東北建設成自己的新家。
可問題是，日本對華投資額占據其海外總投資額的近九成，導緻其經濟發展嚴重依賴于來自中國的利潤和資源，一旦中國被蘇聯和美國主導，對于日本而言，相當于斷血，非常緻命。
是以，在中國問題上，日本和蘇聯、美國之間的沖突是無法調和的。日本目前沒有和對方撕破臉，是因為還沒到最後攤牌的時候。
日本此時的上司人是昭和天皇裕仁，這是一個野心極大也極度陰險的危險分子。
裕仁的爺爺明治天皇睦仁身體條件一般，隻活了60歲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體條件更加糟糕，小時候患腦膜炎，中年患腦血栓，40歲成功更新為精神病，47歲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歲，在位時間近七十年，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天皇。思來想去，想必這是沾了他爺爺和爸爸短壽的光。
按照君主立憲政體的權力結構，理論上天皇沒啥實權，内閣才是實實在在的大權掌予者。
但規則是死的，人是活的，什麼時候都有不按規矩出牌的人。這裡要說的那個不按規矩來的家夥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給自己開了一個後門——海陸軍統帥權及軍隊的編制、兵力的決定權屬于天皇。也就是說，從明治天皇開始到“二戰”結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軍務，都擁有軍隊人事權。
具體說來就是，日本軍部——日本陸、海軍的最高直接指揮機關（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和軍事決策機關（陸軍省、海軍省）獨立于内閣和議會之外，直接對天皇負責。
睦仁的能力是很強的，軍權在手，說話算數。但他兒子嘉仁就不行了，因為腦袋有毛病，沒人把他這個天皇當棵蔥，權力逐漸旁落到明治維新元老、獨攬軍部大權的權臣山縣有朋手中。
野心極大的裕仁繼位後，自然不能容忍山縣有朋在權臣的位子上繼續待下去，因為他也喜歡權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個位子對他指手畫腳，他要趕走對方！
但是，這個念頭偶爾想想還可以，真幹就不行了，因為他手頭實力不夠，很容易趕對方不成反被趕。是以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來支援他。
應該說裕仁的運氣不錯，此時有一批後來被稱作“統治派”的少壯派陸軍軍官正在有預謀、有目的地造山縣有朋的反。他們幾乎都是畢業于日本最優秀的軍校——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的佼佼者，像在影視作品中出鏡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幹永田鐵山、岡村甯次、小畑敏四郎、東條英機、河本大作、石原莞爾、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
這些人選擇造反的理由很充分。
首先，軍隊人事腐敗，他們升職加薪的希望渺茫。當時，日本陸、海兩軍的中進階軍官幾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長州的陸軍大佬山縣有朋的關系戶（長州派）以及老家在薩摩的海軍大佬山本權兵衛的關系戶（薩摩派），也就是說，軍官的升遷幾乎都靠拼爹、拼關系，十分不利于他們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
其次，這幾個日本鬼子還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國外（主要是德國）受過教育或工作過，深知日德、日美之間的差距，是以他們要推翻代表腐舊的山縣有朋，推進軍隊現代化，以實作其強盜邏輯藍圖——在外吞并滿蒙，控制中國，在内建立軍人獨裁統治，遏制國内經濟衰退，迅速強大日本。要命的是，他們的這個理想在日本陸軍的下級軍官中很有市場。
裕仁要趕走山縣有朋，“統治派”也要推翻山縣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權力，“統制派”有能力，也有實力，彼此有利用價值。雙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長州派發動了進攻。
之是以選擇在1925年發動，一是因為最大的阻力——山縣有朋被病魔戰勝了，已經挂了；二是因為日本此時不景氣的經濟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動手借口——裁軍以減輕國家财政負擔；三是因為裕仁的老師、“統治派”的學長宇垣一成終于熬成了陸軍大臣。
天時、人和俱在，有什麼理由不動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極其重要的“宇垣裁軍”開始了。近兩千名來自長州的軍官被清洗出日本陸軍，“統治派”的那些軍官則被裕仁安排進了軍部，擔任課長一級（屬于中級職位）的職務。
裕仁終于踏出了掌握軍權的重要一步。
大和民族是一個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為先天不足的原因極度缺乏安全感，極度喜歡對外擴張，卻又極度内斂自律，極度喜歡按部就班，以至于幹什麼都要論資排輩。譬如當時的日本軍部，其高層上司幾乎都是依靠資曆熬上來的平庸之輩。
其實，能力差些也不打緊，畢竟權力、地位擺在那，想來話語權應該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軍部的這些進階軍官說起話來竟然遠不如那些少壯派軍官管用。
細細一想，倒也能想通。這些少壯派軍官有能力有實力，裕仁要通過他們來幹活，難免對他們放縱一些。再者，這些軍官資曆不夠，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上司名義實作自身的利益。在這種裕仁默許的情形下，這些東瀛島國的“桑”為了友善幹活，給自己打上了神聖的标簽——為天皇服務，為“愛國主義”奮鬥。是以一旦惹毛了他們，輕者把對方歸為“非國民”（相當于中國的漢奸），重者就要讓對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們的頭頭也惹不起他們。
是以，在“二戰”結束前的日本，決策往往出于軍部的中級軍官，其上層上司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權力結構。
有樣學樣，那些非軍部的中下級軍官敢造上級軍官的反也就不足為奇了。
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視劇中見過這樣的鏡頭：下級軍官動辄我行我素，殺氣騰騰，白刃見血，而上級軍官還不敢招惹這幫刺頭，不得不做出讓步……
無論如何，裕仁和“統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軍事決策權，對于希望和平的亞洲人民來說，這絕對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