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藏書文化蔚為大觀

随着《中國藏書通史》、《中國藏書樓》這樣大部頭學術著作的問世，表明中國藏書曆史文化的研究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也可以說達到了曆史的巅峰。同時，藏書文化也從學者的書齋走向大衆，一批圖說類的通俗讀物已經在書店上架，越劇《藏書之家》也成功上演，看來，以藏書曆史文化為題材的小說、電影、電視劇等不久也将問世。

作為藏書曆史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地域性藏書曆史文化也引起有關學者的興趣，在《中國典籍與文化》、《藏書家》等刊物上，已有不少文章談及。浙江、江蘇、上海、山東、山西、安徽等地區的藏書史，或近代藏書史已有專著出版。這說明，關于中國藏書史、藏書文化的研究正逐漸深入。

地域性藏書曆史文化，早在清代就有人作過專門研究。如清學者鄭元慶原撰，範锴補輯的《吳興藏書錄》，成稿時間在嘉慶五年（1800），不過直到三十年後，道光十年（1830）才刊出。此書收錄浙江湖州地區，從南朝至明代的16位藏書家事迹，這也是大陸第一部藏書家傳記。晚清藏書家丁申著《武林藏書錄》一書，詳記杭州地區藏書史實，其中記錄文瀾閣《四庫全書》收藏始末，書院學館藏書史以及74位藏書家史實，此書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杭州嘉惠堂刊本。上世紀30年代左右，地域性藏書曆史文化引起不少學者興趣，有一批研究文章及專著問世。如蔣鏡寰輯《吳中先哲藏書考略》（1930，《可園叢書》刊本）、瞿冕良《常熟先哲藏書考略》（未刊稿本）、項士元《浙江藏書家考略》（刊于1937年《文瀾學報》）、聶光甫的《山西藏書家考》（刊于1928年《中華圖書館學會協會報》），陳乃乾寫了《上海書林夢憶錄》刊于1943年《古今》雜志。陳乃乾是清代海甯藏書家陳仲魚後人，其家向山閣藏書毀于太平天國間戰火。陳乃乾早年曾供職徐乃昌的積學齋，熟悉滬上書林掌故。此文涉及古書流通處、六藝書局、富晉書社、中國書店等情況。周子美撰《近百年來江南著名藏書家概述》，周是南浔人，早年從業于嘉業堂，熟谙藏書掌故。此文記70家藏書家梗概。另外，還有以藏書紀事詩形式記述的，如《齊魯藏書紀事詩》、《廣東藏書紀事詩》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吳晗先生。1930年前後，吳晗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作館員，于撰寫《胡應麟年譜》的同時，搜集并抄錄了大量藏書家史料。他自述：“仆少嗜書，顧力弱不能多得，每讀諸先哲藏書行實，辄為之神往。年來流浪南北，雖碌碌一無所就，而箧底所蓄書則日增，前年讀書燕大圖書館，左右逢源，屠門大嚼，辄驚喜逾望。暇中于考訂撰作之餘，日手錄諸方志、史乘、詩文集、筆記、志狀碑帖諸有關藏書故實者。锱積寸累，比來積稿數盈尺”。先後編成《兩浙藏書家史略》和《江蘇藏書家史略》兩書，共14萬字。輯錄399位浙江藏書家，490位江蘇藏書家的史料，分别刊于1932年《清華周刊》和1933年《圖書館學季刊》。

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後，地域性藏書曆史文化研究逐漸趨熱。先是一批研究文章陸續出現：《福建藏書家資料》（刊于1983年《福建省圖書館學會通訊》）。《湖北藏書家紀事》，徐孝宓撰，（刊于1984年《文藝志資料選輯》，記藏書家劉傳瑩等17家藏書史料）。長期從事藏書史研究的範鳳書先生編著了一批地域性藏書史料，如《陝西藏書家資料錄輯》、《江西曆代藏書資料彙輯》、《四川藏書家資料彙輯》、《河南藏書家資料錄輯》等。

到90年代，一批專著出版，如《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山東藏書家史略》、《近代江蘇藏書研究》、《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山西藏書家傳略》等相繼出版。藏書文化研究，屬于坐冷闆凳的活，大量的功夫是在浩如煙海的故紙堆裡撥拉，往往是嗆一鼻子灰，也弄不到一條用得着的史料。翻閱這些厚厚薄薄、裝幀不一的書刊，深為著者編者這種耐得寂寞的精神所感動。

地域性藏書曆史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課題：一是梳理一個地域藏書業，主要是私家藏書的曆史狀況，有的就如同藏書家名錄，史料性很強，可供檢索；二是探讨一個地區藏書業形成的原因，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方面；三是不同地域藏書文化的特點，以及對當地文化影響等等。

一定的文化活動，總是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藏書活動離不開一定地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因素。大凡京畿之地，政治文化中心，首善之區，官僚士大夫集結，藏書家也往往雲聚。曆史上西安、開封、杭州、南京、北京都是藏書繁華之地。同樣，社會經濟發展是藏書繁榮的前提。自從宋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江浙成為經濟樞紐地帶，繁榮和富庶，為藏書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藏書樓到處可見，形成龐大的藏書家群體。

地處皖南山區的徽州，在中國藏書史上也占一頁，也是經濟發達的原因。徽州，古稱新安，明清兩代置徽州府。徽人好商，徽商富甲天下。但徽商有個特點，賈而好儒，如戴震所說：（徽商）“雖為賈者，威近士風。”《兩淮鹽政志》記述：“徽之業鹽者，多閥閱之門後，門弟清華，庭帏禮讓，熟習古聖遺書，居仁由義。沐浴于文公文教澤者非一日矣。”徽商大修豪宅園林時，往往也沒忘建一處讀書處、藏書樓。如馬氏之“小玲珑山莊”、程氏“攸園”、江氏“随月讀書樓”，而鹽商吳家龍的“錦春園”中更有乾隆欽賜匾的“文彙閣”。據劉尚恒先生《安徽藏書家考略》統計，明清間徽州藏書家有130餘人，其數超過了文獻之鄉的杭州地區。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時，各地獻書在500種以上的共四家，徽籍藏書家就占了三家（另一家是天一閣範家）。

戰争對藏書業的破壞極大，曆史上毀于戰火的藏書樓不計其數。不過，此消彼長，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藏書業往往得以發展起來。比如，宋代江西藏書家極多，僅次浙江而居第二位，這除了江西在宋代刻書業發達外，還在于江西在宋代相對處于江南後方，受戰事影響較少。豐富的藏書，反映江西人文昌達，出現了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洪邁等一批曆史人物。

太平天國期間，江南處戰事中心，經濟文化受創，藏書流散北移，緻使北方藏書家群體崛起，其氣勢足以與江浙抗衡。主要代表有楊以增、李盛铎、傅增湘、周叔弢。楊以增在江南做官，而且是河道總督，得以收得上海郁松年“宜家堂”、杭州鮑廷博“知不足齋”、江西彭元瑞“知聖道齋”、蘇州惠周易“紅豆山房”、楊州秦恩複“石研齋”等舊藏，築“海源閣”，為北方圖書之府。李盛铎雖是江西德化人，卻長期供職京城，晚年居津門，藏書質高量多。傅增湘也是南方人，也在京城做官，藏書甚富，在西四五條築“藏園”。周叔弢“旅津二十年，殖業餘閑，無日不以書為事。”不惜巨資購珍本,拆萬金從上海“來青閣”購宋版《禮記》20卷，為書林美談。

一地藏書家群起，也有一些特殊原因。廣東的私家藏書在近代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廣東藏書文化的勃興，除了西風吹拂，商貿發展等原因外，一個重要特點是，清代末年，一批江浙藏書家在粵當官，如布政使姚覲元、兵備道陸心源、提學使沈增桐等，這些人都嗜好藏書。上行下效，對當地藏書風氣的形成，具啟發之效。一批藏書家陸續出現，著名如伍崇曜的“粵雅堂”、孔廣德的“嶽雪樓”、潘仕成的“海山仙館”、康有為的“萬木草堂”。以後又出現了莫伯骥“五十萬卷樓”、倫明的“續書樓”、潘宗周的“寶禮堂”、徐信符的“南洲書樓”，這些都在中國藏書史上可述一筆的。

藏書樓是一個地區重要的文化标記。留存至今的藏書樓都已是一方文物瑰寶。假如今天，甯波沒了天一閣，聊城沒了海源閣，常熟沒了鐵琴銅劍樓，湖州沒了嘉業堂，那才真正叫殺風景。

江南不用說了，曆史上藏書樓林立，每一府都能如數家珍地開列出一串藏書家名單。我們列舉一般藏書史上較少談及的其它地區藏書樓。

東北遼甯醫巫闾山主峰叫望海峰，此向南一百多裡，就是渤海，晴空時，可見大海波光。一千多年前，這裡有一座望海堂，亦稱“遼太子藏書堂”，現存遺址。這位太子叫耶律倍，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長子。他愛讀書藏書，因在繼承皇位争鬥中失勢，為了避禍，來到醫巫闾山，築一城堡式的藏書樓，廣收典籍。望海堂成為遼代最大的圖書集藏地，對後世遼海文化以至整個東北地區的文化，産生了重要影響。

台灣中部彰化縣有一幢筱雲山莊，建築為閩南風格。樓台雕梁畫棟，庭内林木扶疏，十分優雅。内有一處筱雲軒，這就是台灣著名的呂氏藏書樓，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山莊的主人叫呂炳南，道光年間秀才，喜藏書，銳意窮搜集，聚書萬卷。呂又喜結交文人學士，一時名流雲集筱雲山莊，時著名學者吳子光在呂家任西席，對藏書樓情有獨鐘，題詩：“筱環老屋三分水，雲護名山萬卷書。”吳子光學識淵博，借助呂氏藏書樓，培養了一批人才，台灣中部地區後來文風之盛與此關系甚深。抗日義軍領袖愛國詩人邱逢甲也是吳子光的學生。同治十二（1873），邱逢甲才十歲，随父親來筱雲山莊，他閱讀了呂氏藏書樓豐富的藏書，學識大進。

地處偏遠的雲貴近代也産生了好幾位藏書家，著名的如遵義的黎庶昌。他曾出使日本，搜訪流入東瀛的典籍，刻印過《古逸叢書》。貴陽的陳田，以收藏明代人的文集而著名。名聲最大的是獨山莫之友。他早年入胡林翼、曾國藩幕府，後督領曾國藩在金陵開設的江南官書局。莫之友曾在江南搜訪太平天國戰火後的遺書，收有唐憲宗元和年間的寫本《說文解字》等珍本。後在獨山修了一座藏書處，因周圍有山竹田園泉池之勝，便取元晖的詩句“竹外山猶影”，名其廬為“影山草堂”。當年是雲貴首屈一指的藏書樓。

開明的藏書家，所藏供鄉邦學子借閱、校抄。要說私家藏書惠及一方，這是最可稱頌的了。

村儒寒士都有過向人借書的經曆。清袁枚在著名的《黃生借書說》中曾有生動的記載：“餘幼好書，家貧難緻。有張氏藏富，往借不與，歸而諸夢。”那時沒有公共圖書館，讀書人自己買不起書，隻有去借了，借到了欣喜，借不到苦惱，以至幾十年後還耿耿于懷。

雖然如天一閣、海源閣所定規矩那樣，書不出閣，秘不示人。但曆史上開通的藏書家還是多，真正是六親不認，誓不借人是個别的。即使是自稱“不輕借人”的黃丕烈，對于同好也是互相有借往、交流的。比如，清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黃丕烈得《唐女郎魚玄機詩》，“書僅二十葉耳，索白銀八兩。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決，稽留者數日矣。至是，始許以五番售餘，可雲快甚。”黃氏獲此物，邀請同好共賞，并以“荛翁屬題唐女郎魚玄機詩”十一字，分韻題詩。他并沒有藏于密室一人偷偷樂。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西蜀的向朗、晉代的範蔚、南齊的崔慰祖，都能“開門接客，誘納後進。”向學子開放自己的藏書。宋代的宋敏求，家藏書三萬冊，豁達外借。同時代的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記載，其居都城春明坊時，士大夫喜讀書者為借書友善，多居其側旁，以至此地的房價比别地高一倍。嶽浚為嶽飛九世孫，積書萬卷不吝借人，故“一時名士多遊其門。”真可謂花香引蝶。

清代浙江藏書家曹溶，著《流通古書約》，提出“不因珍秘而與世隔絕。”倡導圖書互相交流。乾隆時，山東藏書家周永年在明人“儒藏”的基礎上，借鑒釋藏、道藏的藏經傳播方法，著述《儒藏說》18篇，其中說道：“千裡之内，有儒藏數處，而異敏之士，或裹糧而至，或假館以讀，數年之内，可以略窺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者，豈不事功倍哉！”他約同鄉好友桂馥，一起出資築藏書樓，取名為“借書園”，把十萬多冊圖書提供給四鄉學子閱覽。這種公開藏書，以益鄉邦的做法，後來彰著的還有徐樹蘭的古越藏書樓。

徐樹蘭，字仲凡，浙江紹興人，光緒二年中舉，授兵部郎中，後母病歸故裡。他購地一畝六分，築一四進樓房，将自己所藏圖書，并購書共七萬冊，創辦古越藏書樓，免費向公衆開放。紹興人士“大歡”。張謇所書《古越藏書樓記》說：“仲凡先生乃舉其累世之藏書，樓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書一若郡人之書也者。”一大批學者得益于古越藏書樓，紹興一地人才輩出，和古越藏書樓有很大關系。蔡元培先生曾在古越藏書樓讀書四年，學識得以大進。古越藏書樓現已更名為紹興魯迅圖書館，繼續為繁榮紹興文化服務。（宋橋）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