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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建國時刻”在美國曆史的坐标系中，對應的就是建國87年來的程序。在葛底斯堡演說開篇，林肯追溯建國往事，革命先輩建立新國，距“今”正是“八十又七年之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在此意義上，“漫長的”，亦即前後長達87年的曆史跨度，包含着一個林肯視角，一段從華盛頓到林肯的憲制往事也蜷曲于其中。
*文章節選自《八十七年：美利堅的創制（1776-1863）》（田雷 著 三聯書店 2024-3）“前言”
電影《林肯》劇照
如何了解“漫長的建國時刻”？（節選）
一、“漫長的”
“漫長的建國時刻”，上起1776年，下至1863年，曆時87年之久，在美國的政治紀元内，不可謂不漫長。
1776年7月4日，“時間開始了”。曆史見證，這一日，北美的大陸會議向全世界發出《獨立宣言》，宣告原英屬北美的13個殖民地脫離帝國母體，從此成為了“自由和獨立的諸邦”。追根溯源，這是一個民族的誕生之初，7月4日也是以被定為美國的國慶日。破而後立，這個新生的共同體自此上下求索。1787年之夏，在費城會議上，革命者以“我們人民”之名，不僅為自己，也為子孫後代，制定了一部成文憲法。新的聯邦政府在1789年開始運轉，“黨争”此起彼伏，建國者們摸着“憲法”過河，探索國家的長治久安之道，他們為之奮鬥的，是要讓這個立憲共和國延續下去，傳諸後世。作為一段具體的曆史程序，“漫長的建國時刻”結束于1863年。選擇這個時間節點作為建國的完成時，是為了向林肯緻敬，最大程度地釋放葛底斯堡演說的憲制意義。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的戰場上，林肯總統作完這篇隻有272個單詞的演說，用時不過兩分鐘，而這短短的兩分鐘之是以名垂青史，并非因為這是一篇演講與口才的範文，而是因為林肯于演說中指出了美國曆史前行的方向。進入美國憲法史的脈絡，葛底斯堡演說可謂關于建國以來憲法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它終結了一個舊時代，新的憲制秩序也奠基于其中。
故此，“漫長的建國時刻”在美國曆史的坐标系中，對應的就是建國87年來的程序。用這個概念為美國憲法史分期斷代，并不是我們今天拍腦袋的發明，而是尊重并忠誠于既成曆史的結論，它所根據的，首先是林肯對美國憲制大事因緣的判斷，是林肯對其所繼承的憲制秩序的闡釋。在葛底斯堡演說開篇，林肯追溯建國往事，革命先輩建立新國，距“今”正是“八十又七年之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在此意義上，“漫長的”，亦即前後長達87年的曆史跨度，包含着一個林肯視角，一段從華盛頓到林肯的憲制往事也蜷曲于其中。
“漫長的”，作為一種憲制史觀的提出，所要批判的是費城奇迹論。費城會議縱然建國兄弟雲集，回到曆史現場，一部憲法的誕生在當時也堪稱“奇迹”。但美國的建國大業絕不是畢其功于費城一役的。說起立憲政治，“1787年之夏”隻是一個開端而已，如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所言，代表們拿出的隻是一部憲法的草案，而這部憲法的命運究竟如何，連同費城故事應該怎麼講，尚且要聽曆史的下回分解。
《聯邦黨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A Collection of Essays
數年前坊間流行過一部推銷民主的“他山之石”：《民主的奇迹：美國憲法制定的127天》。作為一本講述費城制憲的故事書，這本書不可謂不動人，在美國屬于影響數代人的大衆經典，但譯介到國内時，原書名Miracle at Philadelphia（《費城奇迹》）卻被改為《民主的奇迹》。這一處調整，微言大義：似乎隻要有了“民主”，127天就能生長出奇迹。我們緊扣“漫長的”這一時間尺度，就是反對上述“短平快”的127天奇迹說。就定義而言，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有憲制，首先要衡量其政治生活中是否形成了輕易不可變的根本規範，這也就意味着任何憲制的确立都要經過時間的曆練，也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大國憲制，要做到寓多元于一體，更是不可能速成。故此，要了解美國憲制，隻講述費城那些事，隻讀《聯邦黨人文集》，是遠遠不夠的。從華盛頓到林肯，從建國到重建，從1776年到1863年，美國的早期憲法發展構成一個整體的曆史視野——若是沒有總攬全局的曆史感，研究者貪戀一域，探索就很容易變成盲人摸象。
為過往分期，為人事斷代，這是我們進入曆史的方法。在這前後長達87年的曆史程序中，憲法搭台，黨争唱戲，以政治家的代際輪替和交接為線索，我們可以區分前後相繼的三代人，也可以由代際之别來劃分三個曆史階段。在這裡略作交代。
第一代就是宣布“時間開始了”的“建國兄弟們”（Founding Brothers），他們是美國革命的親曆者，也是林肯口中的“我們的先輩”（our fathers）——距其87年之前創造新國的國父們。就革命建國的軍功而論，第一代的上司核心非華盛頓莫屬，而單就起草憲法這一偉業而言，總設計師則是麥迪遜。建國之道，亦武亦文，看過《華盛頓渡河》這幅油畫我們就能知道，将軍站立船頭，革命軍人雄赳赳，氣昂昂，戰争結束後就是立憲，在費城會議的舞台上，真正的操盤手是來自弗吉尼亞的小個子麥迪遜，1787年，他隻有36歲，但曆史卻步入了“麥迪遜的時刻”。這就是第一代，他們發起了一場革命，制定了一部憲法，創造了一個國家，革命者、制憲者、建國者在他們身上是三位一體的。
埃瑪紐埃爾·洛伊茨《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第二代起始于1825年，這一年，看似平淡無奇，無大事可記，但在“漫長的建國時刻”的視野内，卻是至為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的3月4日，來自南方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門羅如期卸任總統，接替他的，是北方馬薩諸塞州的約翰·昆西·亞當斯。門羅是親曆革命的第一代，回首獨立戰争的歲月，他曾侍從華盛頓鞍前馬後；而小亞當斯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第二代”，不僅在憲制意義上，從血統來論也是——親曆革命的，是他的父親、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如是說，以1825年為時間節點，美利堅民族進入了憲制的新時期——第二代政治家登上憲法舞台，成為國家的掌舵人。
在代際輪替的脈絡中，第二代有這一代的專屬：回首過去，他們是生而為美國人的第一代。這一代的弄潮兒基本都出生在1776年之後，他們是星條旗下的蛋，這一點前無古人；展望未來，再有一年就是獨立五十年慶，第二代的登場，與第一代的退場是交錯而行的。在此意義上，第二代在憲法舞台上的任務可以一言蔽之：建國者已逝，作為接班人該怎麼辦？這是後無來者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第二代在屬于他們的曆史關頭如何選擇，這一代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将決定美國建國憲法的未來。亨利·克萊、約翰·卡爾霍恩、丹尼爾·韋伯斯特，史稱第二代的“偉大三傑”（the Great Triumvirate），在立憲政治的譜系内，他們也被稱為“建國者的繼承人”（Heirs of the Founders）。在“漫長的建國時刻”，第二代所做的，就是繼往開來。
第二代登場之初，正是告别的歲月。《獨立宣言》半個世紀後，建國一代的兄弟們早已走到人生邊上。考諸美國國史，真正奇迹的時刻不在1787年之夏，而是1826年的7月4日——這一日，是美國獨立五十年慶典的大日子，就是在這一日，托馬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先後辭世。1831年7月4日，又是一個國慶日，詹姆斯·門羅去世——至此，美國前五位總統，竟有三位都在國慶日告别人間，一而再，再而三，死得何其光榮！将建國一代人最終送上神壇的，不是人生在世時所建立的豐功偉業，令他們不朽的，是他們的告别！也許，世人此時已将目光投向弗吉尼亞的老麥迪遜，從1828年開始，他就是唯一還活着的費城會議代表——别的人都死了，他還活着。如他自己在信中感歎：我“活得比我自己還要長”。最終，1836年6月28日，還差一周就能等到獨立六十年，麥迪遜見傑斐遜去了——此時已到新一代軍功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執政的末尾。
美國《獨立宣言》原件摹本
也是在這個繼往開來的階段，林肯來了——等到1861年，美國憲法将步入林肯時刻。但此時，林肯還隻是西部鄉野的一個年輕人，剛開始律師執業，志在四方卻一無所有。這個粗鄙的邊疆青年，高個子、大耳朵、滿頭淩亂黑發，連正規學校都沒讀過幾天，沒有人會想到他才是共和國命運的天選之子（Founder’s Son）。但隻要打通“漫長的建國時刻”87年的曆史，就能發現，林肯并不是在1861年才從天而降，然後天降大任，擔負起可以比肩華盛頓的曆史任務。他在美國曆史上的登場，應提前至第二代春秋正盛的1838年。林肯當時尚且不滿而立之年，但一出道即光芒四射。
在一篇題名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永世長存”的演說中，林肯講出了他們19世紀新一輩所肩負的使命：革命那代人是“一片橡樹林”，曾“高聳入雲”，但“無聲的時光”卻消耗了他們，“飓風過後……終于倒下去，化為烏有”，在建國者“與世長辭，深受哀悼”的曆史階段，“我們的任務僅僅是，要将國土和政治大廈傳諸千秋萬代”。如是觀，林肯在政治上生而偉大，未及而立之年就捕捉到美國立憲政治所面對的根本問題，在此意義上，直到葛底斯堡演說，總統先生還是在和年輕時的自己對話。演說所追問的，是由我們的先輩所創設的、地不分南北的立憲共和國能否長存，而最終，他也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此解決并回答了這一貫穿87年的憲制問題。回到“漫長的建國時刻”的脈絡，生于1809年的林肯代表着第三代。
概括前述的三代劃分：第一代（1776年至1825年）、第二代（1825年至1852年，亦即第二代的“偉大三傑”人生全部謝幕時）、第三代（1852年至1863年或者1865年林肯遇刺）。嚴格來說，這三代的劃分談不上工整，暫時也沒有考慮代際必然存在的交疊，目前的思路——如果還有思路可言的話——仍是以林肯為背景。在前述的1838年演說中，青年林肯提出了立憲共和國必定都要面對的政治難題：距離建國時刻越遙遠，關于革命的曆史記憶就會越淡薄。林肯撫今追昔，上述三代的代際之别隐藏着林肯對建國的曆史叙述，這一叙述是根據每一代同革命時刻的距離等差而劃定的：第一代，獨立戰争曾是革命者之“所見”；第二代，在革命者逝去後，那場戰争對當下的人就變成了“所聞”；第三代，這些“所聞”還會進一步淡化，在後來者那裡成為“所傳聞”。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上述三代的人和事，共同構成了這“漫長的”87年。
二、“建國”
“漫長的”，隐藏着一種林肯視角，如他在葛底斯堡的戰場上追溯國史，自國父當年初創新國，至“今”已87年有餘。按照同革命的心理距離遠近，這段曆史行程錯落有緻，三代人各就各位，前後相繼。不僅如此，“漫長的”，也意味着這段曆史行程是連續的，要有某個“初心”，跨越代際而傳承，将這段曆史連而續之。換言之，雖然每一代人都各自肩負其曆史使命，但三代人之間并不是互相為戰，他們有着一以貫之的共同追求，同時也是因為朝向這個目的的奮鬥，三代人才構成了同一個“我們”，這87年的曆史行程才成為一個完整并連續的曆史階段。
美利堅是一個“合衆國”，這個“合衆國”又是一個憲法共同體——當初新國之立，就是通過一部成文憲法将諸邦結合在一起，簡言之，“合衆”本身就是一個憲法過程。故此，在美國早期憲法史上，“建國”問題始終是這個新生國家最根本的憲制問題，“國”的探索和“法”的解釋在此曆史階段也是交織在一起的：要回答“合衆國”到底是何種性質的共同體——是一個統一不可分割的國家，還是各地方仍保留最終主權的聯盟，關鍵在講清楚從1787年至1788年的立憲功業。要回答，制憲者當年所創制的到底是什麼：“國”是什麼國，“法”是什麼法。美國的“建國”，原本就是一幅憲法故事的長卷。
遙想費城當年，制憲者們起草憲法，當然沒什麼無知之幕，并不是集體退回到自然狀态，商讨一部社會契約。費城會議所提議的聯邦憲制，說到底是在共同體生死存亡之際逼出來的解決方案，可以說是不得不如此的“必要之法”。身處“不入夥，就等死”（Join, or Die）的地緣政治格局，北美諸邦必須聯合起來，通過一部憲法實作它們的“合衆為一”，這是1787年制憲者所面臨的危局及其肩負的使命。
1787年費城費城制憲會議
稍做一點曆史縱深的回顧。獨立戰争的第一槍在1775年打響，八年戰争于1783年結束，自家門口的強敵一消失，戰時捏合而成的邦聯體制馬上就現出原形。要知道，獨立戰争所争取的，從來都不是一個“合衆國”的獨立，《獨立宣言》的羊皮卷本印着它的英文全稱：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别放過細節，其中的“united”是一個小寫，作為前置的形容詞，它的意思隻是13個邦聯合起來宣布各自的獨立：從前我們是隸屬英王的13個殖民地，現在開始自己做主人，變成“自由且獨立的諸邦”。在此意義上，《獨立宣言》是一部戰略優先的外交檔案，協調13個邦國宣告獨立的時間點，使之步調一緻。
從此獨立時刻起，北美大陸即進入“列國”格局。将獨立後的各邦聯系在一起的，是在1781年生效的《邦聯條例》。分析《邦聯條例》即可發現，無論邦聯的構成、日常決策和運轉還是《條例》修改程式，所謂邦聯（Confederation），不過是各邦之間的聯合體，在邦聯架構内，“每一個邦仍保留其主權、自由和獨立”（《邦聯條例》第二條）。邦聯雖号稱“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邦聯條例》第一條），此處的“United”已改為大寫，但不能顧名而思義，此時的“United States”還沒有凝聚為一個“合衆國”。從構詞法上講，它更接近于今天的“United Nations（聯合國）”，指的是在北美出現了一個邦國聯合。是以說，“邦聯”是一個典型的多頭結構，它沒有政府可言，唯一的常設機構“Congress”此時還不叫“國會”，充其量隻是各邦議事的協調機構。正是這種軟弱的多頭結構，導緻了邦聯對内無法節制各邦，對外無力抗拒歐洲強權。邦聯的失敗，尤其是各邦之間劍拔弩張，内部戰争的陰雲籠罩北美大陸東側，使得變革成為政治必需——“窮則變”，可以說這是美國1787年制憲的背景和理由。
費城國家憲法中心，美國賓夕法尼亞州
但能否“變則通”，關鍵要看以華盛頓為首的革命軍功領袖，他們能否第二次挺身而出，在憲制結構上推進各邦的大聯合，終結戰後出現在北美大陸東部的列國格局，将多頭“邦聯”凝聚成一個“合衆國”。就此而言，建國如要邁出成功的第一步，首先就要革《邦聯條例》的命，取而代之以一部全新的憲法，寓諸邦為一體，即為建國。若是說費城真有奇迹，那神奇的一刻就是會議代表們做到了：經過一個酷暑的激烈辯論，他們真的拿出了憲法的草案，呈邦聯會議轉發各邦分頭審議——按草案第七條的要求，九個邦的準許即可使新憲法生效。隻要我們将起草和準許兩個階段連在一起，那麼費城憲法的誕生，就是一段“九邦新造”的政治過程。“新”在何處呢？邦聯隻是一個聯合體，在邦聯時代，各邦還是聯盟中的獨立邦國，但任何一邦，隻要做出同意憲法草案的意思表示，就意味着這個邦自願放棄此前的完整主權，在憲法生效後，它将成為聯邦共同體内的一個州。也就是說，在新憲法生效、新聯邦政府開始運轉後，“合衆為一”的憲制過程就完成了它的第一階段。1787年的革命性，建國憲法對邦聯體制的揚棄，也就表現在這裡。别忘記，根據憲法序言，制定這部憲法的，是大寫的“我們人民”，而不是“我們各邦”。
但問題在于，費城制憲不是在一張白紙上畫最美的圖畫。新聯邦憲制并不是任何歐式政治理論在美國的翻版，非要追究，憲法之父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所論述的“廣域共和”，恰恰是對歐洲古典學說的一種反動。既然憲法是逼出來的，是不得不如此，真正決定憲制方案的，就不僅有原則，還要看妥協。各邦參差多态，憲法則要一體适用；若要讓憲法成為最大範圍的共識，以一體包容多元，要讓大邦和小邦、南方和北方、奴隸制和自由制都能團結在同一部根本法之下，就必須做妥協，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必要時，甚至是大踏步地後退。保護奴隸制即為一例，雖然後世視之為建國的原罪，但若沒有當初這一妥協，南方諸邦就絕無可能入夥聯邦。在此意義上，必要的妥協，原本就是立憲時刻的一種常态，為政治團結和憲制穩定所必需。在此，我們若抛開費城會議程序中的是非曲直，隻看結果，那麼結論就是，這部建國憲法形成于妥協，是以其文本内部也包含着妥協。換言之，這一立國文本并不是純粹的，而是混雜的，文本内即有在統一中對立的沖突。舉個例子，1787年憲法正文共七條，記載了國家主義的勝利，寫入了聯邦黨人的立國綱領；但随後在1789年一攬子增補的前十條修正案，卻是州權主義的自衛反擊，堪稱反聯邦黨人的敗部複活。美國學者有所謂“兩次建國”之說，指的就是這一正一反，一進一退，它們幾乎不分先後地共生在制憲的源頭。在此意義上，1787年雖然是一個新開始，是立憲元年，但它并沒有也不可能截斷曆史，聯邦黨人談不上一路高歌猛進，舊邦聯的基因還在新憲法體内有所保留。一言以蔽之，妥協，就意味着新憲法并未将聯邦黨人的革命及其立國方案貫徹到底，這次建國有其不徹底性，它介于革命和保守之間。
電影《林肯》劇照
因為1787年立憲建國的不徹底性，新憲制呈現為一種“混合政體”，它雖然号稱“聯邦”，但沒人知道新“聯邦”到底是什麼，路在腳下——也許，這是所有偉大的創制者都要面對的問題，他們正在創造着前無古人的事業，他們創造的，是字典裡沒有的東西，實踐在這時走在了表達的前頭。既然發生了革命，就意味着這個被稱為“聯邦”的憲制是新的，它構成了對舊邦聯架構的否定；但無妥協也不足以立憲，新憲制不是任何國家原理的簡單套用，麥迪遜一開始的憲制方案經曆了一次次的妥協，早已面目全非。新與舊同在，這個“聯邦”憲制也就成了麥迪遜所說的“複合體”。時人不知道它是什麼，隻知道它不是什麼，它不再是邦聯，但又夠不上完成式的國家——要等到林肯及其身後的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聯邦是什麼才在政治上蓋棺論定。在此之前，建國仍在進行時。
問題是以出現，在漫長的建國時刻，雖已“合衆為一”，但卻未能“定于一”。也就是說，新憲法已将各邦凝聚成一個“合衆國”，但這個聚合而成的“合衆國”作為“一”當如何解釋，卻成為立憲之後最根本的憲法問題。“United States”這個憲法共同體，它是單數，還是複數？形态是一體（United），還是多元（States）？在建國之初都是懸而未決的。與之相關，“我們人民”制定了這部憲法，但“人民”在哪裡？這個政治主體是否已經夷平了列國時代的州界疆域，還是說仍要以所在州為代表機關？1787年憲法又是什麼？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和進階法，還是各州之間的合約？進而，誰是這部法律最終的權威解釋者？是作為聯邦機構并是以代表全體的最高法院，還是作為合約訂立方的各州？在漫長的建國時刻，這些憲制問題從未有過統一的标準答案，也找不到可定于一尊的回答。原因很簡單，在建國憲法秩序内，這些問題本身就是無解的。追根溯源，後世分歧的種子，早在制憲時刻就已經埋下。為什麼麥迪遜作為憲法之父，既在費城之後寫作《聯邦黨人文集》，為憲法所建構的廣域共和正名，又在十年後搖身一變，執筆《弗吉尼亞決議》，筆鋒直指聯邦暴政？就此，學者有“兩個麥迪遜”之說，從國家主義到州權主義的變動，在我們今天看來可謂翻天覆地，但置身建國憲法秩序内，在麥迪遜那裡不過是時移世異，憲法之父的抓手從“一方面”轉向“另一方面”而已，是麥迪遜在不同政治時期的“兩手”。
要了解建國憲法秩序，我們必須回到林肯之前，打開早已為林肯決斷所閉合的政治空間。回到曆史的現場，麥迪遜一人可以分飾兩角，放寬曆史的視野，麥迪遜的兩個角色，恰恰分别代表着貫穿早期憲法史的兩條路線。國家主義者作為聯邦黨人的傳承，堅持1787年的革命性，在他們看來，費城憲法建構了一個不可分裂的國家，新憲制立基于人民主權，“我們人民”是跨越州界的一體，而解釋憲法的最終權威歸屬聯邦最高法院，不是因為其執掌司法，而是它代表全體。與之針鋒相對的，是州權主義這一脈，他們繼承的是反聯邦黨人。州權主義的學說又稱“合約論”，因為他們将建國憲法了解成一部“合約”，故此主權在州，解釋憲法的權威也在州。面對曆史，州權主義者謹守1787年的保守一面。
站在一個半世紀後回望這段曆史，政治上黨争層出不窮，“一波還未平息，一波又來侵襲”，為了定分止争，或者擺平理順，政治家求索建國憲法的真意，以建國者之法來回應并嘗試解決當下的政治鬥争。問題千萬種，路線第一條，無論具體的政治鬥争是圍繞着國家銀行、内陸基建、總統權力、奴隸制及其擴充抑或其他，歸根到底是兩條路線之間的鬥争。換言之，隻要路線之争還沒有定論，那麼處理具體的政策分歧，也就隻能在不突破憲制架構的前提下尋求妥協。正是以，讀美國史，内戰爆發前最常見的，就是妥協。大妥協，小妥協，妥協套妥協……第二代政治家亨利·克萊，也是林肯的政壇偶像，就是一位“偉大的妥協者”（Great Compromiser）。妥協之是以偉大，就在于它通過延遲決斷而延緩危機，讓兩條路線在建國憲制内相愛相殺、鬥而不破，形成了一種以鬥争求團結的憲法文化和傳統。
但大危機卻在步步逼近。林肯很早就預見到建國憲法可能上演的悲劇，如他在1858年所言：分裂之屋，難以自立（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内在于建國憲法秩序内的傳統分裂，僅靠憲法解釋的文意修辭，無論多麼天才，最終也無法自圓其說，究竟誰對誰錯，要在戰場上兵戈相向。從1799年的“幹預說”（interposition），到1832年的“廢止說”（ification），這些年間，隻見州權主義者以南部州為基地，不斷試探建國憲制所能容忍的分權極限；終于到了1860年，在林肯當選合衆國第十六任總統後，蓄奴諸州邁出了跨越雷池的那一步，它們宣布“脫離”（secession），組成南部邦聯。
電影《林肯》劇照接下來的故事，關鍵詞是“内戰與重建”，如林肯在1865年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對四年前的回溯，“于是，戰争來了”，一方要踢開憲法鬧獨立，挑起戰争以滅國，另一方則以憲法之名鎮壓叛亂，為護國而應戰，南北之間不再相愛，僅餘相殺，路線之争終成南北戰争。内戰曆時四年之久，合衆國也成為了“受難的國度”，林肯受命于危難之間，在南北分裂之際闡釋了國家主義的憲法路線。他既是建國傳統的繼承者，也是憲法變革的引路人。内戰結束尚且不到一周，林肯總統就不幸遇刺身亡，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在林肯身後，人民登場，修憲權啟動，短短五年間，三條憲法修正案寫入憲法，編号為十三、十四、十五，統稱“重建修正案”。以第十四修正案為核心，所謂“重建”（reconstruction），在憲制結構上展現為再造共和，将國家主義的教義定于一尊，自此後，州權主義作為一種憲法路線灰飛煙滅。“定于一”之後，才可能“通則久”，如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向國人及世人宣告，全民政府将“永世長存”。在立憲政治的邏輯裡，合衆國的憲制将生生不息；漫長的建國時刻，到此也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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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年：美利堅的創制（1776-1863）田雷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3ISBN：9787108077790 定價：60.00元
1776年美國建國，1863年林肯作為第16任總統發表葛底斯堡演說，這八十七年來的若幹政治鬥争和關于憲法的論辯，以及不同的政治人物在不同時期做出的不同努力，是本書的主要讨論對象。作者在曆史的縱深中梳理制度形成的來龍去脈，實事求是地展示各種力量在曆史重大關頭的選擇，并且不忽視曆史行程中的偶然和複雜，組織起對美利堅的創制的讨論。
這是一部充分展現中國學者主體性、以中國的學術話語認真研究美國的專著，在基本立場上，作者摒棄了曾經影響過中國學術界的美國制憲的“民主奇迹”說，同時，通過曆史路徑來反思美國法治道路，有助于驅除我們曾經為美國模式編織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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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