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放假安排一出，“調休”政策再度引發争議。
人們發現，扣除周末和補班2天，五一其實隻放一天。
對此，周末值班加單休的打勞工尤感遺憾。因為他們還沒從清明節後調休連上7天班中緩過神來，就要面對“五一”節前連上9天，節後最長可達13天的連班。
為期一個月的時間裡，為給“清明”“五一”騰挪時間，原本雙休的員工也度過了3個單休周。
2024年是調休制度實行的第25個年頭，而對“調休”的意見也積攢到了新高度。
為給“清明”“五一”騰挪時間，雙休周變成了3個單休周
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重制實：
如今，中國每年的公共假日穩定在11天，對比美國的10天、德國的9天、印度的17天，中國的數字沒有低于世界平均水準。
然而人們對放假的實際體驗，除了公共假日，還包括周末雙休、帶薪年假釋放的更大且靈活的空間，而對于後者，盡管“彈性休假”倡導了許多年，卻給人以“雷聲大雨點小”的觀感。
了解調休的緣起，你會看見中國人對假日的多重心思；而跳出調休的“騰挪遊戲”，我們才能找到放假的日常真實感。
25年調休史，假日旅遊成主軸
網際網路上，很多人懷念以前沒有調休的假日。但這份記憶和現實有所偏差，因為從“黃金周”長假誕生之初，就一并有了調休。
那是1999年的事了。新的放假辦法釋出，春節、勞動節、國慶節放假3天，元旦放假1天，通過調整前後的周末，1999年的國慶節，是第一個“黃金周”。
按規定，國慶假期本隻有3天，之是以變成“黃金周”，是因為當年國慶3天假期恰逢周六和周日，于是從工作日裡找補了回來，又調整後一個周末，連休組成了7天。
1999年10月2日，北京，故宮外的遊客。1999年國慶是大陸第一個“黃金周”
翻看1999年的《人民日報》，你會發現當時的人們對這第一個“黃金周”有多興奮。
鐵路南來北往，比春運時還忙，一個旅行社接團、發團人數比春節還要多50%；北京賽特購物中心延長營業時間到淩晨兩點；負責發展覽票的當時的順義區委宣傳副部長又喜又愁，他沒想到大家熱情那麼高，而他找不到更多的票了。
後來的統計資料出乎意料，這第一個黃金周裡，全國出遊人次比春節還多1000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假日旅遊熱潮，這一波人氣創造的旅遊收入，大約是全年的二十分之一。
這一現象在2000年的“五一黃金周”，再次得到了印證，出遊人數再次大幅重新整理了記錄。
2000年“五一黃金周”過後，6月，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通知檔案為标志，在非常短的時間裡，促旅遊消費成了“黃金周”的重要功能，黃金周的旅遊資料，也成為旅遊統計公報裡的一個名額。
1999年電影《沒完沒了》，反映了當時旅遊産業的火熱
與此同時，一個協調辦事機構：全國假日旅遊部際協調會議辦公室（簡稱“假日辦”）出現了，專門協調黃金周與公休節假日的組織工作，它的辦公地點設在當時的國家旅遊局。即便2014年“假日辦”撤銷，但它的職能仍然歸屬于旅遊工作。
如今，借調休得來的旅遊“黃金周”已有25個年頭，但對它伴生的問題，人們也早有察覺。
統一放假，全國傾巢而動，紮堆出遊，交通、住宿、景區管理壓力陡增，推高了營運管理成本；超負荷的擁堵，更是敗壞旅遊體驗，增加沖突；節後旅遊又遇冷，客流不均衡，商家忙閑都愁。另有批評稱，過度追求假日的經濟價值，淹沒了節假日的精神文化功能。
2006年，清華大學假日制度改革課題組負責人蔡繼明就主張：“黃金周”制度該功成身退了。而支援“黃金周”的聲音則認為，盡管有旅遊交通方面的弊端，但它的休閑價值、家庭團聚的作用也難以替代。
蔡繼明
對這一分歧的回應和妥協，是從2008年開始，征詢社會意見後，“五一”“十一”黃金周保留其一，“五一”瘦身，從3天變為1天，同時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個傳統節日假期各1天，而借助調休，演變成4個3天的小長假，公共節假日形成了“黃金周+小長假”的配置。
盡管“黃金周”沒有完全取消，但人們已然意識到，假日經濟過于依賴原先三個“黃金周”，結構并不合理，即便衆口難調，休假制度仍在調整中。
不同的做法
同樣是不多的公共節假日，但許多國家卻巧妙地避免了調休的麻煩。
這類例子很多，在2003年重新設定假日之後，日本的公共節假日很多都定在周一，類似的是美國、德國，相當一部分假期設在周五；即便是曆法獨特又有17個公共節假日的印度，許多節假日也落在周一和周五。
好處顯而易見，公共節假日自然和周末連起來，既避免了為形成連休而出現周末補班的情況，公衆還有一種假期增加的獲得感。
在日本，倘若遇上兩個法定公共節假日中間碰巧夾了一個工作日，為了避免反複放假、上班、放假的麻煩，也會一并把中間這一個工作日變成假期，形成連休且無需補班——也即“補休而不補班”。
2024年，日本黃金周加上帶薪休假最多可連休10天，其中包括補休的“振替休日”
在美國，同樣沒有為拼湊假期而以補班挪用周末的調休手段。
“聯邦政府規定，每年的節假日不能少于10天，都是落在工作日的，具體放哪些節日或紀念日，雇主可以選。”一位在紐約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她所在的公司會放老兵紀念日，複活節卻不放假，但有需要的員工可以動用自己的帶薪年假。她入職的第一年是7天，第二年是10天。
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顯示，美國全職員工平均帶薪年假，工齡3年的員工是10天，工作滿5年後，增加到12天，工齡滿15年的員工，平均帶薪年假是15天。
不過，美國的帶薪年假并不是法定或具有強制性的，而是由雇主來選擇是否提供。雖說很多雇主能自覺，可除了10天的法定公共節假日，咨詢公司福布斯評估過，2800萬美國人沒有享受任何帶薪年假，仍有超過一半的員工在年假期間工作過。
“美國并不是發達國家裡假多的，需要很多精打細算，一點也不敢用超我的年假。”那位紐約朋友說。
相比之下，美國人更欣賞歐洲國家的帶薪休假福利。
比如夏天尤其喜歡去海灘度假的法國人年假最多，最長可達31天，一旦遇上公共假日與周末之間相差一兩天，企業或員工會決定是否用年假“搭橋”而不是“調班”。
在歐洲，喜歡去海灘度假的法國人年假最多
英國人的年假最長是28天，不過前提是他們必須每周工作滿5天，否則也得打折扣，而英國人一年的公共節假日隻有8天。
在正常的公共假日、帶薪年假之外，我的紐約朋友還頗羨慕她在德國工作的母親能享受繁多的“宗教假”。
“歐洲人暑假休假很多是不拿工資的，他們隻是自己選擇不要工作，約好了去南歐度假，公司不會開除他們，但是不代表薪水（不打折扣地）照發。”朋友說，“比較賬面上的公共假期，歐洲美國也就是半斤八兩，實際體驗都是來自于文化差異。”
在她看來，美國公司除了少數福利好的，都是卡在底線放假，而那條底線是：周末放假或者給錢加班。
争取休假，舉步維艱
回到國内，有人盼着調休，湊出一個足以探親出遊的時段；也有人厭惡調休，反感于補班連班對工作生活節奏的幹擾。
25年來，不同階段的征詢方案，都沒有跳出調休的架構，一年11天的公共節假日，至今維持了16年。
其實在此期間，政策制定者也設法增加休假的時間。
1995年，國務院有過一個“修改職工工作時間”的決定，最主要的變化是縮短工時，這也是“五天工作制”在中國的起點。
在那個發力追趕的建設年代，這個決定聽起來有些異想天開？
是的，提出這一設想的時任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也聽到類似的反對聲：7天都幹不完，你還5天！中國目前的狀況不是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問題，而是要更加努力去追趕的問題。
《沒完沒了》劇照
胡平是這樣想的，出國交流的時候，他發現不隻是歐美，全世界有100多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甚至包括了28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胡平不了解：為什麼别的國家每周工作5天還能發展，而我們一周工作六七天還不夠?
當時很多研究将之歸結為生産效率低、技術落後，但胡平覺得，可能忽略了人和管理的因素。
胡平回憶，當時企事業機關普遍加班加點工作，因為生産力水準不高，似乎隻有靠延長勞動時間來彌補效率的不足。但事實上，工作時間并未有效利用，遲到早退、上班時間看報紙、織毛衣、溜出去買菜、接孩子都是常事。
胡平說，當時中國大部分企業的有效工作時間隻占制度工時的40%～60%，而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好處是，可以減少那些被浪費了的人力、電力、裝置成本支出。
盡管方案最初隻在胡平所在的研究中心試行，其後擱置了多年，但終在1995年得見天日，它規定：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1994年2月，國務院頒布《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開始實行“大小禮拜輪休制（單雙休）”/每日經濟新聞
盡管規定也留出了一個口子，因工作性質或者生産特點的限制，可以實行其他工作和休息辦法，但這仍然是一次為增加休息時間的有益争取。
其後的2007年，和“五一黃金周”瘦身同時，國家法定公共節假日由原先的10天增加為11天；同年，中國職工在法規條例層面有了帶薪年休假，且第一次規定了不同工齡職工年假的細則。
職工連續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對職工應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數，機關應按工資收入的300%支付工資報酬。
有意思的是，政策剛出台時，國家發改委就注意到，社會輿論擔心《職工帶薪年休假規定》得不到有效落實，而直到2023年，政策制定者仍在督促：讓帶薪休假在基層落地。
直到2023年，政策制定者仍在督促：讓帶薪休假在基層落地/圖源：《故鄉，别來無恙》劇照
期間，從2020年開始，瘦身了12年、原本隻在5月1日當天放假的“五一”假日安排，在調休之手的大力助推下，又從3天小長假增重成了5天。
稍加考慮借來的4天假，就能了解人們對五一調休痛感更明顯的又一原因——假期時長不比七八天的春節、國慶，卻要補同等的班。
在複雜的加減騰挪算法裡，輿論場上的勞動者，氣不打一處來——放個假咋那麼難？
彈性休假，真香還是看起來很美
有了帶薪年休假制度之後，彈性休假被視為調休的替代選擇、“紮堆出遊”問題的解法。
邏輯上，彈性休假鼓勵勞動者用年假搭橋，銜接法定節假日或周末，錯峰休假，有助于緩解各方壓力。
但質疑觀點認為，彈性休假對弱勢勞動者不利，剛性的統一放假包含強制力，對無力和雇傭機關博弈的勞動者來說，是水準不高但起碼有的權益保障。在帶薪休假尚未成為勞動者共享的權利時，彈性休假反會加劇休假權的不平等。
也有觀點主張，彈性休假既尊重自由選擇權，又緩解黃金周人滿為患的問題，這套邏輯在勞動法完善且很少出現勞動力過度競争的西方發達國家可能适用，但要考慮中國的國情限制。
有觀點主張，彈性休假還需考慮中國的國情限制/圖源：《安家》劇照
在更大層面上，也有分析指出，用人機關、職工、政策制定者對于休假問題的立場并不完全一緻，當中還夾雜着生産效率、經濟發展、産業結構轉型的考量，都是休假制度改革和落實的挑戰。
畢竟過往二十年裡，許多産業經濟的發展受益于中國勞動者的高強度工作，由此形成的快速響應需求的供應鍊、持續疊代的能力，在智能手機國際競争上有最充分的展現……
從年假“不能休、不敢休、不願休”的掣肘來看，改變慣性總是很難的。
從來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和政策，但在解決如何落地的問題之前，達成“什麼值得做”的共識是首要的，因為方向選擇決定了配套政策朝哪裡集合發力。
即便有種種難處，但放假本不必如此複雜，它隻關乎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怎麼看待休假，假為什麼而放？
有那麼一瞬間，當我試圖為放假尋找足夠有說服力的價值時，最後卻發現，所謂為了更好地工作、有時間學習提升、消費犒勞自己、談戀愛陪伴家人大概都不是我的真心話，這些是可能的結果，卻不是我想放假的動機。其實我甚至懶得想放假要做什麼，隻是單純地想要暫停生産。
如果休假是一種權利，保障休假權成了共識，哪裡需要那麼多解釋。
《故鄉，别來無恙》劇照
其實站在今天看彈性休假，質疑已經不像最初5年裡那麼猛烈，時移勢易，許多觀念松動變化。
就像2023年，一位女性勞動者将用人機關告上法庭，要求機關支付加班工資。二審法官認定，她雖不在公司現場工作，但在非工作時間提供了實質工作内容，當視為加班行為，判決用人機關需支付相應的加班費用。這個“隐形加班第一案”也就此寫入北京市高院、最高法的工作報告中，成為推動法治程序的一個标志性案件。
自覺支付加班費、推廣普及帶薪年休假和彈性休假，或許需要合适的時機、關注着它緩慢推進，但就像當年胡平送出“縮短工作時長、實行五天工作制”報告得到的回複一樣：你們就好比燒開了一壺水，這壺水早晚是要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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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陸茗
值班主編 | 黃茗婷
編輯 | 向由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