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秩序的構造可在兩種完全不同的進路下進行：第一種進路預設，治理純粹是人間之事，立法者完全從人與人的關系之角度設計制度。此為世俗主義、世間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治理秩序觀。第二種進路預設，治理不僅關乎人，也關乎超越者，這超越者在人之上。人間關系不是自足的，必待此超越者予以規範。人間的法律和制度不能自我證成，而必待超越者賦予其終極正當性。超越者将介入人間秩序，并居于主導地位。宇宙秩序涵容人間秩序，并規範、限制人間秩序。自上古以降，在華夏文明圈内，此超越者常被稱為“上帝”，上帝高居于“天”。天和上帝兩詞可以互換。
堯以降之聖王通常是基于這樣的信仰構造人間的治理秩序的。此即“天道主義治理秩序觀”。商湯正是基于天道信仰，發展出天命理念與革命學說的。但是，天道信仰也有衰敗的内在趨勢。此一趨勢逐漸顯明，到殷商之帝武乙殺天(《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絕對的、普遍的上帝信仰退隐，殷商王室信仰的對象基本上變成了祖先神靈。以此為開端，殷商帝王的觀念逐漸向世俗主義逼近。這種過于狹隘和世俗的信仰，誘發了殷纣王之權力意志與肉體欲望的放縱。
面對這種敗壞與無道景象，天下庶民向上天呼告：“天曷不降威？”(《尚書·西伯戡黎》。)早已成為文化本能的天道信仰在人民中間複蘇。周人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而以此作為革命之理據。
周武王伐殷，首先闡明其天道信仰和天命理念。這就是古文《尚書》所收《周書·泰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周武王首先提出構造和維系治理秩序之第一個基礎命題：天地為萬物之父母，也是人之父母。對于人，上天有好生之德。生字表明，天不是純粹自然之天，而帶有道德傾向。天欲萬物包括人，各正其性命。反過來說，人是萬物之靈。地上萬物中，隻有人有知覺，有反應，能行動。如此，天必格外地關照人。是以，天也對人施加了格外的義務。人有自然的責任代表萬物，像對待父母那樣對待天。也就是說，識天、敬天，依天而行。對人來說，這既是可能的，也是人的義務。周武王接着提出天道主義治理秩序觀之第二個基礎性命題：
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
人皆為天之子，在這一點上，人是平等的。但人為萬物之靈，靈讓人差別于他物，人的靈之程度，也構成人與人之間有所差別的重要名額。共同體中之既聰又明者，有資格成為共同體的領袖，為萬民之父母。“明”指君王具有較強的觀察和判斷力，“聰”指君王能舍己從人。
接下來，周武王将上述兩個命題合一，在天、君、民之間建立起關系，而構造出天道主義治理架構之典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君王不是自行樹立的，具有正當性的君王必待上天之樹立。上天如何表示自己樹立的意願和對象呢？此選擇由上天樹立君王之目的決定：天為人之父母，為護佑其民，為了人民之幸福而樹立君王，即“保民”。
這樣，在周武王闡述的治理架構中，自上而下依然是天、民、君。《泰誓下》這樣概括天、民、君的關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在政治哲學層面上，君高于民，天也要求民服從君。這是秩序的需要，而秩序是對所有人都有利的公共品。但在政治神學層面上，民高于君。天從民的角度判斷君。《泰誓中》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是《臯陶谟》中“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的一個重新表達。是以，“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據此，君王當敬天而保民，這兩者實為一回事。如果君王做不到這一點，上天會根據人民的苦難、不滿和憤怒，判斷其為暴君，剝奪其治理權，也即“天命”。同時，上天會把人間治理權交給“聰明”者，此即“受命者”。受命者“恭行天之罰”，革暴君之天命，是一項權利，更是一項義務。周易“革”卦《彖辭》清楚地說明了古典革命的性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也是以，周人東進克殷，并沒有使用大規模的暴力。《周本紀》記載：
東觀兵，至于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
《尚書·泰誓上》書序雲：“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兩者所記地名不同。推測起來，“孟津”當從“盟津”演化而來。此為黃河一處渡口，以前并沒有名字。武王在此與盟邦結成“盟誓”，而獲名“盟津”。觀兵的目的就是結盟。這是周人為取得天下治理權進行的最為重要的準備。在這次結盟會議上，周人向諸侯闡明了未來的建國綱領，與諸多諸侯達成一緻。可見，周人革殷商之命是透過聯盟的技藝展開的。
即便對陣殷商，大規模的暴力也是多餘的，如《周本紀》記載牧野之戰：“纣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殷人憤恨纣王無道，而背叛了纣王，他們甚至急切地盼望着武王勝利。
而周人也十分明智，沒有滅商，《尚書·武成篇》這樣描述：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幹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發钜橋之粟，大赉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周人革命隻是清除殷商之暴君，讓殷商傳回其較為健全的治理狀态。此即“反商政”之深層含義。古典革命就是“反”。反具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反對，反對偏離大道的制度和行徑，反抗暴虐的治理。但這反抗不是為了宣洩仇恨，而是基于對萬民的愛，包括對殷民的愛。第二層含義是“返”，也即傳回常道。周人革殷之命不是為了消滅殷，而是為了革除殷政之惡，導之傳回常道。這樣的革命必然是有限度的革命，保持文明連續性的革命，傳回大道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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