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我重返燕園，仍在西語系讀書。其時錢锺書先生正在清華大學教授外國文學。燕京、清華兩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徑到清華園去訪友。敝友也是讀外文的，時常向我說及錢先生。（燕京大學北部包括了朗潤園，其命名是與清華對仗之義，蓋取唐太宗《聖教序》稱贊玄奘法師“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潤”也。）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學校也遭受了巨創，舊識師生寥寥無幾，中文系的閻簡弼先生，不拿我當“學生”，相見則論學問，他向我推薦錢先生的《談藝錄》。我從哲學系教師吳允曾兄借得此書。這是我始“識”錢先生的因緣，讀之深為得味，喜歡這種治學之路數。
1941年作者（左）與同窗張金鑒留影于燕京大學校門（今北京大學西門）
閻簡弼在《燕京學報》第35期（1948年12月出版）發表《談藝錄》書評
後來，友人幫助去聽了一次錢先生的課堂講授，他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有别于“美國英語”），講述潇灑，風緻不凡，不愧為名教授，深得學生們的敬佩。
但我們的交往并非師生之誼，卻帶有一點“傳奇”的色彩。
大約是1948年之秋，因讀雪萊的Ode to the West Wind（《西風頌》），一時興起，即以《楚辭》“騷體”譯為漢詩。友人見而賞之，就拿給錢先生看。從此得到了他青目。記得一封惠劄有雲（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來為不虛矣！
友人給我的溢美誇贊，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至錢先生竟有興緻邀我這個學生去晚餐。我感到這真是一種殊榮。當然也忘不了楊绛夫人的盛意，要為治馔費事。記得清楚的是，有一盤烹大蝦，津沽稱“對蝦”，當時的北京此乃不多見的佳品。我的記憶力大半失靈了——這次餐間的談話，竟不複存一字于胸臆中，隻記得在感動之下，回來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
辛卯端陽默存先生召飯感賦
千年騷憤尚沉蛟，萬古泛河正動搖。此日高筵接天際，斯文微緒系宗條。閣中藜火分新照，言下神弦應久要（晤後第一句即言耳聩正好聆一己之inner music，竟與舊作“空山默鼓亮心弦”之意冥契無間）。總借名流忘鄉國（去年此日在叢碧公園度過），蒼茫歸路酒如潮。
我們倡和的七律詩曾有很多篇，有我和他原韻的，他回信贊我押韻“如土委地”，即渾融一體，了無勉強之痕迹的比喻。可惜一字無存。
那時我的英漢對譯的興緻特高，所選目标都是最佳的，為的是考驗自己的國文能力與治學真誠。一次標明了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魯翁此種奇古的“新文言”，當世無人能作，也從無人語及，那種獨具風神的文言使我傾倒擊節，我鬥膽譯為英文，原為向西方介紹；譯文已畢，卻被幾個很長很生的外國人名卡住了，愧不能盡知，無法查對原文；于是我引了十二個名字缺譯處或有疑問點，向錢先生拜求指教，先生詳為解答——此亦當世并無第二人可為者。
蒙先生回劄——就是這封唯一儲存下來的信劄，原文如下：
射魚吾兄才人撰席：
奉教并大什，喜與慚會。适以城中派人向校方磋商續借不才一年事，曆六未及遄複，幸恕之也。大什嘻笑怒罵，莫非絕妙好詞，驅使故實，左右逢源，意匠心兵，絕倒絕倒。“楊陸”一首，“文字”可易“詩筆”。“誠放觀生”四字稍生硬，且放翁自言“觀”是仄聲，此處須易本字為平聲以救之，不如徑易去此四字。“和人韻”第二首結句“近居洛”易“居洛下”何如？臆見妄陳，乞裁擇焉。垂詢各節，自愧儉腹，又譯文似魯迅大師手筆，逾淮為枳，借面吊喪，無從窺見真相。其一望可知者：（1）出Heroes & Hero Worship, “Hero as Poet”末節。（4）又即Childe Harolde,IV:“I love not man the less, but Nature more.”（6）見Byron,Journal,Dec.13,1813.
（8）即Confessions,Lib.III,I,1:“Nondum amabam,et amare amabam”etc.譯文有誤，當曰“吾尚未有所愛而吾欲愛，吾深有所求而自恨無所求”（可檢英譯本一看）。餘如 Shelley, Byron語，檢二家尺牍、傳記當可得之。（12）不解，奈何。原件附璧。匆布，即頌
暑安
弟錢锺書頓首 星期日下午
這種尺牍文筆與内容，五十餘年後的今日讀者，諒已難曉，故粗叙其中情事原委，以資參會。
一、“射魚”是我少年時别署“射魚村人”（典故出于清初詩人詠我的出生地）。
二、“才人”之稱，是先生見我以《楚辭》體譯成英國詩人雪萊的名篇《西風頌》，惠函盛贊獎借，從此以“才”稱我。忘年知音，業師顧随先生而外，錢先生為第一人。
三、所論“大什”，指拙作七言律二篇，即信中所指的“楊陸一首” 和“和人韻”，現一并錄于此:
南宋楊陸二家理會
乾淳文字定誰雄，誠放觀生本異同。兩字頹唐冠錯戴，百聯工巧臼常春。無間泛響充悲壯，肯向旁流雜幻空。細雨騎駝劍門語，盈川恨不替龜蒙。
纂組丹青意匠尊，天機活法隔多塵。弄丸百轉難随鹘，剪尾單排好作鹑。誰會金堤傷極目，斷無绮語對銷魂。家人不敢呈朝報，一記南園可慢論。
從興華兄索近作辄示二章寵茲不吝重相犁然爰托八韻卻報
枝草誰為丈六軀，有生習漏恐難除。群哀更少韓陵石，土斷應多汲冢書。季世堂聞徵角馬，當時親見稅磻魚。枯藜續火止何日，尚法猶然聽獨儒。
群流漸欲廢江河，點檢薪灰知箋多。一雨聞雷沉夏土，十年曳縱辦商歌。狐鳴陳王獨天正，制曰書同異浸訛。且無機雲近居洛，許從周處議蹉跎。
先生教示“誠放觀生”四字生硬，又以為“觀”字應作去聲（仄），須換平聲字。這兒先生有誤會。那四字是說：南宋詩壇兩大家，楊萬裡自号“誠齋”，陸遊自号“放翁”，從“誠”“放”二字可見二人的人生觀及做人态度、作風上的巨大差異。“觀生”是用六朝人《觀我生》賦之題目，不指陸遊的表字“務觀”（此處“觀”須讀去聲，宋人已誤，故陸遊自為辯糾）。
四、先生信劄中所用“曆六”一詞，略今俗語忙碌之義。逾淮為枳，指古語，橘樹過淮則化為枳，喻“走樣”“變味”也。借面吊喪，亦古語，喻似是而非，貌合神離……兩句是對翻譯難期十分精确的調侃戲語。
我那時目力極好，英譯稿字極細小，今目壞瀕盲，一字難識了。當年雖得到先生指點，尚且未能查補完善，如今譯稿縱在，也成為廢紙一份，恐亦無人能讀能予刊載“問世”。
燕大圖書館是一座出奇的寶庫，你想找的書，可在此處不費任何煩難手續而一索可得，那時借書極為便利：隻需在書卡上簽名（或學号）就可以了。我這個西語系學生，專借線裝書，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
我所借的，一看書卡，竟是空白，我為多年來的第一個借閱人，這令我頗為驚訝而感歎。另有若幹部清初人詩文集，則書卡上有了一個簽名者——竟是“錢锺書”。
例如順、康時的顧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詩集》，也隻有我們二人借過，而書眉上卻有墨筆批注語，入眼便知此皆錢先生的手迹。我不禁贊歎他讀書面的特别廣博。
另有幾件事，順帶叙及。最早拜谒他，我帶了讀《談藝錄》的一束意見，呈上請參考（内容早忘了，似有一條提出“賒”在詩詞中是虛字無義，不作“多”解）。他接過去，順手放在小後窗的視窗處（清華彼時房屋很簡樸，不與今同），并不即閱。至于解放後《談藝錄》新版中有無采及千慮之愚，我總未能再讀，至今不詳了。還記得那回談及中國詩的神韻問題，錢先生說：神韻是确實的存在，并不玄虛，隻是有人不能領會到，便以為無所謂神韻。例如我的servant（原話用英文字）就無法理會什麼是神韻。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明此乃文化教養水準的事，不能強求于每一個人，同時也說明，神韻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與西方是否一同？那也必須深細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英譯陸機《文賦》，其前言介述刊于Studia Serica，其中提到錢先生為林方慶英譯《離騷》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賦”譯為A fu-poem on Literature。我覺得Literature涵義太泛，不如改為……on writing——因為《文賦》本旨在于“為文之得失”，即寫作經驗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時尚未拜識錢先生，清華另一學友唐稚松兄出于一片“說項”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與錢先生看了。由于文中的“異議”，會引起他何種想法，我總不敢拜問，亦未見于何處有否讨論。但從我們此後的往還親切而觀，他并無介意的迹象。
作者的大學畢業論文：英譯陸機《文賦》
但到六十年代，一件難以名狀的事态發生了，即是種種批判運動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新名目，叫做“撥白旗”。
何謂“撥白旗”？原來那時講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學術研究而不帶出政治性（其實指的不是思想水準實質，隻是要引些革命詞句作為裝飾而已），就叫做專而不紅，叫“白專道路”，是要不得的（臨近“反動”的危險）。運動一開啟，紛紛尋找“白專”對象目标。那時該社上司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講政治，緊抓運動最積極，在所出的書中，標明了錢锺書的《宋詩選注》是“白專”的大标本。于是組成了“批判小組”，要紛紛發言，務必厘清“紅”“白”兩條道路的大是大非。
錢锺書《宋詩選注》1958年9月初版
“批判小組”裡，業務上管詩的是麥朝樞，我原是小說專業，但因也有了“詩名”，也安排在組内。在一個晚上，開會“批錢”。麥老廣東人，口齒才能不高，講“國語”很不動聽，我勝他一籌——天津人學說北京腔。大概就是以，我的“發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運動。不料“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學遺産》公開發了，而且使我異常吃驚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組”的署名，竟落了賤名三個大字的款！當然，這也許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養我引導我（我本就是個“白專型”）。但這麼一來，事情“個人化”了，把我和錢先生公開放在了一個“對立”的地位。别人議論我不及知。錢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對我的“變化”又作何“評價”？那就不問可知了。對于《宋詩選注》，我從學術上并非全無意見，那是另一性質。如今卻成了一種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錢先生從此絕不會再理我，我也無意辯解，因為應當自己引咎。1998年的一天，忽然傳來了錢先生辭世的消息。我不禁悲從中來，即以拙句抒哀緻悼：
天際星茫黯黯垂，大師辭世動深悲。避居名位名斯大，謝榜學門學自奇。落落管錐謙在己，茫茫中外後來誰。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面對錢先生這一頁幸存的珍迹，百感交膺，難以自已。乃撰此小文，将先生原劄披露，供學人領略前輩大師的學識文采，和他對待後學小生如我者的那種熱情至意（先生賜劄甚多，僅此一斑，亦足為後人仰止）。而自己則學無所成，才無所用，深負當日先生之期許，甚為愧疚，實難宣谕。先生往矣，不知今日尚有名師如先生者否？不禁三歎而置筆。
（選自《師友襟期》，原題《青眼相招感厚知——錢锺書先生》。信劄釋文據《周汝昌師友書劄手迹》校訂）
從胡适、吳宓、顧随到黃裳、唐德剛、夏志清，
紅學大家周汝昌先生珍藏的
102位現代學人、作家的書劄、詩箋墨迹，
首次彩色影印并釋文出版
《周汝昌師友書劄手迹》周倫玲 編 趙林濤、趙大海 釋文978-7-101-15590-7
680.00元
周汝昌先生（1918—2012）早歲兩度就讀于燕京大學，後執教于成都華西大學、四川大學。一九五四年傳回北京，曆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等職。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新世紀之初，周先生不僅撰寫了包括《紅樓夢新證》《詩詞賞會》等在内的大量學術論著與随筆、詩詞，參與文學古籍的整理和編輯工作，還妥善儲存了一批珍貴的文獻資料，這就是數量極為豐富的師友翰劄與書畫墨迹。這批文獻資料蘊含着豐富的文化與學術資訊，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和文物價值。有鑒于此，中華書局編輯部特約請周倫玲女士編選本書，将周先生師友翰劄及詩箋、畫作較有代表性者按原貌影印刊布，并附參考釋文，俾可嘉惠學林，以為相關研究的參考。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