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5%的增長目标如何實作
學思平治
★★★★★
中國在2023年實作了5.2%的實際GDP增速，2024年仍将面臨内、外部的逆風，“兩會”期間宣布的2024年全年GDP目标為5%左右，這一目标将如何實作引發關注。“雖然中國經濟面臨許多挑戰和不确定性，2024年5%的增長目标是完全可以實作的。”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在接受第一财經采訪時表示。他一直主張2024年GDP增速目标應設定為5%或略高一些。不過，在他看來，如果不能在2024年一舉扭轉中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持續下跌的趨勢，由于信心問題、“磁滞效應”和人口老齡化等長期因素和慢變量的累積作用，以及外部沖擊導緻通脹上升，機會視窗就有可能關閉。宏觀經濟層面，淨出口、投資、消費是驅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其中貨币、财政政策的助力非常關鍵。餘永定認為，中國CPI通脹率接近零、PPI長期負增長，這足以說明，在宏觀層面中國還有執行擴張性财政貨币政策的較大空間。GDP增長的主動力受益于2022年的低基數以及疫情後的報複性反彈，2023年最終消費超常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2.5%。不難推斷，2024年消費增速應該有一定下降，可假定最終消費在2024年為5%與GDP增速保持同步。就出口而言，由于國際經濟組織普遍預測2024年全球經濟的增長形勢弱于2023年，中國的出口形勢或有所惡化。“2023年我們的貿易順差對GDP增長的貢獻是-0.6個百分點。為簡單計，我們可以假設2024年貿易順差的增速是零。”餘永定稱。由于最終消費在GDP的占比已經明顯高于資本形成在GDP的占比，2024年消費增速是決定GDP增速的一個關鍵因素。2024年如果最終消費增速下降到5%，2024年資本形成的增速就需有更大幅度的提高，以抵消最終消費增速下降對GDP增速的拖累。投資增速仍是關鍵問題是，在2024年如何才能使資本形成達到必要的增速以抵消最終消費增速下降對GDP增速的不利影響？“由于資料的可獲得性問題，我們用固定資本投資資料分析資本形成和其各構成部分的增長狀況。”餘永定稱，根據統計局公布的資料，2023年全國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長3%，其中包含的三部分分别是：基建投資增長5.9%，制造業投資增長6.5%，房地産開發投資下降9.6%。自2009年中國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持續下降，由2009年的30.1%下降到2023年的3%，如果投資增速不斷下降，在其他因素不變條件下，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難以避免的趨勢，對此應該予以高度重視。固定資産各個構成部分應維持多高的增速，才能使資本形成的增速足以抵消消費增速下降對GDP增長的不利影響？統計局宣布2023年全國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50萬億元，但并沒有公布2023年底制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和房地産投資在固定資産投資（或資本形成）中的占比，餘永定表示，根據粗略的推算，2023年底固定資産投資中三大構成部分制造業（含其他投資）、房地産業、基建在固定資産投資中的占比分别為50.5%，20.4%，29.1%。就2023年的情況來看，同2022年相比，制造業的占比上升，房地産占比下降（房地産投資在2023年為負增長），基建投資占比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小于制造業。“在固定資産投資或資本形成中，政府能夠直接影響的投資就是基建投資，制造業投資基本是由市場決定的，房地産投資也基本如此。但基建投資由于其作為公共産品的特質，可充當政策工具，可被用來彌補總需求不足、影響經濟增速。因而，在制造業投資增速可能會有所下降，房地産增速繼續負增長的情況下，基建投資增速成為決定2024年中國資本形成增速的關鍵因素。”簡言之，餘永定認為，2024年是否能實作5%的增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2024年最終消費的增速，如最終消費增速下降較多，2024年資本形成增速就需有明顯提高以抵消最終消費增速下降對GDP增速的拖累。而資本形成增速是否能有明顯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基建是否能夠有明顯提高。财政擴張仍有空間為了支援基建投資，實行擴張性的财政政策則尤為關鍵。“我們能不能找到可以高效高質完成的項目是應該研究的問題。”餘永定認為，如果我們沒有什麼可投資的項目，通過擴張性财政貨币政策支援基建投資就很難落實。高鐵、高速公路等項目可能已經飽和，但在海綿城市，綠色能源，大飛機，醫療養老等領域增加投資的餘地還是相當巨大的。此外，鑒于美國的“小院高牆政策”、環境保護、老齡化和“少子化”以及全球傳染病等問題，“基建”早已超越了“鐵公機”的範疇，甚至已經超越了“新基建”的範疇。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産業鍊重塑和産業體系調整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投資的貢獻。由于此類投資的商業回報低、風險大，沒有政府的參與，很難指望私人資本會貿然在這些領域進行投資。在他看來，我們應該非常系統地思考到底應該抓哪些項目，而不是分蛋糕各個部門一塊，那是低效率的。“如果政府擴大财政支出、增發國債、支援基建投資，并輔之以擴張性的貨币政策，通過降息等措施以支援國債發放，在增加工資性收入同時增加财産性收入，2024年中國實作5%的增速是完全可能的。當然，許多非宏觀因素也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有觀點認為，根據馬斯特裡赫條約，财政赤字率不應超過3%、國債對GDP比不應超過60%，而中國已經接近或超過了這兩條标準。餘永定稱。“這兩條标準是歐元區建立之後，德國等西北歐國家為了限制南歐國家亂花錢而提出的。這兩條标準沒有任何經濟理論根據，而且早已被西方國家抛棄。”事實上，中國2024年預算計劃的廣義赤字率已超過“馬約标準”，且高于2023年。換言之，2024年中國政府加大了财政政策的擴張力度。這是非常值得歡迎的舉措。至于财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是否已經足夠，還需結合廣義基建投資的資金需求和其他政府财政支出需求做進一步分析。就中國的财政空間來看，2022年中國政府債務餘額合計超60.7萬億元。其中，國債25.6萬億元、地方政府一般債14.4萬億元、專項債務20.7萬億元，可得出債務（國債+地方政府一般債+專項債）占GDP的比重為50.2%。如果把坊間所說的隐性債務加到一起（城投債規模約為60-70萬億），IMF認為2020年中國政府廣義政府債務對GDP比為95.7%，并預測這一比例在2022年為110%。即便如此，這相較于國際水準并不算高。例如，日本（262%），意大利（151%），美國（137%），新加坡（118%）。在刺激消費上并非無事可做盡管投資是今年最關鍵的一架馬車，但中國在刺激消費上并非無事可做。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如薩默斯和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說明中國忽視消費的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對于這種觀點，餘永定表示不能認同。在短期宏觀調控中，刺激消費和刺激投資對于彌補總需求不足的作用相同，但消費還是投資的選擇是現在消費還是未來更多消費之間的選擇。給定“資本-産出率”，投資率越低，未來的經濟增速就越低。當然，投資過度也會導緻“資本-産出率”上升，進而導緻未來經濟增速下降。關鍵是要把握好度。中國最終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明顯低于美國，但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GDP中的占比則明顯高于美國商品和餐飲消費總額在GDP中的占比。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美國服務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占比遠高于中國，且服務消費價格明顯高于中國。如果對中美最終消費的結構和價格進行更細緻的分析，中美上述占比的差距并不像看起來那麼大。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政府發錢刺激消費恐怕不是最佳政策選擇。當然，餘永定認為，這絕對不是說政府在刺激消費問題上無事可做。傳統的消費函數不是真正的總量消費函數。在總量消費函數中還應該考慮許多其他因素，如人口的年齡構成、收入配置設定的均等程度以及社保體系完善程度等。因而，通過收入政策減少貧富差距，完善社保體系和醫療體系，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等都可以促進消費，因而有助于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但應該看到，這些措施中的相當一部分已超出宏觀調控的範圍，且難以在短期内取得效果。
【餘永定：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注：授權釋出，本文已擇優收錄至“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台（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重慶日報、新華網、央視訊、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台、視界、中原標準時間、澎湃政務、鳳凰新聞用戶端“長安街讀書會”專欄同步），轉載須統一注明“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台出處和作者。
責編：劉星月；初審：程子茜、陳佳妮；複審：李雨凡
長安街直播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在的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機關部門聯合開展相關黨建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準許，已正式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的有關機關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