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晶：錨定金融強國目标，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理論架構與實踐路徑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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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10月底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标，強調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以金融高品質發展助力強國建設和民族複興偉業，為新時代新征程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2024年初在省部級主要上司幹部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專題研讨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具有适合大陸國情的鮮明特色，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差別。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釋了金融強國的豐富内涵，明确提出金融強國的關鍵核心金融要素，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指明了方向。
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是新時代新征程金融事業發展的重大目标任務。從理論上深刻把握建設金融強國的戰略謀劃，從實踐上努力探索建設金融強國的實作路徑，不僅是做好新時代金融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建構中國自主的金融學知識體系的基本核心。本文以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重要論述為遵循，基于世界現代化程序、大國興衰以及現代金融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嘗試提出金融強國的理論架構、探索金融強國的實踐路徑。
一、金融強國的理論架構
“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由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展現了黨中央對金融發展關乎大國興衰的深刻把握，突出了金融強國與中國式現代化的辯證關系，繪制了未來中國金融發展的宏偉藍圖。不過，從學術角度看，金融強國的文獻乏善可陳，無論是一般經濟學還是現代金融學都鮮有涉及。本文拟從曆史考察、理論溯源與戰略思維三個方面，嘗試提出金融強國的理論分析架構。
（一）金融發展關乎大國興衰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争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的發展興衰與金融有着密切聯系。一個典型的說法是，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出現了大分流，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個頗具競争力的假說是金融大分流導緻了經濟大分流（張曉晶、王慶，2023）。
金融強國一般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金融自身的強大，即從各方面名額來看，其金融體系在世界上處于強勢地位；二是指一國的金融發展足以支撐一國國力的強大，即金融助力強國建設。這兩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是一個硬币的兩面。從曆史上看，真正稱得上是金融強國的隻有荷蘭、英國和美國。一方面，是因為這三個國家都曾先後成為世界強國（甚至是一時無兩的霸主）；另一方面，在其強國崛起過程中，強大金融的支撐是不可或缺的。這三個國家的金融演進與霸權更替完美诠釋了金融發展關乎大國興衰的論斷。
荷蘭作為17世紀中葉（1625—1675年）的世界性霸權國家，是因為其在16—17世紀所創造的經濟奇迹，特别是以鲱魚為代表的水産業以及依靠填海造田進行的農業生産、紡織業、造船業等十分發達，海運業更是開展至世界各地，有着“海上馬車夫”的美譽。荷蘭不僅在産業與貿易上有着世界性的影響，其金融創新也享譽世界，并為荷蘭崛起發揮了關鍵作用。比如Tracy（1985）認為，正是由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為進一步壓榨低地省份的經濟資源，強迫荷蘭接受了公共借貸體制，成就了迪克森所定義的“金融革命”的荷蘭版本。結果是，荷蘭在後來與西班牙的八十年戰争期間可以借助公共借貸體系發行低利率的公債券，持續獲得資金支援其對抗西班牙的戰争。除公債市場為尼德蘭革命籌集戰争經費外，資本市場也為荷蘭的對外貿易與殖民擴張提供了雄厚資本。
英國成為強國顯然受益于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又可以追溯到金融革命。希克斯認為，是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的“金融革命”，為英國霸權戰争與工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基礎。1688年光榮革命成功後，英國迎來了威廉三世——一位來自荷蘭的君主。與他一起到來的還有荷蘭的銀行家、金融從業者以及“荷蘭金融的基因序列”（戈茲曼，2017）。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簽訂對英國政體的改造，及其帶來的可置信承諾為後續的金融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礎。議會地位的确立和穩固保證了政府無法制定侵害私人産權的财政政策。而其在1694年主導建立的英格蘭銀行，在進一步制衡政府财政的同時，成為了英國金融體系擴張的中心與穩定器。這些因素使得英國成功地“荷蘭化”：其公共信用市場在經曆了初期的波動之後逐漸穩定，在光榮革命三十年後，英國的國債利率已基本與荷蘭持平。這種強大的證券化能力使英國能夠籌集更多資金發展國力乃至為戰争融資。可以說，在英法争霸過程中，英國之是以在18世紀最終戰勝法國，其關鍵因素之一在于英國擁有更為發達的金融技術。英格蘭銀行的建立以及後續現代商業銀行體系的建立為第一次工業革命提供了金融支援，使得大規模工業産業在紡織機和蒸汽機等标志性發明創造後快速實作。
美國在其霸權崛起過程中，也處處可見金融的關鍵性作用。為重大戰争如内戰、一戰以及二戰融資，使得國債的發行、流通與交易成為美國以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體系形成的起點；相應地，華爾街的興起、發展與擴張又推動了美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展開。股份有限公司和股票交易于16世紀在荷蘭和英國複興。1720年，英國“南海公司”泡沫、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股票泡沫相繼破滅，結果法國股市崩潰，而英國則因議會通過的1720年《泡沫法案》，使任何新公司幾乎都不能向公衆發行股票，英國股市從此沉寂，這個局面一直到1856年議會通過《股份有限公司法案》才結束。也正是這個原因，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在18世紀上半期就把股市大發展的機會留給了後來的美國，以至于到英國1856年重新開機股市時，美國資本市場已經遠遠走在前面，包括工業革命的引擎也已經從英國轉移到美國（陳志武，2022）。這也給出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英國經濟的活力與發展開始顯著落後于美國的金融原因。就“金融技術”而言，英國學習荷蘭，美國學習西歐。美國自建國以來，先是繼承西歐的傳統金融行業，然後逐漸将資本市場、消費信貸、保險和投資銀行都推向新高。由此，豐富了企業發展的資本支援，讓創業創新風險分散在千千萬萬投資者之中，為美國成為創新型國家奠定了基礎。
（二）金融強國的理論溯源
金融強國并不見諸所謂的西方主流文獻，也鮮見于現代金融學教科書，但與之相關的讨論還是有一些，比如“金融霸權”“貨币霸權”“金融結構性權力”“匯率武器”“金融國策”等。正是沿着這樣的線索，本文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理論溯源，即國際金融權力、金融武器與金融國策，以及體系積累周期中的金融擴張；進而讨論了一國金融強大的潛在收益，以及金融擴張（或金融化）與霸權更替之間的複雜關聯。
1. 國際金融權力
在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近百年裡，金融權力也長期被主流理論和經驗研究所忽略。隻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誕生，特别是以蘇珊·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國家與市場》一書的出版為标志，金融結構性權力才進入學術視野，并為解釋一國金融的超越性影響力（比如金融霸權）提供了理論支撐。
斯特蘭奇（1990）的創新在于将“金融結構權力”列入維系國際生産關系的四大“結構性權力”之中。斯特蘭奇将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分為兩種——聯系性權力（relational power）和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聯系性權力是“甲靠權力使乙去做他本來不願意做的事”；結構性權力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其他國家機器、政治機構、經濟企業、（同樣重要的是）科學家和别的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些結構中活動。簡言之，結構性權力就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就是構造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國家與人民之間關系或國家與公司企業之間關系架構的權力。”
斯特蘭奇認為“财富、安全、自由和正義”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基本價值。基于這四種價值訴求的邏輯，她提出了結構性權力的四個來源，即安全結構、生産結構、金融結構和知識結構。這四種結構并不孤立存在，它們通過互相聯系而産生結構性權力，進而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發揮影響。金融結構是指支配信貸可獲性的各種安排與決定各國貨币之間交換條件的所有要素之和。她認為，在經濟發達國家中，投資不是依靠利潤積累所得的現金而是依靠信貸創造。這其實是繼承了熊彼特和凱恩斯的觀點。是以，一國一旦獲得他國對其創造信貸能力的信任，即發放信貸的權力，就擁有了動員全球資源的能力。20世紀70年代後的美國徹底擺脫了黃金的束縛，獲得了控制或濫用信貸記賬機關貨币的權力。美國也是以在更有利可圖的世界金融服務業市場上占據了優勢，并将該市場作為營銷其他行業的有效權力源泉。是以，在“結構性權力”分析架構下，當時多數學者認為的“美國霸權開始衰落”隻是美國在傳統産業上的衰落，實際上，金融結構性權力的提升增強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權力，美國霸權非但沒有衰落，反而得到強化。
斯特蘭奇的結構性權力理論，對于金融的超越性影響力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不過，金融影響力并不僅僅展現為結構性權力，還包括更為基礎的關系性權力、主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權力，以及作為軟實力的觀念性權力。由此，國際金融權力可以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次元形成一個分析架構（見表1）。橫向次元是指國際金融權力的四種類型，即關系性、結構性、制度性和觀念性國際金融權力。縱向次元探索了特定類型權力内部的三大構成要素，即實力、意願和能力。實力是一個基礎性要素，是國際金融權力的客觀（物質或觀念）來源或載體。意願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為戰略要素，即通過一國的宏觀政策和戰略展現出其對特定類型國家金融權力的意願。能力描述的是操作性要素，其與狹義的國際金融權力内涵最為接近，指的是國家進行權力博弈的具體操作方式。以上四種權力類型和三大構成要素共同形成關于國際金融權力的綜合性分析架構，為把握金融強國提供了重要學理支撐。
2. 金融武器與金融國策
俄烏沖突以來，美國的金融制裁以及“金融武器化”已經人所共知了。其實，在多年前，這類問題就已經在貨币國策以及金融國策的架構内讨論了。
所謂金融國策（financial statecraft），即金融外交戰略，核心是對國際資本流動施加影響，大體展現在四個方面：確定或限制資本流動，對非國家實體實施金融制裁，在他國發生貨币危機時承銷該國債券，貨币聯盟或美元化（Steil & Litan，2006）。廣義而言，金融國策是一國利用其在金融方面的全球影響力（如所謂的“國際金融權力”），對他國實施影響和控制。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國策論是國際金融權力論的進一步應用和拓展。
貨币國策（monetary statecraft）——作為金融國策的一部分——是指通過操控貨币環境來影響其他國家政策的努力，這是二戰後全球經濟反複呈現的一個特征。在過去的若幹關鍵時刻，美國利用歐洲和東亞國家的弱點改變其貨币對美元的匯率，竭力迫使其政府和央行進行政策調整。盡管“匯率武器”（exchange‐rate weapon）在有的階段比其他階段更成功，但是在貿易失衡調整的國際沖突中，它一直都扮演着關鍵角色（Henning，2006）。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國際貨币關系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每個周期從相對和諧開始，繼而進入失衡調整中的高度對抗，最終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進入新的相對和諧階段。如此周而複始。Henning把近五十多年分成五個周期，即：（1）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2）1978年波昂峰會解決世界再通脹沖突；（3）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廣場協定》《盧浮宮協定》；（4）20世紀9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衰退和複蘇；（5）新世紀的糾紛。在每個周期中，美國政府總是壓迫歐洲和日本政府或央行采取擴張舉措，并且自己主動鼓勵美元貶值（Henning，2006）。這一系列事實背後演進的完整邏輯鍊條是：全球失衡引發經濟沖突，經濟沖突需要政策協調，協調過程受制于美國的金融權力特别是貨币霸權，匯率是實作其金融權力的關鍵武器。
金融國策除了匯率武器，還有其他的金融戰略（或武器）：推行美元化，金融自由化，美元互換協定，以及将他國排除在美元結算體系（SWIFT）之外的金融制裁等。
關于美元化，金融國策的提出者（Steil & Litan，2006）态度非常明确：在美國國境之外推行美元化是非常符合美國利益的行為，美國需要重新啟動第106屆國會曾做過的旨在推動美元化的努力，更為緊迫的是美國應停止實施目前這種無節制的财政政策，并不再對美元的前途漠不關心。如果布什政府不能令人信服地堅決地改變令人擔心的長期預算赤字政策，全球将失去美元作為價值儲存手段的信心，美元化程序可能會戛然而止。鑒于目前無論是歐元還是别的貨币，都還無法替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化的戛然而止将會更加令人擔憂。美元化的失敗不僅意味着鞏固貨币程序的失敗，更意味着将來會有更多的危機和更多的反全球化的思潮。他們進一步對未來的美國金融國策提出期望：一個開明的美國金融國策将永遠與上述原則并行不悖。美國的安全與長期繁榮的、自由的、有規則的、各國人民渴望依附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鑒于數字時代中的金錢和安全的本質，金融市場是這一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市場适應着各國規則，也利用各國規則進行套利，而且套利的方法和速度常常是政策制定者們所不能完全預料和評估的。金融國策的提出旨在讓這一評估工作做得更好，使未來的金融國策能夠更加明智和更加有效。
金融國策從另一個角度闡明了：金融如果不夠強大，将可能成為大國金融武器的犧牲品。
3. 體系積累周期中的金融擴張
無論是金融權力還是金融國策，更多強調了金融強大的“好處”。但事實上，金融是雙刃劍，過度金融化所帶來的負面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是以，金融（力量）周期和國之興衰有着諸多重合之處和複雜因果關聯，任何單向的思維都是不全面甚至是具有誤導性的。
喬萬尼·阿裡吉（2012）以“金融擴張”為基點識别分析了資本主義擴張曆史上的四個“體系積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第一是從15世紀到17世紀初的熱那亞周期；第二是從16世紀末開始到18世紀的荷蘭周期；第三是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的英國周期；第四是從19世紀持續到現在的金融擴張階段的美國周期。每個周期中都有一個金融從實體經濟（如商貿、生産等）中抽離而自我擴張的階段。這個階段可以看作是資本從某個特定的投入-産出組合（比如商業資本或産業資本）轉向貨币資本和金融資本，後者（即貨币金融資本）意味着資本在為自己尋求更大的流動性、靈活性和選擇自由。這一傾向在15世紀的意大利就已經很明顯。布羅代爾（1979）指出，在16世紀下半葉，資金過剩的熱那亞曾走過同一條道路，專一向天主教國王放款的“舊貴族”逐漸脫離了積極的商業活動。阿姆斯特丹竟然重蹈覆轍，抛開“倉儲貿易”的實際利益，追求食息取利的空幻希望，甚至以其資金推動倫敦的繁榮。繼荷蘭之後，英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重複了這種現象，當時工業革命這一宏偉事業的結束造成了貨币資本供應的過剩。美國資本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走上了一條相似道路。
金融擴張以及從實體經濟部門“抽離”的開始階段，可以看作那個占主導地位的積累體制的“信号危機”。就是在這個時候，體系積累過程的主導機構開始越來越多地将資本從貿易和生産轉向金融買賣和投機。這種轉移展現了一次危機，意思是：它标志着一個轉折點，一個決定性的關鍵時刻；體系資本積累過程的主導機構通過這種轉移表明，它對剩餘資本重新投資于世界經濟的物質擴張之中能否繼續獲利作出了否定的判斷，同時對通過更加專門從事大金融資本投資能否在時間和空間上延長它的上司和主導地位作出了肯定的判斷。這種危機是一場體系深處的危機的信号。然而，轉向大金融資本可以暫時阻止這場危機的爆發。事實上，這種轉變還能起到更多的作用：它可以把物質擴張的末期變成一個“美妙時刻”，物質擴張的促進者群組織者能夠繼續獲得财富和勢力。它在四次體系積累周期中都起到了這種作用，隻是程度不同，方法不同而已（阿裡吉，2022）。
從資本積累體系與權力體系的關系來看，早期的資本積累體系完全基于并從屬于權力體系，但随着積累體系的不斷擴張乃至最後覆寫全球，他們越來越脫離并支配權力體系。是以，為了成功地追求權力，政府不僅在立國和發動戰争的過程中，而且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也必須起帶頭作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一種積累體系完全基于和從屬于權力體系的制度，轉變為一種權力體系完全基于和從屬于積累體系的制度，經過一系列的體系積累周期，每個周期都包括一個物質擴張階段和一個接踵而來的金融擴張階段。其中，金融擴張代表着一個宣言，不僅宣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個特别發展階段已經成熟，而且宣布一個新的階段已經開始。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看，資本積累規律決定了霸權實作形式，金融擴張以及由此形成的金融權力，是從屬于資本積累規律的。這意味着資本主義金融擴張的邏輯（包括從商業資本與産業資本轉向金融資本的邏輯）從屬于資本積累的大邏輯，這從根本上诠釋了為什麼資本主義社會的金融發展是以資本為中心而不是其他。皮凱蒂（2014）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資本積累的金融化趨勢：資本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至少在初期總是伴随着風險與企業家精神，但也總是在積累到足夠大的數額後向租金的形式轉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邏輯終點。
進一步而言，體系積累周期中的金融擴張以及由實體經濟中“抽離”而形成的金融化是發展階段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那個占主導地位的積累體制的“信号危機”——它将會被新的積累體制所取代。“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熱那亞周期、荷蘭周期、英國周期與美國周期中所呈現的不斷繼起的金融擴張，一方面能夠産生超越性的全球金融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在宣告舊積累體制走向沒落和新積累體制（以及與之相适應的新一代強國）的崛起。
（三）金融強國與中國式現代化
從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程序來看，金融無不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實際上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貨币金融“面紗論”“中性論”。從文獻上看，金融發展促進長期增長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也層出不窮，為金融強國提供了一定的學理支撐。
1. 金融發展與長期增長
白芝浩較早強調了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國工業化過程中便利資本流動方面功不可沒（Bagehot，1873）。熊彼特也指出，銀行在為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方面起了很大作用（Schumpeter，1912）。二戰以後，格利和肖推動了貨币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開創性研究。他們指出，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儲蓄轉化為投資，進而提高全社會的生産性投資水準（Gurley & Shaw，1960）。随後，帕特裡克考察了欠發達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中的邏輯關聯是：金融發展促進資本存量的增加，進而導緻實際産出的增長（Patrick，1966）。格申克龍研究了19世紀中葉到一戰時期歐洲工業化中不同融資模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形成了比較金融研究的雛形（Gerschenkron，1962）。進入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理論（McKinnon，1973；Shaw，1973）。他們反對利率管制和金融壓抑，主張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金融自由化是麥金農－肖理論的核心。他們相信金融部門和任何部門一樣，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可以達到均衡狀态，即帕累托狀态。而在此前，主導性看法是金融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不同，金融部門的有效運作離不開政府的幹預（後來的斯蒂格利茨仍然堅持這種意見），二人則對之提出質疑并主張應盡可能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幹預。麥金農－肖模式的貢獻在于建立了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架構。20世紀80年代以來内生增長理論的出現，為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不少學者在内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内生金融增長理論，他們在模型中引入了諸如不确定性（偏好沖擊、流動性沖擊）、不對稱資訊（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等因素，對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内生成長做出了頗有說服力的解釋（張曉晶，2022）。
在理論與機制分析基礎上，也湧現了大量經驗研究的文獻。早期的經驗研究未能指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聯。最早嘗試解決上述問題的是King & levine（1993）。他們通過（反映金融發展程度的）名額的精心設計以及對其他與增長相關的變量進行控制，明确了二者的因果關聯：即金融發展的初始水準可以很好預測後來的經濟增長、資本及生産率增長。不過，該研究本身也有不足，比如對因果關系的檢驗。Rajan & Zingales（1998）指出，如果金融市場增加借款是由于預期到未來更快增長，那麼金融發展的初始水準就可能是一個先行名額而不是起因。一個解決因果問題的辦法是找到這樣一個名額，它不可能受經濟增長的影響卻能衡量金融發展的某個方面。Roubini & Sala‐i‐Martin（1995）發現銀行準備金率符合這一要求。這一名額基本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它可以作為金融壓抑的一個标志，其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Rajan & Zingales（1998）采用的是另一套解決辦法，将金融與增長的關系分解。他們認為，金融發展減少了外部融資的成本進而促進增長。
金融發展之是以能夠促進長期增長，正在于金融獨特的功能。根據Merton & Bodie（1995）的說法，金融因為便利了經濟資源在不确定性條件下的時空配置，提高了經濟運作效率，進而促進了增長。具體而言，金融由于在支付結算、資源動員、風險配置和信号顯示等方面所發揮的功能，減少了經濟運作中的廣義交易成本，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帶動經濟增長。
2. 金融強國與中國式現代化
金融發展促進長期增長，從一個角度論證了一國現代化與金融支援的密不可分；而經濟金融共生共榮則為把握金融強國與中國式現代化的辯證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
習近平指出：“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而強。一方面，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建設金融強國應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另一方面，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中國經濟基本面好、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為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和不斷強大奠定了堅實基礎。強大的經濟基礎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基本前提。
金融強國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辯證關系是經濟金融共生共榮理論的延伸和拓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經濟和金融一盤棋思想，認真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各項決策部署，統籌推進經濟和金融高品質發展，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一方面，建設金融強國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是新時代最大的政治。金融強國建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密不可分，并且服從、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二者是局部服從整體、具體目标服務于總目标的關系。另一方面，現代化強國必然是金融強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離不開強大金融體系的關鍵支撐，金融強國建設也隻有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程序中才能實作。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高品質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助力中國現代化，是金融強國的内在要求。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必然要深度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程序之中。以金融強國為目标、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的邏輯内嵌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大邏輯。
二、金融強國的關鍵核心金融要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強國的關鍵核心金融要素是“擁有強大的貨币、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這“六個強大”是關于現代金融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是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核心要義。
（一）強大的主權貨币與中央銀行是金融強國的核心辨別
強大的主權貨币是金融強國的集中展現。一國貨币成為國際儲備貨币，意味着本國的國家信用将會成為全球信用，儲備貨币國可以通過發行本國貨币或本币債務來動員全球資源“為其所用”。這一點在美元成為信用貨币的時代最為明顯。更進一步，由于儲備貨币國控制了全球信用，其央行也成為準全球央行。
以黃金為基礎、以英鎊為世界貨币的國際金本位體系（1870—1914年）是曆史上最早的國際貨币體系。1816年，英國開始實行金本位制度，1870年以後将金本位制推廣到歐洲甚至包括美洲在内的更廣範圍。國際金本位體系使英鎊成為世界貨币，在其鼎盛時期，40%以上的國際貿易都用英鎊結算。英國主導建立國際金本位體系，迫使各國經濟遵循“貨币體系規則”，英格蘭銀行成為“最終貸款人”。英格蘭銀行通過操縱貼現率的高低來控制國際市場上黃金的流通，以及世界貨币的供應。國際貨币政策實質上由英格蘭銀行制定管理，英格蘭央行成為全球央行。
二戰之後，美元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擊敗英鎊，成為新的貨币霸主。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元不再與黃金挂鈎，成為了真正的信用貨币。美元與黃金脫鈎、憑借自身信用成為國際貨币體系的主導貨币，這和英國當年的英鎊與黃金挂鈎、靠主導國際金本位體系來行使英鎊霸權有着根本不同。這為美國帶來了難以估算的巨大利益。因為這時候美國的國家信用就成了全球信用，它可以通過發行貨币或債務來動員（甚至是換取）全球資源。
強大的貨币與強大的央行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強大的貨币是本國央行成為全球央行的前提；另一方面，本國央行的有效管理則成為強大貨币的保證。曆史上英格蘭央行曾保持了英鎊币值的長期穩定，不僅确立了英鎊的貨币霸權地位，還有助于提升英國國債的公信力，貨币和國債在國際市場上信譽良好為英國成為金融強國奠定了基礎。英鎊在1560—1561年被伊麗莎白一世穩定下來，此後再也沒有出現漲落，1920年之前，或者可以說1931年之前一直保持其固有的價值。這簡直是一種奇迹，……在歐洲許多種貨币當中，隻有英鎊平穩走過了令人驚歎的300年路程。貨币的這種長期穩定性是英國财富的關鍵因素。如果沒有穩定的貨币，就不會有低利率貸款，借錢給君主的人就不會有安全感，對任何合同就不會有信心，而如果英國沒有貸款就不會變得強大，也就不會擁有金融優勢（布羅代爾，1979）。
（二）強大的金融機構與國際金融中心是金融強國的關鍵抓手
金融強國往往擁有多家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以及若幹家具有強大競争力的國際金融中心，憑借其全球性貨币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吸引國際投資者，掌握國際金融市場定價權和世界經濟資源配置權。強大的金融機構與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說是金融強國的關鍵抓手。
17世紀荷蘭之是以成為海上霸主，得益于阿姆斯特丹彙兌銀行、股票市場的快速發展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中世紀晚期的歐洲興起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交易所，而于1530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赫然在冊。1609年，荷蘭人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銀行——阿姆斯特丹彙兌銀行。事實證明，該彙兌銀行為商業社會的流動資本提供了可靠的存放處，并為信用票據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票據交換所，進而為荷蘭地區貿易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金融基礎。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後不久，一個蓬勃發展的關于東印度公司股票的二級市場在阿姆斯特丹出現，進而對荷蘭的公共金融和私人金融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付競卉，2011）。英國以私有制中央銀行、跨國商業銀行、國債發行和證券交易為主要标志的金融革命，助力其成為日不落帝國。倫敦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不僅是國際貿易融資的中心，同時也是長期資金跨境流動的中心。直到今天，倫敦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外彙交易中心。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美國交易所不僅引領了全球證券交易創新，還成為促進全球科技創新和新興産業發展的重要舞台。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商品交易所也是全球大宗商品期貨交易的重要中心，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起到了風向标的作用。華爾街成為美國金融帝國崛起的标志，紐約成為世界領先的金融中心。這些強大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中心，是美國成為金融強國的重要抓手。
近現代以來世界金融中心的變遷經曆了從以佛羅倫薩等獨立城市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發展到以阿姆斯特丹為中心的“荷蘭金融”，再到以倫敦為中心的“英國金融”和以紐約華爾街為中心的“美國金融”，最後到世界金融中心呈現逐漸向亞太地區轉移并逐漸呈現多極化的發展态勢等階段。近現代以來世界金融中心的變遷，展現了金融權力的轉移和大國的興衰。
（三）強大的金融監管和人才隊伍是金融強國的根本保障
強大的金融監管是金融強國的重要保障。金融監管制度是在一次次整治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逐漸确立起來的，每一次危機都迫使監管當局對于監管重點和監管方式進行調整變革，以适應金融環境變化的新要求。
18世紀20年代初的南海泡沫事件，催生了英國的《泡沫法案》。1913年以前，在自由放任思想主導下，美國銀行業危機不斷以及資本市場的“野蠻生長”，使得金融體系風險叢生，由此催生了美國的《聯邦儲備法》。該法案宣告了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成立，并賦予了美聯儲四大職能：實施統一的貨币政策、建立全國清算支付系統、承擔最後貸款人角色以及對銀行業實行監管。自此，美聯儲成為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核心機構。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蕭條導緻美國于1933年制定并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該法案明确限制銀行業與證券業的跨業經營，禁止商業銀行關聯企業主要從事證券發行、上市和承銷等業務，标志着美國金融業正式進入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時代。1999年，克林頓總統簽署了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标志着《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結束和美國正式走上金融綜合經營的道路。而随着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并由此引發國際金融危機，誕生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實施“沃爾克法則”，加強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調整監管體系，強調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金融監管一方面有助于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避免脫實向虛；另一方面則有助于防範金融風險，減少金融的破壞性，維護金融安全。這兩方面都是金融強國所必不可少的。
同時，金融領域專業性強、複雜程度高、知識密集度高，打造一支堪當建設金融強國重任的人才隊伍至關重要。事在人為，金融要能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防範風險，還需要依靠高品質的金融人才。一方面，高品質金融人才能夠更好發揮金融的資源配置功能，推動金融創新和發展；另一方面，高品質金融人才有利于在複雜的環境中識别和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美國憑借其發達的高等教育、開放的移民政策和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吸納了大量高素質金融人才，為其金融強國建設提供了人才支撐。以紐約、倫敦為例，得益于其高度開放，其金融從業人員占全市就業人員總數分别長期維持在10%和25%。
三、錨定金融強國目标，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強國六大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即“六個強大”）的論述，以及關于建構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六大方面即“科學穩健的金融調控體系、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多樣化專業性的金融産品和服務體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簡稱“六大體系”）的論述，既是對現代金融發展客觀規律的概括總結，更為錨定金融強國目标、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指明了方向。
“六個強大”與“六大體系”有着内在的邏輯關聯，展現了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六大體系”涵蓋了“六個強大”，“六個強大”是從“六大體系”中提煉出的反映金融強國最集中、最突出的方面。我們将整合“六個強大”與“六大體系”，探索以金融強國為目标、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的實踐路徑。一方面，要錨定金融強國目标，圍繞“強大的貨币、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找準金融高品質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要堅持問題導向，聚集中國金融大而不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不高、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風險累積等弱項，補齊金融高品質發展的短闆。堅持目标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統一是錨定金融強國目标、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的重要方法論基礎。
（一）錨定強大貨币和央行，加快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與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币國際化
1. 加快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
金融強國離不開強大的央行，需要以現代中央銀行制度作為重要支撐，助力實作穩經濟、調結構、穩物價的平衡。一是繼續完善貨币政策目标體系。堅持把維護币值穩定和金融穩定作為中央銀行的兩大中心任務，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在多重目标中尋求動态平衡。更加關注結構性目标，重視就業和“雙碳”等，疏通貨币政策傳導，提高精準調控滴灌能力，使流動性更有效、更精準地流到實體經濟。完善中介目标的錨定方式，保持利率水準與實作潛在經濟增速的要求相比對，保持貨币信貸總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二是豐富貨币政策工具體系，創新結構性貨币政策工具做好“五篇大文章”。發揮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在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建立激勵相容機制，将中央銀行資金與金融機構對特定領域和行業的信貸投放挂鈎，引導金融機構将信貸資源投放至普惠小微、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領域，支援經濟高品質發展。三是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調控和傳導機制，發揮國債收益率曲線在貨币政策傳導和金融資産定價中的重要作用。推動國債和信用債收益率曲線作為貸款市場的定價基準，擴大以收益率曲線作為定價基準的應用範圍，建構基于國債收益率曲線的利率傳導架構與政策操作路徑，提高政策實施的精準性。四是增強中央銀行财務實力和資産負債表穩健性，為依法履職提供堅實支撐。切實提升中央銀行資本收益水準，适當提高中央銀行利潤留存比例，增強中央銀行财務實力。健全财務緩沖機制，加強對風險資産的評估分類管理，建立用于彌補各種風險損失及緩解順周期效應的專項準備金和動态準備金，提高中央銀行資産負債表穩健性。
2. 提升主權貨币國際化程度，強化國際金融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
金融強國參與或主導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能力強，主權貨币能在國際上自由流通，發揮國際支付、外彙交易和價值儲藏等基本功能，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币和國際大宗商品計價貨币。目前國際貨币體系多元化步伐加快，人民币國際化要順勢而為。一是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礎設施建設，有序推進本外币一體化資金池試點。繼續做好制度設計、政策支援和市場培育，加強本外币協同，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礎設施建設，為境内外主體持有、使用人民币營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環境。二是繼續穩步推進央行間雙邊本币互換和本币結算合作，支援離岸人民币市場健康發展，促進人民币在岸、離岸市場形成良性循環。發揮好貨币互換對支援離岸人民币市場發展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作用，加強與周邊和東盟國家本币結算（LCS）合作。推進人民币對相關國家貨币直接交易，支援境外國家和地區發展當地人民币外彙市場。三是健全本外币一體化的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架構，提高開放條件下跨境資金流動的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進一步完善跨境資金流動評估預警體系，豐富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箱，加強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監管間的配合，提升開放條件下跨境資金流動的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守好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二）錨定強大金融機構和金融中心，加快現代金融機構與市場體系建設
1. 建構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
金融機構是金融強國建設的重要微觀基礎。大陸擁有全球最大的銀行體系，銀行業金融機構數量多達4000多家，5家大型商業銀行入選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金融機構綜合實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但也存在發展水準參差不齊、競争力不強等問題。為此，需進一步建構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一是優化金融機構布局。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鞏固銀行體系的規模優勢，規範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對标國際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形成若幹熟悉國際金融市場運作規則、具有世界競争力的中國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品牌，加快建構整體協同、分工明晰的金融機構體系。二是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差異化發展定位。強化政策性金融機構職能定位，引導大型商業銀行積極承擔戰略性金融任務，鼓勵股份制銀行突出經營特色和競争優勢，推動城商行和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立足本地開展特色化經營，推動各類金融機構找準定位、優勢互補。三是提高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質效。鼓勵金融機構圍繞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強金融創新，提高金融産品和服務的多樣化和專業性，不斷适應經濟高品質發展新要求。四是提升金融機構國際競争力。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為金融機構參與國際競争與合作、拓展國際業務提供政策支援。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提高國際化經營水準，利用自身的規模和資源優勢擴大國際影響力，鼓勵金融科技企業在數字金融等優勢領域發揮國際“領頭羊”作用。
2. 建構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
一是加快建設安全、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強化債券市場、貨币市場、外彙市場功能。圍繞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聚焦支援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關鍵目标，推動股票、債券、期貨市場協調發展。發展多元化股權融資，支援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建設世界一流交易所，高品質建設北京證券交易所，引導私募股權創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二是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完善發行承銷制度，穩步在全市場推行注冊制，完善以投資者需求為導向的資訊披露規則體系，打造權責清晰、标準統一、透明高效的發行稽核注冊機制。完善轉闆上市機制，更好發揮各闆塊市場功能，為優質企業提供多元的發展路徑和上市地選擇，特别是進一步深化新三闆改革，研究出台精選層公司轉闆上市相關規則，提升對中小企業的服務能力。積極穩妥優化交易結算制度，豐富風險管理工具，優化融資融券和轉融通制度，穩步推進貨銀對付（DVP）結算制度改革。完善上市公司自律規則體系，探索建立健全分層差異化資訊披露安排，提升資訊披露制度的适應性與包容性，研究制定先進制造、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等重點領域專項資訊披露指引。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體系，加快推動證券集體訴訟制度落地，完善投資者權利行使、保障和救濟的制度機制，積極倡導長期投資、價值投資和理性投資文化。完善權益投資的會計、業績評價和激勵機制等制度安排，培育和壯大資本市場長期投資的意願和能力。健全資本市場法治保障和配套支援制度，建構符合資本市場發展規律的法律法規體系，推動完善行政執法、民事追償和刑事懲戒互相銜接、互相支援的監管執法體系，通過強化制度供給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建立健全公開透明的資本市場制度規則體系，讓市場對監管有明确預期，實作市場生态的良性循環。
3. 推進上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是金融強國興衰的重要标志，建設金融強國需要打造更具競争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金融強國，需進一步提升上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力。一是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争力和影響力。進一步吸引世界級金融和總部企業，以及世界一流律所、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在上海聚集，推動形成齊備的金融全産業鍊生态環境。支援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市場體系，建設國際金融資産交易平台，更好發揮科創闆“試驗田”作用，推動注冊制走深走實，高水準建設再保險國際闆。二是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香港全球投融資平台的地位優勢，支援香港打造海外資本“引進來”和國内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優化内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豐富風險管理産品和流動性管理安排，增強離岸和在岸兩個市場間的聯系。強化香港離岸人民币業務的樞紐地位，推動人民币櫃台納入港股通，促進香港股票人民币計價交易，推動落實離岸國債期貨的措施，豐富人民币投資産品種類。
（三）錨定強大的基礎支撐，着力金融基礎設施與金融法治建設
金融基礎設施是為各類金融活動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的系統及制度安排，是金融市場穩健高效運作的基礎性保障，是強化金融風險防控、實施宏觀審慎管理和保障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金融強國的建設，離不開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提供有力支撐。曆史經驗表明，當危機和沖擊來臨時，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繼續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關鍵在于金融基礎設施是否具有強大韌性。與此同時，法治是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石。在金融領域中，契約、治理、權益等都需要依靠法治來保障各方利益得到平等尊重和保護。上千年的金融發展史告訴我們，金融的運作、發展與穩定，依靠的是信用，而法治是信用最根本、最有效的支撐與保障。
1. 完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建設，為金融市場穩健高效運作提供支撐
作為國家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金融基礎設施是連接配接金融機構、維持市場運作的基礎性保障，發達且高效穩定的金融基礎設施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必要條件。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需重點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提高金融基礎設施運作效率。優化金融基礎設施布局，增強各類金融基礎設施的整體性，促進金融基礎設施之間有序互聯互通，提高運作效率與服務水準。加快推進新興技術在支付結算、登記托管、征信評級、資料庫建設等多領域應用，打造具有國際競争力的金融基礎設施。二是加強關鍵金融基礎設施保護。強化對參與者數量多、市場占有率高、業務關聯性大及營運失敗将對金融體系風險産生重大影響的金融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審查與評估，強化系統重要性金融基礎設施關鍵業務崗位管理、技術規範、系統故障應急處理機制和災難備份機制。三是增強金融基礎設施獨立性。增強金融基礎設施在設計、運作和維護以及相關制度制定方面的獨立性，提高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確定核心技術和關鍵資源自主可控，對于涉及國家金融安全、外溢性強的金融基礎設施，保持國家絕對控制力。四是建立适應國際市場規則的開放型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完善人民币跨境投融資、交易結算等制度和基礎設施安排，擴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國際應用範圍，加快CIPS與其他國際結算系統在标準、規則上的對接。建構與國際接軌的信用評級、稅收、會計、審計等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建立專業化、國際化的資訊披露制度。
2. 加強金融法治建設，為金融業發展保駕護航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加強金融法治建設，及時推進金融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為金融業發展保駕護航。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從貨币的産生與演進，到金融工具的創新與發展，其背後的基礎均是信任。金融運作本質上依賴的就是信任（及信用）。相比于實體經濟領域的實物保障，金融完全依賴于信用的特點更需要有契約精神和法治保障。無論是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上司，還是全面加強金融監管，都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一方面，随着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深水區，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識、規範發展行為，為金融活動提供架構完整、邏輯清晰、制度完備的規則體系變得更為迫切。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驅動下的金融創新節奏加快，新的金融業态、金融産品、金融服務不斷出現，亟待金融法治給金融創新以清晰引導和明确邊界，既要包容創新，又要防範風險。此外，加大金融法制執行力度，對各類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一是健全金融法律體系。加強金融領域重要法律法規立改廢釋，加快補齊新興領域制度短闆，發揮司法解釋、部門規章、規範性檔案等填補空白的作用。推動金融法律與其他法律的有效銜接，建構系統完備的金融法治體系。二是規範金融創新發展。加強對金融新業态、新業務、新主體的研究，提升金融立法的包容性和比對性，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發展。嚴厲打擊以金融創新名義開展的非法金融活動，最大程度消除監管空白和盲區，消除非法展業空間。三是提高金融司法水準。在總結金融法院制度經驗、運作經驗、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加快建構公正高效權威的金融審判體系，提高金融審判專業化、國際化水準，提升金融審判質效和司法公信力，發揮金融司法對金融市場的價值引領和規則指引作用。
（四）錨定強大的制度保障，着力加強黨的上司和金融監管體系建設
1. 加強黨的上司，是建設金融強國的根本保證
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上司一切的。黨的上司堅持得好不好，黨的建設搞得好不好，事關金融系統的凝聚力戰鬥力，決定金融事業的興衰成敗。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最關鍵的是要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上司，将黨的上司貫穿到金融工作的全過程、各方面，確定金融業發展的正确方向。一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不斷完善黨上司金融工作的體制機制。中央金融委員會要發揮好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作用，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要統一上司金融系統黨的工作，中央金融管理部門要依照法定職責承擔監管主體責任，積極發揮專業優勢和履行行業管理職責，共同推動建立科學高效的金融穩定保障體系。進一步強化地方黨委對金融機構黨組織的上司，建立健全地方黨政主要上司負責的重大風險處置機制，發揮好地方黨委金融委員會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實屬地責任。二是充分發揮黨上司金融工作的制度優勢，提高貨币金融政策的系統性、科學性、有效性。加強黨中央及其經濟金融工作部門對貨币金融政策的評估督導，強化财政、貨币、就業、産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在決策和施策過程中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有效增強市場預期，穩定市場信心。以統籌發展和安全為重大原則，在黨中央集中統一上司下健全國家安全部門與經濟金融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及配合機制，形成權威高效、靈活順暢的發展和安全工作統籌協調機制和指揮體系，辦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三是将黨的上司嵌入國有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架構之中，完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企業制度。重點是要加強黨對國有金融機構的上司，将黨的上司作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最大特色加以堅持和完善，發揮黨的上司在確定正确方向和道路上的決定性作用，切實履行好國有金融資産保值增值責任，維護好所有股東權益和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2. 堅持黨管人才原則，努力鍛造一支高品質的、适應新時代需要的金融人才隊伍
金融強國建設需要打造一支堪當重任的人才隊伍，保持純潔性、增強專業性并提升戰鬥力。新時代金融人才必須深化對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認識，擁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上司，牢固樹立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胸懷“國之大者”，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勇于擔當作為；掌握金融業及其相關領域的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能，提高全球視野和國際競争力。經受嚴格的思想淬煉、政治曆練、實踐鍛煉、專業訓練，敢于發聲亮劍，辦好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兩件大事。一是把保持金融隊伍的純潔性、專業性、戰鬥力擺在金融人才隊伍建設的核心位置。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完整、準确、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政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标準，以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态、紮實有效的工作舉措，全面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不斷提高金融人才工作品質，確定大陸金融隊伍的純潔性、專業性、戰鬥力。二是做好重點金融領域專業性金融人才的培養工作。要聚焦金融高品質發展的新領域、新賽道，研究未來大陸金融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演變趨勢，強化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等重點領域的金融人才培養。三是建立功能完備、高效便捷的金融人才服務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發金融人才創新創業創造活力，使政府和市場兩隻手協同發力，共同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建設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金融人才市場體系。
3. 打造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保障金融穩定發展
強大的金融監管是金融強國建設的有力保障。必須切實增強金融監管震懾力和權威性，對重大金融風險制造者從嚴從重處罰，讓金融監管真正“長牙帶刺”。一是落實金融監管全覆寫。協同建構全覆寫的金融監管體制機制，確定監管無死角、無盲區、無例外。管合法更要管非法，既要管“有照違章”，更要管“無照駕駛”；管行業必須管風險，嚴密防範一般商事行為異化為非法金融活動、衍生出金融風險；建立健全由金融監管總局牽頭兜底監管機制。二是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聚焦影響金融穩定的“關鍵事”、造成重大金融風險的“關鍵人”、破壞市場秩序的“關鍵行為”，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探索改進監管方式，加快監管大資料平台建設，充分運用科技手段，提高對于跨市場、跨業态、跨區域金融風險的識别、預警和處置能力。三是健全權責一緻的風險處置責任機制。壓實金融機構及股東、實際控制人、金融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等各方責任，加強監管協同和上下關聯，健全具有硬限制的金融風險早期糾正機制，對風險早識别、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四是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和平台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重塑，加強跨境金融監管合作，推動形成更加完善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和更加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張曉晶：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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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星月；初審：程子茜、陳佳妮；複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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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在的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機關部門聯合開展相關黨建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準許，已正式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的有關機關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