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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全球分歧:地緣政治阻礙強大技術的全球監管

作者:全球技術地圖
人工智能的全球分歧:地緣政治阻礙強大技術的全球監管

地緣政治沖突如何影響人工智能技術的全球監管?2024年3月,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發表了全球人工智能意見分歧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指出,地緣政治将阻礙國際社會形成全新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制。在一個支離破碎的法律秩序中,極為危險的人工智能模型将被作為地緣政治沖突的工具而被開發和傳播。元戰略編譯文章重要内容,為讀者探讨地緣政治對全球人工智能監管的影響提供參考。

2023年11月,中國、美國和歐盟等國家共同簽署了《布萊切利宣言》,就如何應對前沿人工智能(以ChatGPT為代表的最先進的生成模型)的風險提出了廣泛的意見。宣言指出了人工智能被濫用于“虛假資訊”以及在網絡安全和生物技術領域引發“嚴重甚至災難性”風險的可能性。通過多國公報和雙邊會談,一個規範人工智能的國際架構似乎正在形成。從美國總統拜登于2023年10月釋出的人工智能行政指令;歐盟于2023年12月準許通過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以及中國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相關法規,我們會發現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驚人地趨于一緻,共同目标大緻都是防止人工智能被濫用,同時又不限制創新。樂觀主義者提出了對人工智能進行更密切國際管理的建議,如地緣政治分析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和企業家穆斯塔法·蘇萊曼(Mustafa Suleyman)在《外交事務》期刊上提出的觀點,以及蘇萊曼和谷歌前CEO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金融時報》上提出的計劃,他們在計劃中呼籲成立一個類似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國際小組,以“向各國政府通報人工智能能力的現狀,并對未來做出基于證據的預測”。

但是,建立全新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制可能會遇到一個不幸的障礙:地緣政治。大國可能會公開堅稱,它們希望在人工智能監管方面開展合作,然而它們的行動表明,未來将是各自為政、互相競争的局面。在擷取半導體、制定技術标準以及監管資料和算法方面,不同的法律制度正在形成,這将阻礙各國之間的各種合作,并形成一個由互相交戰的監管集團組成的充滿意見分歧的格局,“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類”的崇高理想将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礁石上化為泡影。

一、人工智能相關的沖突領域

2022年10月,美國商務部釋出了首個針對先進晶片和晶片制造技術出口的全面許可制度。OpenAI、Anthropic和其他技術前沿公司所使用的尖端人工智能模型都需要這些先進晶片來制造裝置。由于世界貿易組織(WTO)制定的國際貿易法沒有充分限制各國政府實施的出口管制,是以各國有可能在半導體領域展開針鋒相對的競争。該組織過去很少涉及這個問題,而自從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8年通過阻止任命新成員的方式使世貿組織的上訴機構失去作用以來,由一個權威的全球機構來可信地執行新的正式規則前景一直渺茫。

第二個沖突的領域涉及技術标準。長期以來,任何重大技術的使用都離不開這些标準的支援:試想一下,如果每個州都有不同的法律規定的鐵軌軌距,那麼要在全美範圍内修建一條鐵路是多麼困難。數字時代的興起見證了各種标準的普及,這使得人們能夠在全球範圍内生産和購買複雜的産品。例如,iPhone 13近200個零部件來自十幾個國家。如果要讓這些不同的部件協同工作,制造出能夠與基站、衛星和物聯網通信的産品,它們就必須共享一套技術标準。這些标準的選擇影響深遠,它決定了創新能否以及如何找到商業用途或獲得市場佔有率。正如德國工業家維爾納·馮·塞門斯(Werner von Seimens)在19世紀末所說:“誰擁有标準,誰就擁有市場”。目前,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國際标準化組織(ISO)和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等一系列鮮為人知的機構正在就數字技術的總體技術标準進行協商。這些機構總部設在日内瓦,以非營利組織或聯合國附屬機構的形式運作,在制定全球數字貿易和競争條件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這些機構的成員根據多數原則對标準進行表決,迄今為止,這些論壇一直由美國和歐洲的官員和企業主導,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在人工智能領域,被不同技術标準分割開來的市場将減緩新人工智能工具的傳播。這也會使可在全球範圍内應用的技術解決方案變得更加困難,以解決虛假資訊或深度僞造等問題。實際上,大國認為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将變得更加難以解決,關于人工智能相關技術标準的分歧已經出現。例如,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規定使用“适當的風險管理措施”,為了定義這一術語,該法案希望由三個獨立的标準制定組織來制定和頒布有關人工智能安全風險的具體标準。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立法中指定的三個機構都是歐洲的,而不是上文提到的國際機構。這似乎是有意識地将歐洲的法規與美國和中國的法規區分開來,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相關标準的碎片化。

二、地緣政治沖突對人工智能所需無形資産的影響

地緣政治沖突不僅塑造了人工智能實物商品的新的國際監管格局,還加劇了這項技術所需的無形資産的分歧。同樣,新出現的法律制度鞏固了存在分歧意見的世界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廣泛的集體解決方案很可能會失敗。

人工智能的第一項所需的無形資産是資料。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建立在海量資料的基礎上。然而,要想取得成功,它們還需要更有針對性的大量資料。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能夠根據簡短的提示生成段落文字或擴充視訊,功能強大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它們往往不适合特定的任務,它們必須通過更小的、特定環境的資料集進行微調,才能完成特定的工作。例如,一家公司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來開發客戶服務機器人時,可能會使用自己的消費者互動記錄來訓練這種工具。簡而言之,人工智能既需要大型資料儲存庫,也需要更小、更定制化的資料池。

是以,企業和政府将不可避免地為擷取不同類型的資料而展開競争。有關資料流動的國際沖突并不新鮮:在歐盟法院于2015年否決了一項允許公司在美國和歐洲的伺服器之間移動資料的安全港協定(SafeHarbor)後,美國和歐盟就資料跨越大西洋的條件問題多次發生沖突。現在,此類分歧的規模正在擴大,影響着資料的流動方式,使資料更難跨越國界。直到最近,美國還在推廣全球資料自由傳輸的模式,這是出于對開放市場的承諾,也是出于國家安全的需要。美國華盛頓一直在積極利用雙邊貿易協定來推動這一願景。與此相反,歐洲法律長期以來對資料隐私更為謹慎。

最後,關于國家是否以及何時可以要求披露支援人工智能工具算法的全球競争正在湧現。例如,歐盟提出的《人工智能法案》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向政府機構提供某些模型的内部運作情況,以確定這些模型不會對個人造成潛在傷害。美國的做法更為複雜,也不完全一緻。一方面,拜登在2023年10月釋出的行政指令要求披露“雙重用途基礎模型”(既可用于商業用途又可用于安全相關用途的尖端模型)的目錄。另一方面,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推行的貿易協定中包含了許多條款,禁止其他國家在其法律中強制要求披露“專有源代碼和算法”。實際上,美國的立場似乎是在國内要求公開,而在海外則禁止公開。

盡管這種對算法的監管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各國很可能會沿着全球資料監管所開辟的意見分歧之路前行。随着技術設計決策(如人工智能負責優化的精确名額)的重要性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各國很可能會試圖迫使公司披露這些資訊,但同時也會試圖禁止這些公司與其他政府分享這些資訊。

三、分裂的法律秩序與全球合作的缺失

在全球應對其他挑戰的決心搖擺不定的時代,大國最初在應對人工智能問題上表現出樂觀的态度。人們似乎普遍認為,人工智能可能造成嚴重危害,需要采取協調一緻的跨國行動,然而,各國并沒有走上這條道路。

由此産生的法律秩序的特點将是分裂和疏遠,它将使各國互相猜疑,削弱善意,同時,也很難提出更好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建議。新出現的制度會增加收集資訊和評估新技術風險的難度,更危險的是,由于人工智能監管在法律上日益碎片化,所帶來的技術障礙可能會使某些全球性解決方案變得不可能,比如成立一個人工智能政府間小組。

在一個支離破碎的法律秩序中,極為危險的人工智能模型将被作為地緣政治沖突的工具而被開發和傳播。一個國家管理人工智能的努力很容易受到境外勢力的破壞。是以,如果全球對人工智能監管的努力從未真正實作,那麼世界将會有很多的損失。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元戰略,原作者Zoie Y. Lee。文章内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衆号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元戰略

作者丨Zoie 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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