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三國本質上是南北朝的格局，屬于蜀漢和東吳結成“南朝”的共同體與北方的曹魏長期對峙，至于南方北伐為什麼不能取得像魏晉之後北伐那樣的戰功，就是因為，當時的北方政局穩定，且蜀漢和東吳根本不可能結成一個有效的整體進行能量輸出。
衆所周知，南北朝時南朝的北伐是不斷創造突破性勝利，典型代表就是劉裕北伐，不僅拿下了洛陽，更是攻克了長安，劉裕大會未央宮、祭祀漢家陵阙就是南朝北伐的巅峰。但之前的三國，蜀漢和東吳連年北伐，但卻根本就沒有取得什麼突破性進展，最多隻是以攻為守，稍微延長了其生命周期而已。
究其原因還是，客觀條件的限制，以及東吳和蜀漢不能結成一個整體統一行動。
首先是地理層面的短闆。東吳和蜀漢雖然控制了長江防線，但卻沒有占據江淮之地，按照守江必守淮的邏輯，東吳實際上長期處于曹魏的戰略包圍中，根本就不能主動破局。
後來的南朝，之是以前期能夠屢次在北伐中獲利，本質原因就是占據了江淮之地。當陳宣帝喪失了淮南之地後，南朝的命運實際上就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除了地理層面的短闆外，經濟也是巨大的制約因素。三國時的南方，根本就沒有獲得大面積的開發，其經濟體量根本不能和北方相比。但随着永嘉南渡之後，北方精英和先進的生産力都一朝被引入了南方，極大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人口紅利。
而三國時的北方，不僅精英缺乏，生産方式落後，更是嚴重缺人。為什麼孫權不斷清剿山越将其補充進東吳軍隊，諸葛亮和姜維曆次北伐也是以擷取人口為主要目标，原因就是人口的嚴重缺乏。就連曹操也是不斷将胡人内遷到關中的節奏，都缺人。
我們可以來看一組資料：公元263年，蜀漢滅亡的那一年，蜀漢的人口總數是94萬、東吳為230萬，而曹魏的資料卻是4332881人。南方和北方根本就沒有可比性。
作為兵源和賦稅的主要來源，南方在人口不如北方的情況下，經濟和軍隊發展都受到制約，根本沒有強大的實力支撐其長期北伐。
最重要的還是内部沖突。東吳的淮泗派和江東世族是嚴重的不相容，導緻孫權在實行江東化的過程中花費了太多的精力和時間，同時，内部的山越問題也是掣肘東吳發展的重要因素，據史書記載，從公元200年到207年，孫權一直都在處理内部的山越問題，甚至是以錯過了占領荊州的最佳時機。
既然内部沖突突出，那麼肯定不能形成合力集中優勢資源進行北伐。同時，内耗還會嚴重制約前線的發揮。
蜀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由于劉備是以入侵者的形象執掌益州的，是以荊州派和益州派也是長期不相容，雖然諸葛亮以“興複漢室，還于舊都”的旗号将大家暫時團結了起來，但沖突也并沒有是以消解，還是會影響到北伐的力度，李嚴在糧草上做文章和諸葛亮内鬥就是典型。
更緻命的是，蜀漢和東吳還嚴重缺乏政治合法性。孫氏家族在内被江東人認為是入侵者，對于中原人來說，更是立場反複之小人，其在中原根本就沒有民心可言。當然，孫權稱帝隻能是僭越行為，就連蜀漢内部都将孫權稱帝定性為僭越，隻是出于聯盟的需要不在明面上攻擊而已。
既然政治不正确，江東北伐的力度肯定會大打折扣，屬于逆勢而為。
孫權稱帝屬于僭越 圖源/劇照
蜀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雖然其高舉“複興漢室”的大旗，劉備也以漢高帝劉邦和漢世祖劉秀的繼承者自居，但其政治形象也是兩面不是人：對内，被益州士大夫群體認為是入侵者；對于天下人來說，曹魏才是所謂的正朔。
尤其是經曆了夷陵之敗和劉備之死，蜀漢的政治合法性更是被大打折扣，如果不是諸葛亮受命于危難之際，蜀漢的大廈可能早就倒了。
既然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戰，蜀漢肯定不能集中優勢資源進行北伐。為什麼姜維此後北伐屢屢遭遇内部掣肘，正是政治合法性的短闆所導緻的結果。
而此後的東晉和宋齊梁陳就不一樣了，自從遷到江左之後，就一直是以華夏正朔的身份自居，是站在政治的高地，其曆次北伐也是高舉文化的大旗同時配合武力對北方的胡人政權進行打擊，是以才會屢屢取得突破性勝利。
當然，南北朝時的北方一直處于動蕩之中也是南朝能夠屢屢獲勝的重要原因。自從五胡入主中原之後，北方就頻繁上演改朝換代的鬧劇，即使是後來的北魏，也在六鎮起義之後經曆了分裂，被分解為東西兩魏，進而發展為北齊和北周兩個政權。
而南朝北伐總是緊抓北方内亂的視窗期，進而屢屢獲勝。劉裕北伐為什麼會取得大會未央宮的大勝，就是因為，當時的北方是好幾個政權并存，并不能形成合力以對付南朝軍隊。當時，無論是北魏還是赫連勃勃的大夏，都對劉裕北伐采取了觀望态度。
劉裕北伐是南朝北伐的巅峰 圖源/網絡
再看三國，北方一直處于曹魏的牢固控制中，諸葛亮期望的“天下之變”并沒有發生，即使北方後來發生了政權從曹氏轉移到司馬氏的事，但也隻是小範圍的震蕩，并沒有影響到大局。
北方既然始終穩定，那麼蜀漢和東吳北伐就都不可能取得較好的成績，能保證不敗就不錯了。
相比北方的穩定，南方其實是出于分裂狀态的。雖然蜀漢和東吳以結盟的方式将其打造為一個“南朝”共同體，但卻根本不能做到統一行動、集中優勢資源為北伐服務。
這從雙方不能步調一緻地配合出兵就能看出來。諸葛亮幾次大舉北伐，時間多選在一二月，而孫權卻總是在四五月份甚至更晚才出兵配合蜀漢。當時的情況是，蜀漢和曹魏已經開打，孫權才出兵，孫權已經退兵了，蜀漢還在和曹魏死戰。而且，孫權本質上是以一種逐利心态來處理聯盟關系的。這就導緻，蜀漢和東吳根本就不是以一個組合的力量對付曹魏，反而更像是蜀漢孤軍北伐。
既然雙方不能做到同時出兵，步調一緻，那麼曹魏在戰術上就可以閃賺騰挪，做到軍隊的東西調動，蜀漢第一次北伐時，張郃被調往關中就是例證。
也就是說，蜀漢和東吳的結盟根本就不能做到将優勢最大化，其作用也隻不過保證了吳蜀之間的不互撕。
這樣，東吳對于蜀漢的掎角作用根本就不能有效發揮。
當然，這和孫權戰略的調整也有關系。孫權早期是有建立帝業的雄心的，但在經曆一系列事件之後，已經認清現實，隻想維持江東偏安的格局。是以，自然不會在北伐一事上傾注過多心血。
同時，由于荊州之戰和夷陵之戰的影響，雙方本質上是互不信任的，根本不能做到團結一心。蔣琬執政時，将駐地從漢中内移到涪城時，馬上就引起了東吳方面的過激反應，認為蜀漢要背盟，要不是孫權壓下了内部的敏感情緒，蜀漢和東吳的聯盟關系可能會再一次面臨破産。
另外，後勤也是制約蜀漢北伐的一個重要因素，不管是諸葛亮北伐還是姜維北伐，其大多數都是因為糧草問題而不得不退兵，功虧一篑。
東吳也因為對長江流域的有限性開發不能做到後勤的及時補給。而打仗本質上拼的就是後勤，為什麼司馬懿總是死耗諸葛亮，本質上就是想耗死蜀軍。
而之後的南朝北伐，雖然也屢屢被糧草問題困擾，但相比三國時代總歸是好多了，而且，由于北方人對故國衣冠的懷念，劉裕等人還常常能因糧于敵，就地進行物資補充。
總之，以三國時代的條件和吳蜀脆弱的聯盟，其在北伐行動中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
最多是以攻為守盡量延長其生命周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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