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今年3月，《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在倫敦書展被企鵝出版社以高價購入英聯邦英文版權，迄今已售出美、英、法、德等12個國家和地區的版權。這本書的責編普照講述此事時，難掩心中的驕傲。
《我在北京送快遞》是他策劃編輯的第一本原創作品。許多人稱贊普照慧眼識珠，但不是每個人知道，這本書是這位文學編輯即将放棄出版行業時“殘存的最後一點牽絆”。2022年對普照和他所在的出版公司浦睿文化來說都是充滿危機的一年。因封控停産，公司的出版進度嚴重滞後。2023年，普照抱着孤注一擲的心情把這本原定于前一年4月上市的書推向市場，“當時公司整體上沒有覺得這是一本特别的書，我們沒有那麼大的預見性。但我腦子裡回想的是《人物》的那篇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它對我來說是有回響的。”
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中，作者胡安焉記錄了自己在20年裡做過的多份工作，包括快遞員、夜班揀貨勞工、便利店店員、保安、自行車銷售、服裝店導購等。它是2023年最受關注的原創非虛構作品之一，登上了諸多媒體的圖書榜單，截至目前，豆瓣上有4.4萬人次打分，評分8.1。開卷資料顯示，2023年上市至今，該書銷量累計5萬多冊。據普照透露，該書發行量已達12萬冊。
早在胡安焉和他的首部作品出現在公衆視野之前，讀者們對“打勞工文學”就已不陌生，例如礦工詩人陳年喜、外賣員詩人王計兵、家政工作家範雨素的作品都得到了關注。但近兩年一個值得注意的出版現象是，講述基層工作者生活與工作經曆的紀實作品似乎在“異軍突起”。除了《我在北京送快遞》以外，《我的母親做保潔》出版三個月加印三次，作者張小滿被評選為2023年度刀鋒圖書獎年度非虛構作者；近日，80後計程車司機黑桃的首部紀實作品《我在上海開出租》出版……
普通勞動者的日常故事為何打動我們？如果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稱得上是一種出版熱的話，這一趨勢折射出怎樣的社會心态？在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訪了多位編輯和書評人，試圖圍繞這一問題展開讨論。
01 “我在XX做XX”：基層非虛構寫作熱潮初現？
書評人、作家維舟對《我在北京送快遞》描述的一個細節印象深刻：深夜做快遞包裹分揀工作時往往要忙到汗流浃背，保持着裝幹淨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反正總是要弄髒。“本來大家覺得送快遞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現在他把送快遞裡面的很多東西都掰開了給你看。”他欣賞文字中流露出的作者人格特質，“困境也好，挫敗也好，這個人非常平和，對自己的處境是比較接受的。我覺得打動人的可能也是在這個地方，他讓很多人看到了普通人的真實處境。”
維舟指出，《我在北京送快遞》《我的母親做保潔》這類非虛構作品的共同特點，是基于作者“打勞工”的身份寫作而成，有着強烈的真實感和故事性，語言通常比較平實，又因為主旨多為講述勞動者親身經曆而呈現出“去政治化”的特征。他認為，素人或業餘作家的此類非虛構作品湧現是“階層下沉”的結果：自90年代末高校擴招以來，中國人的教育水準不斷提升，但任何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因無法提供足夠多比對高學曆的工作崗位而出現一種情況——學曆或知識水準不錯的人開始投身基層工作崗位，此時，一些基層工作者已獲得了自我身份意識，能夠發出一些代表所在群體的聲音。
勞動者寫作在海外不是一個新鮮概念，其中一些優秀作品也已譯介到國内，比如美國作家露西亞·柏林（Lucia Berlin）的短篇小說集《清潔女工手冊》。普照注意到，或許是因為西方社會整體人文素養水準較高，此類書寫藍領工作的作品通常有較強的知識分子氣質，寫作者更像是在以體驗生活、反思現象的态度面對所從事的工作。
相較而言，“（胡安焉）不是從知識傳統出發寫作的，他是從自己的個人經驗、從讀過書後對生活的咀嚼反思中悟出一些‘小哲學’、一些微觀的東西。他的寫作沒有那種哲學或者社會學的架構。”
對于《我在北京送快遞》等作品經常被貼上“素人寫作”标簽，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張吉人并不認同，他認為一個更合适的描述是“life writing”，即生命寫作或生活寫作。生命寫作主要記錄個體經驗、記憶、觀點和情感，很多非虛構寫作形式——包括傳記、回憶錄、日記、書信，甚至是社交媒體上的圖檔和文字——都可歸于此類。“從這個角度來看，‘個體生命經驗表達的民主化’早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趨勢了。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裡說過，個體寫作是需要時代條件的。面對這種時代趨勢，出版業基本上是了解和接納的态度。”
根據張吉人對國内原創圖書市場的觀察，這類基層工作者的非虛構寫作尚未成氣候，“基層工作者的非虛構寫作本來就很難，因為閱讀和寫作是有條件的，比如閑暇。”從圖書出版的角度來說，他認為更可行的一種模式是，具備創作能力和出版資源的寫作者通過較長時間的“卧底式”或“體驗式”生活來書寫基層工作的經驗和事實。這種模式在國外的非虛構寫作中比較常見，比如美國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層的生活》。張吉人表示，這本書影響了很多後續同一題材的作品，“芭芭拉·艾倫瑞克是個知行合一的創作者，我特别佩服這一點。作家、民權運動者、保潔、餐館服務員、超市售貨員，不同的社會身份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一點也不違和。”
“萬有引力”書系負責人、廣東人民出版社學術文化出版中心主任施勇告訴界面文化，目前出版社對本土原創作品處于一種非常饑渴的狀态，但現實是優秀原創作品的供給非常稀缺，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能否成為一股出版熱還尚待觀察。
他坦言，做新人、業餘作家的圖書其實難度頗大，出版社雖然對此類原創作品有興趣，但比較慎重，一般會綜合考量旗下圖書的市場回報情況，在擁有國民級暢銷作品保障穩健現金流的前提之下，給新人、業餘作家留出一定空間。2021年夏天，施勇在《讀庫2103》中讀到了《我在北京派快件》和《我在上海開出租》，标題對仗的兩篇非虛構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一篇是胡安焉寫的，他與寫後一篇的黑桃相識，在豆瓣上幫忙吆喝詢問是否有出版社感興趣。
普照也是在豆瓣上發現胡安焉的。2020年4月，他讀到了胡安焉發在豆瓣上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之後又被他的《在上海打工的一年》深深打動。“他是一個有寫作素質的人，不是那種網上随便寫寫的人，他的寫作幹淨利落，不露聲色地流露出個人風格，這樣的寫作者其實很難找。”豆瓣關注胡安焉一年後，普照給他發了豆郵，詢問是否有出版興趣，後來便有了《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書。
廣東人民出版社今年還将推出另外一部非虛構作品《醫院是座動物園》，作者王戈多是某三甲醫院的宣傳科職員，他将醫院15年工作經曆中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形成一個個短小、充滿戲劇性的故事。這位王戈多正是黑桃引薦給出版社的，施勇提到，社交網絡給予普通人公共表達的機會，業餘寫作者也在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社群，從這個角度而言，“普通人寫作其實也是有希望的。”
02 閱讀趣味向内轉：小人物認同與情緒價值
維舟指出，一類作品能夠引起普遍性的共鳴，需要特定的讀者群支撐。根據他的觀察，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個明顯轉變，是人們對普通人的關注和興趣在增加。“比如曆史類讀物，以前大家都會關注曆史中的大人物，這兩年出現了微觀史學的興起，大家就是喜歡小人物。”去年熱門卡通片《中國奇譚》中的角色“小豬妖”爆火，也反映了這一趨勢，“大家覺得我們打勞工和這個小豬妖的處境是一樣的。如果要說‘打勞工文學’能夠喚起轟動，首先就在于一大批讀者開始自我認同為打勞工。”
“曆史作品也好，小說、非虛構、動畫也好，但凡能把小人物的悲歡離合表述出來，很多人就會覺得獲得了一種情感上的滿足，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法得到這種情感滋養。作品本身是否具有文學性，很多人其實并不怎麼在意。”
維舟注意到，中國社會的另一個特點也在助推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的流行，即中國的很多知識精英也自我認同為“小人物”。在任何一個社會，出版業編輯、高校學者等群體都屬于知識精英階層，但在中國，文化資本并不必然給這些群體帶來更優渥的收入，讓他們産生處于較高階層的認同感，“是以就導緻整個社會面對較低階層群體普遍存在同情或共情。”維舟發現，“中産階層”在中國是一個高度模糊的概念，很少有人主動承認自己是“中産”。“月入2萬肯定算是中産階層了對吧？但很多人會跟你講我隻是個打勞工。再問他們，你覺得收入多少算中産？有的人會跟我講，至少得年薪50萬或100萬。”在他看來，知識精英或中産的合法性在中國社會實際上處于受質疑的狀态。
普照感受到了後疫情時代社會心态的明顯轉變——中産叙事正在遭遇越來越強的質疑。“大家對‘進步’祛魅之後，就想看看生活還有什麼可能性。進步主義的主流思潮潰散後，我們現在處于一種多元、混亂的狀态。是以，能從日常生活中看出更多意義或者趣味的人，反倒能吸引人們的關注。”
維舟進一步指出，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的流行更多不是出于讀者對行業内幕的興趣。他認為，對于快遞員、保潔或計程車司機這些職業的好奇，不足以解釋這些作品受到的關注，更重要的是此類作品傳遞的情感力量。“如果把這些書當作消費品的話，它們一定在某種功能上滿足了特定讀者人群的情感需求，”他說，“中國人喜歡看個人的真實經曆，TA經曆的悲慘的、戲劇性的磨難。我們經常會看到一句話，‘現實比小說還精彩’或‘小說家都不敢這麼寫’。你會發現，講故事對大衆就是閱讀友好的。”
在分析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熱的成因時，施勇也頻頻提及“情感”一詞。根據他的觀察，在社會整體氛圍改變的影響下，中國讀者在閱讀趣味上出現了向内轉向的趨勢，人們對宏大叙事、外部世界的關切正在讓位于對當下、對自己的關注，這直接導緻了出版選題結構的變化。在他看來，幾年前在中文圖書市場爆火的《人類簡史》放在今天出版的話傳播效應可能不會那麼強，“那個社會氛圍已經不存在，人類發展的規律、整體世界的趨勢，這些知識價值對讀者改變現狀沒有幫助。我可能明天就要被裁員降薪，我上有老下有小，思考這些宏觀問題幹什麼呢？”
施勇注意到，中國讀者閱讀趣味的轉變其實早在2018年就已經出現。他仍記得，2017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英國曆史學家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的“地中海史詩三部曲”，成為當年的暢銷書。一個從事旅遊自媒體的大學同學告訴施勇，她也買了這套書，因為要去土耳其旅遊，希望提早了解一些當地曆史。這種對外部世界的向往已然式微，連帶效應是世界史書籍銷量的下降。施勇說，身為出版從業者，這兩年也發現自己不太讀得下去世界史書籍了。
在他看來，如今有銷量保證的書往往是那些與個體命運息息相關、能讓讀者從中看到自己的作品。“現在情緒價值可能比知識價值更重要，因為知識已經很難改變什麼東西了，或者說改變所需的時間很長，我等不及了。那起碼這本書得撩撥一下我的心弦，讓我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03 基層工作者的故事火了，然後呢？
普照和施勇都告訴界面文化，他們并沒有刻意地往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的方向做出版規劃，無論是《我在北京送快遞》還是《我在上海開出租》，它們的出版和市場反響都有不小的偶然性。
施勇表示，“我在XX做XX”類作品的流量其實在2023年已經被《我在北京送快遞》和《我的母親做保潔》這兩本書消耗得差不多了，往後如果要繼續出版這類作品，一定要給讀者提供一些新的東西，要麼是新鮮的角度，要麼是新鮮的語言。“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或者‘打勞工文學’能不能形成一個趨勢，主要還是看作品本身的品質如何，有沒有足夠多的人寫出足夠數量的優秀作品，”他說，“我們很需要更多各個行業的一線從業者提起筆來書寫行業故事，通過這些故事讓讀者看到整個社會的變遷。”
在維舟看來，如果說基層工作者非虛構寫作已經形成了一股風潮，那它一定與社會心态的變化有關。要判斷這股風潮是否會持續，需要看兩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此類作品的市場供給是否在增加，寫作模式是否能持續翻新，給予讀者新鮮感；第二，社會心态是否再次發生調整，讓讀者可能失去與“小人物”和“打勞工”的情感共鳴。
施勇認為，出版熱點極少是出版從業者精心規劃的結果，一部作品能不能成功其實就是“賭”，這也正是他所說的出版社需要有國民級暢銷老書的意義——這能保證這家出版機構還能“留在牌桌上”，繼續去“賭”下一批新銳作家的作品。“當然，圖書編輯不是盲目選書的，TA肯定有某種直覺，辨識出一部書稿的獨特意義。但整體而言，做一本書和風投沒有兩樣，可能隻有10%甚至5%的書是‘成功的’，剩下大量的書可能會成為‘炮灰’。”
作為出版社編輯部門管理者，他看重挖掘素人或業餘作家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是，在這個熱情特别稀缺的時代，激勵編輯更長久地保持工作熱情。“素人作者需要編輯投入的精力非常多，但隻要磨合得順暢，可能性也會更多，給編輯帶來的成就感也更大。名家作品有榮譽，自帶流量，但成熟作家可能會讓編輯失去熱情，而熱情一旦被損耗了，重燃是非常困難的。”
在忙碌于《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編輯和營銷的過程中，普照找回了剛入行時“所有熱情都投注在這個世界上”的狀态。如今想來，他慶幸能在自己對編輯職業最迷茫的時候發現了胡安焉，與這位和自己同樣有着“讨好型人格”的寫作新人共同成長。
普照常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他對編輯工作和出版行業的感悟。他曾寫過一個得到行業前輩認同的觀察：
“在讀者的閱讀趣味裡，所謂的‘白人性’早就失效了，‘東亞性’也已經失效，現在好像隻有‘眼前’。前兩年項飙談到大家在失去‘附近性’，但突然之間附近性成了唯一可做的内容。個人附近之外更大空間裡發生的事情不确定性太強了，以至于人們索性不去面對，而是選擇在更近的地方建設周圍，這是一種很本能的、整個人群的反應。至少在原創書方面，現在就得做離讀者最近的東西，以更細微的眼光、盡可能不一樣的角度去打量我們現在的生活。”
在胡安焉這本書之後，他也明确了自己接下來的工作方向——純粹的自叙傳式非虛構，或如埃爾諾作品那樣介于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自小說”。“我希望作者是袒露自己、書寫自己、在現場的，而不是書寫别人，轉述他人的故事。我找不到熱情去做這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