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洋/文
2005年4月末的一天，我有幸随同豐台區政協副主席胡燕及文史辦沈晔同志通路了馮将軍之女馮理達。馮理達生于1925年，1946年至1948年兼任其父馮玉祥将軍的秘書。說起父親的往事，她就像打開話題的閘門，滔滔不絕。馮玉祥将軍是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有重大影響的著名的愛國将領，為大陸的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馮玉祥将軍曆經滄桑，飽嘗憂患，畢生追求光明和進步，是一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堅強的民主鬥士和共産黨的真摯朋友。筆者早就仰慕和欽佩他對祖國的熱愛和忠勇，現将馮玉祥将軍的幾段往事奉獻給讀者。
愛國之心 報國之志
馮玉祥字煥章，祖籍安徽省巢縣竹柯村。自幼家庭貧窮，後随父親供職的軍隊到了河北省保定府，并在這裡長大成人。馮玉祥原名叫馮基善，隻是在補兵（即參軍）的時候，招兵的苗大人在兵冊上随便一寫，便成了“馮玉祥”這個名字，從此他就叫了一輩子的馮玉祥。1898年，他在保定當上了清朝政府的“練軍”，當兵那年他才16歲。
馮玉祥長得虎背熊腰，身材魁梧，武藝超群。他喊操時聲音洪亮，日複一日，風雨無阻，喊“立正”、“稍息”、“向右看齊”、“托槍”、“齊步走”，他一喊就是四年。他先被教習所看中，後來又被不斷地提拔，當上了哨長、教習。他的知名度随着職務的升遷越來越高，這招緻了一些愛睡懶覺的“懶兵”對他的妒忌、譏笑和咒罵。後來這些“懶兵”送他一個外号，叫他“外國點心”。意思是說：馮玉祥如此拼命，如此積極，早晚得讓洋鬼子當點心吃了，将來被外國人的子彈崩死。為此，有人為馮玉祥打抱不平，要與這群“懶兵”動武，而馮玉祥卻不以為然地說：“我要保衛國家，抵抗強權，我正願意叫外國人崩死我；外國人打死了我，那倒是成全了我。”他還特意刻了一枚“外國點心”印章儲存起來，以後給人寫字時常蓋上這枚印章。
平時，馮玉祥十分尊崇嶽飛，抗日戰争時期，他把他書寫的嶽飛《滿江紅》條幅送給他的戰友，以鼓舞其殺敵的鬥志，也表達他報國的滿懷壯志。他還曾書寫了一幅中堂，也表達了他的這種愛國精神。原文為：“現今人死大約不外四種：病死，老死，做亡國奴而被日本鬼子殺死和拼命殺日本鬼子而戰死。同一死也，其價值有天地之分，隻有打日本鬼子而死是為國死，死是重于泰山的死。”從中不難看出馮玉祥的愛國之情和報國之志。
率部抗日 共赴國難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争正式開始。馮玉祥将軍抱着共赴國難的願望，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奔走各地，呼籲國共合作、一緻對外。他曾相繼出任第三戰區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事變前夕，駐守在京津、保定、察哈爾一帶的二十九軍宋哲元、張自忠都是原屬于馮玉祥的部下。抗戰的炮火首先在駐守盧溝橋的吉星文二一九團打響。接着，日本鬼子襲擊南苑，地上是鬼子的大炮、機關槍，天上是日本人的飛機不斷地轟炸和掃射，佟麟閣副軍長、趙登禹師長同時陣亡。
當時，馮玉祥正在廬山，旋即回到了南京。他聽說佟、趙犧牲的消息後，便放聲大哭。哭的是佟麟閣、趙登禹從十五六歲就跟着他，與他都是同生死、共患難的好弟兄；如今一旦死了，又怎能不難過呢？過了一會兒，他又高興起來，他說：“我高興的是他們都為國捐軀、忠勇赴義、重于泰山，我怎不為他們高興呢？”後來，馮玉祥做詩一首，以作紀念。全文如下：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趙是二十三年的弟兄。
我們艱苦共嘗，我們患難相從。
論學問，佟入高教團，用過一年功。
趙入高教團，八個月後即回營。
論體格，同樣強壯，但趙比佟更偉雄。
佟善練兵，心極細；趙長殺敵，夜襲營。
佟極儉樸，而信教甚誠。
趙極孝義，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樣的忠，二人是一樣的勇。
如今同為抗敵陣亡，使我何等的悲傷！
但我替他們二位想想，又覺得慶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國家培養，
必須這樣的死，才是良好下場。
後死者奮力抗戰，都奉你們為榜樣。
我們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敵焰如何猖狂！
最後勝利必在我方，最後勝利必在我方！
你們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們趕上。
後來，在馮玉祥的關懷下，佟麟閣、趙登禹都被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追薦為上将。
當時，他的孩子馮洪國也在南苑教導團裡當大隊長，幾家報紙上都登載說：馮洪國也在這場戰争中陣亡了（這隻是傳聞，實際未死）。馮玉祥信以為實，認為是一個很好的下場。他也作了一首白話詩，詩是這樣說的：
兒在河北，父在江南，抗日救國，責任一般。
恢複失地，保我主權，誰先戰死，誰先心安。
犧牲小我，求民族之大全；
奮勇殺敵，方是中國之兒男。
天職所在，不可讓人占先。
父要慈，子要孝，都需為國把身捐。
盧溝橋抗戰，馮玉祥雖不在北平，但二十九軍都是他的部下，從守衛盧溝橋的營長金振中、團長吉星文、旅長何基沣及保衛南苑的師長趙登禹、副軍長佟麟閣，到北平駐軍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駐守天津的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等将校軍官，在大敵目前都身先士卒、義無反顧。其中有很多将士為了民族的解放事業，在奮勇抵抗外侮中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與馮玉祥愛國主義的言傳身教的帶兵模式是分不開的。
将軍遺囑 痛斥投降
在抗戰八年中，馮玉祥深知士兵生活、民間疾苦，痛斥親日派的投降賣國行為，無情揭露頑固派的反共陰謀，能“為人所不敢為，說人所不敢說”，誠為抗日戰争中的中流砥柱。1948年2月10日，他身在異國他鄉的美國紐約，預感有朝一日會被人暗殺，特寫下遺囑以備不測。在此遺囑中他申明大義，字裡行間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對抗日投降派的憎惡，無情地揭露了投降派的嘴臉。現将其親筆遺囑，節錄如下：
我自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以來，曾同蔡松坡、李協和二位将軍反對袁世凱做皇帝，後來張勳複辟，我首先在廊坊誓師打倒張勳。民（國）七（年），我在武穴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民（國）九（年）推倒段祺瑞，民（國）十一（年），把害河南人民趙倜鏟除。民（國）十三（年），把賄選政府和吳佩孚打倒，又把帝制餘孽溥儀逐走，歡迎中山先生北上。民（國）十五年九月，我在五原誓師，經甘、陝出潼關，會師鄭徐二州，為的是實行三民主義。民（國）十八（年），蔣要獨裁；民（國）十九(年)，曾打過他一次。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說一切事都是他辦錯，他向大家認罪。是以，我到南京去開會。上海一·二八抗日發生，我看蔣仍是不願抵抗日本，遷都洛陽，徐州會議都是假樣子。
于是，我由洛陽到泰山讀書。當山海關、熱河緊張之際，我到張家口。宋哲元等大戰于喜峰口，蔣毫不接濟宋、張。《何梅協定》成立，将斷送中國。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張家口，有群眾抗日同盟軍之舉義，出兵一月，收複失地四縣，多倫名城在内。蔣意在投降日本，乃有種種妨礙抗日之陰謀，宋回張家口，我仍回泰山讀書。
民（國）二十四年，蔣約我到南京開會，我告以如為抗日，我來；如不抗日，我不來。蔣複抗日，于是，我到南京，并提有“救亡大計案”（黨大會提案）。蔣要打兩廣，我以去就争，方得和平。痛說其不抗日而殺自己兄弟之非是。七七抗戰以來，蔣把他自己的軍隊竭力補充，藏在陝西和後方，而使他人軍隊去犧牲，并且對于主張抗日之人，視為仇敵。八年抗戰以來，種種打算，蔣隻是消滅異己，培植其私人勢力，所有朋侪，皆因日寇在前，不能忍的亦忍着不說，此亦大家都知之事。日本投降之後，蔣以為他一人抗戰，一人有功，所派接收人員，全由其一人所派，未同任何人商議。結果成為明搶明奪之事實，弄得天怒人怨，使世界各國笑罵。
是以種種，我覺得我應當本我推翻滿清、打倒洪憲的民主救國精神和勇氣，來打倒這個專制魔鬼的希特來(勒)第二的蔣中正，使中國成為真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國。這就是從去年五月二十六日發告同胞書的大根源。
近來，和平民主聯盟成立。本年一月革命委員會成立。這都是為打倒獨裁，成立真的聯合政府，為救同胞出此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之境地，并不是為己為私，為什麼功名富貴。可是，蔣派出的特務很多，他們一定要用種種卑劣手段對付我。是以，我把我的遺囑預先寫好，免得我死後人們無辦法，或是莫名其妙。
馮玉祥的遺囑是1948年2月寫成的，時隔也不過半年之久，到了1948年8月，他受中國共産黨的邀請，回國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當他全家（馮玉祥、李德全及三個女兒、一個兒子、一個女婿）乘蘇聯輪船從紐約經蘇聯欲回解放後的新中國，行至黑海的時候，1948年9月1日中午2點忽發大火，馮玉祥及他的一個女兒都被活活窒息而死。這場大火燒得不明不白，是否如他遺囑所言，遭人暗算，至今仍是一個曠世難解之謎。
馮玉祥将軍離開我們已半個世紀之久，但他愛國的英名卻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1941年11月14日周恩來在《重慶日報》發表《壽馮煥章先生六十大慶》文章，其文說：“煥章先生六十歲，中華民國三十年。單就這三十年說，先生的豐功偉業，已舉世聞名。自灤州起義起，中經反對帝制，讨伐張勳，推翻賄選，首都革命，五原誓師，參加北伐，直至張垣抗戰，堅持禦侮，表現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殺李彥青，趕走溥儀，罵汪精衛，反對投降，呼籲團結，緻力聯蘇，更為人所不敢為，說人所不敢說。這正是先生的偉大處，這正是先生的成功處。”筆者行文至此，不禁記起60多年前董必武祝賀馮玉祥六十壽辰時為他題寫的“上将勳明日月高，時危草野起英豪”的詩句。冥想之中，馮玉祥将軍那輝映日月、一柱擎天的高大形象似乎就矗立在我們的面前。
選自《北京文史資料精選（豐台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