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給了我們什麼？或者說我們從生活中看到了什麼？沒有人能給出來确切的答案，但是每一個參與生活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收獲。事物的整體觀感總是會因為觀看者的不同而有差異，生活也是如此，當不同的人看到同一種生活的時候，自然會流露出來不一樣的感觸，當這些感觸都被呈現給觀衆的時候，一部優秀的電影就此誕生了，然而當這些感觸逐漸的單一化，刻闆化，印象化之後，藝術也就死了。
今天給大家推薦的影片《生生長流》講述的就是這樣的故事，多元化的視角之下，我們看到的遠比單一的印象更加豐滿。1990年，伊朗西北部發生大地震，地震過後，曾經執導影片《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導演非常挂念影片中的小演員，于是，他開車帶着自己的兒子去往影片的拍攝地，此時此刻的震中。一路之上，他看到的是地震過後的人們生活的慘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地震過後的人們的堅強。雖然最終沒有找到小演員，但是這個導演看到了伊朗人民面對災難的堅韌頑強。
《生生長流》是一部洋溢着生活氣息的電影，同時也是一部将教化育人滲入進藝術載體中的一種表達。面對災難，創作者的視角并沒有被局限在災難本身，而是通過藝術的方式延伸，通過不同的視角來呈現出災難之後的國民的堅韌。這是需要我們思考的，我們思考的并不是創作者在本片中所采用的視角，而是創作者為何能看到不同。
不論是我們所推崇的西方叙事，還是我們所诟病的内地叙事，兩種叙事本質上都屬于一種宣傳，既然是宣傳，就要必須遵從某一種給定的邏輯架構，最終，宣傳的作用有大有小，但是宣傳的架構卻無法逾越。在給定的架構中，我們不論是做任何推陳出新的方法都不免畫地為牢，因為思想沒有延伸，即使是創新了，也是在給定的架構中戴着鐐铐跳舞。這裡不僅僅是在說我們所诟病的“主旋律”電影，而是說所有的被給定架構限制住的影片，這其中也包括我們所推崇以及向往的西方電影。
因為被推崇，被向往，那些所謂的優秀影片們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叙事的結構化。比如在叙述災難的時候，總是要将個人放大，然後其中凸顯一些英雄主義，比如在叙述戰争的時候，總是要将個人放大，其中在凸顯一些英雄主義，比如在叙述正義的時候，總是要将個人放大，其中再凸顯一些英雄主義，内地的叙事稍有進步，因為凸顯的放大的并不是個人，而是集體。
然而不論是西方叙事，還是内地叙事，本質上都是有所偏倚的，因為整體性給出了一個架構，是以，不論什麼形式的影片，總是免不了在這個架構内發揮，而《生生長流》給出的可能以及讓觀衆們看到的不同點在于他沒有偏重，對于大地震，創作者看到的并不單純是災難，而是災難過後人們面對自己的家園塌陷的樂觀積極的一面。
這個時候會有人說，我們也可以在很多的影片當中看到這種理念的渲染，但是不同于别的影片的是，本片并沒有對于一開始的目的過分的進行渲染。比如說創作者給出的主線是導演尋找曾經的演員，如果這是别人拍攝的影片，一定會對于這個演員多一些定義，或者是演員本身具有某種光環，或者說演員所在的村莊具有某種光環，這些都是帶有一定的目的性，目的地自然是這個演員或者他所在的群體，但是本片的創作者并沒有這個顯著的目的性，雖然是尋找演員，但是最終卻沒有用結果來衡量。
這是一種比較不一樣的概念，我們很多的創作者并不惜慣于給一部影片營造一種随遇而安的氛圍，甚至于觀衆們也不願意接受一個漫無目的的結果，但生活并不總是有結果，是以我們才會從電影中找到安慰，然而當電影業無法帶給你結果的時候，你又将何處去？
創作者将這個問題抛給了所有人，但并沒有給出一個準确的答案，這無疑是一種形式上的創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太在意結果的時候，我們丢掉的不僅僅是結果。我們對于一件事情下了判斷之後，我們在意的也不僅僅是結果，因為有了結果之後，并不僅僅意味着這個故事是圓滿的，而是意味着這個形式是可以複制的，在沒有創新的時候，穩妥總是不會出錯。
這或許是很多當代的電影所不具備的一種理念吧，複制粘貼性質的拍攝讓拍攝的本身失去了意義，我們看不到生活的很多面并不是因為生活沒有很多面，而是因為生活的很多面并不被人看見，當我們執拗于一種生活方式，尤其是一種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時候，或許我們已經失去了創造的可能。然而失去了創造的藝術還能叫藝術嗎？是以，電影有時候也僅僅是電影。這并不值得很多電影人高興。
……
你好，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