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推理小說作家約翰·迪克森·卡爾曾将推理小說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遊戲”，準确道出了這種小說類型背後的謎題和遊戲屬性。吳非的“互動推理小說”《勝者出局》和《地下遊戲》正是将推理小說在遊戲性的次元上展開了新的嘗試和探索。讀者在閱讀這兩本書時，不再是完全作為旁觀者，而是需要自己動手，打電話、拼圖、尋找線索，直至推理破案。由此，推理的過程與形式就從被動地“看”變成了主動地“玩”。
“互動性”的加入當然豐富了推理閱讀的體驗，但反過來，這種互動是否也會限制推理小說的故事表達，或者壓抑推理小說作為小說的文學性面向，仍具有一定的讨論空間。進一步來說，随着整個閱讀方式的革命性改變，我們對于文學性的了解是不是也會變得更加多元？遊戲是否可以具有文學性？遊戲如何具有文學性？這些問題也值得持續關注和思考。
從吳非的“推理遊戲書”，到更早的“解謎書”，以及當下流行的桌遊、劇本殺等，推理走向遊戲構成了一股潮流。從吳非學生時代的經曆可以了解到，早在BBS時代，推理迷們就在體驗“版殺”“推理大賽”等。推理和遊戲從來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說是一體兩面的。
當然，推理小說也不僅僅限于遊戲屬性，它作為一種文學類型，也承擔着作者自我表達乃至為社會發聲的責任。從美國的“冷硬派”偵探小說，到日本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再到近些年中國東北文學中的“犯罪叙事”等，都具有某種嚴肅文學的品質和核心。以罪案推理的形式，回應某些社會議題，甚至是對人的記憶、自我等根本性問題進行哲學反思（比如帕特裡克·莫迪亞諾和保羅·奧斯特等人的作品）。如何在遊戲與現實、推理與社會、讀者與玩家、思想表達者與遊戲設計師之間尋找到恰當的平衡位置，構成了我們了解今天推理小說作家作品光譜的一個有效的角度。
懸疑推理作家吳非。受訪者供圖
從“謎題遊戲”到推理小說創作
南方周末：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閱讀推理小說的？
吳非：國小的時候。媽媽讓我自己去書店裡挑書，結果我就挑了推理小說。連她也覺得很奇怪，因為她從來沒有向我介紹過這種類型。
南方周末：你那時候看的是哪些推理小說？
吳非：群衆出版社出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還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那時候我也讀了全集，封面很樸素的一套。
南方周末：那時候市面上最常見的《霍桑探案》應該也是群衆出版社出的。後來你比較喜歡哪些推理小說作家和作品？
吳非：首先是高中時看埃勒裡·奎因的《希臘棺材之謎》，看完之後驚為天人，徹底被書中的邏輯所折服。上大學後，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去中國台灣交換的同學幫我帶了一本島田莊司的《斜屋犯罪》，還有另一位朋友買到了一本《占星術殺人魔法》，當時新星還沒有引進這兩本書。我之前從來沒有讀過這麼匪夷所思的推理小說，從此被島田小說中的謎團、詩意和浪漫所打動。再接下來就是保羅·霍爾特的《第七重解答》，他小說情節的流暢和密度很吸引我。最後一個是藤原伊織，他筆下的人物不是傳統的英雄人物，相反都是經常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平常人。讀藤原伊織的時候也是我人生比較迷茫的一個階段，是以對他的作品非常有共鳴，尤其是他小說中人物對待世界、對待他人的态度和看法。
南方周末：那你是如何走上推理小說創作道路的？
吳非：我開始創作推理小說大概是在2002年左右，當時讀大學二年級，在複旦BBS上聚集了一群推理愛好者，我們在上面有一個活動，叫“版殺”。形式有點類似于現在的劇本殺。“版殺”遊戲中有一個“法官”角色，也就是整個遊戲劇本的創作者，其他玩家各自挑選一個自己喜歡的職業身份，然後“法官”圍繞這些身份編一個故事；“法官”會每天釋出一段劇情，其他玩家根據劇情進行推理，每天投出一名嫌疑人，将其淘汰出局；在遊戲過程中，“法官”每天給出的線索，既不能太明顯，讓大家一下子就猜中兇手是誰，也不能故意把線索引向錯誤的地方。
我一共擔任過兩次“法官”，第一次是在2003年的7月，我創作的“版殺”故事叫《靈魂偵探》。
南方周末：相當于已經開始嘗試創作具有遊戲性質的推理小說了。
吳非：也可以這麼說。我第二次擔任“法官”進行創作是在2005年6月，那時正好臨近大學畢業，大家都有一些畢業前的感傷，于是決定再舉辦一次“版殺”，那時我寫的劇本名字就叫做《畢業前殺人遊戲》（東野圭吾一篇推理小說的名字），也是對東野圭吾小說的緻敬。
關于劇本殺，我玩得很少，也就是參加過一點朋友寫的劇本殺的内測場次。
南方周末：你覺得現在的劇本殺和你們當年的“版殺”有什麼不同？
吳非：一個是現在的劇本殺給我帶來的遊戲體驗并不好，我覺得一起玩的玩家都不是很投入。玩家一會兒是劇情當中的人，需要去表演，一會兒大家又需要坐下來冷靜地讨論推理，使得整個過程顯得比較割裂，不像當年玩“版殺”時大家完全投入到推理的過程中。另一個是我們當年的“版殺”是通過“法官”那支筆來操控劇情的，大家玩得開不開心，全取決于“法官”的創作能力，是以當“法官”有一種格外的挑戰和樂趣在其中。
南方周末：“法官”的創作很多時候都是即興創作，他事先不知道會有哪一個玩家被淘汰出局，也就不能完全提前設計好後面的劇情。這對創作者的考驗還是很大的？
吳非：是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版殺”中其他玩家也不是單純的、以閱讀的方式面對文本，而是通過自己的推理介入故事的創作，我覺得這種參與感才是遊戲最吸引大家一起來玩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和一群推理迷在複旦BBS上玩“版殺”，後來你還發起過一個“全國高校BBS推理大賽”？
吳非：對的，那是在2003年10月，我當時大三，在全國各個高校BBS推理版上留言，呼籲大家一起來玩，可以說是廣發“英雄帖”，最後找到了清華、北大、南大、上交和上師大的推理愛好者，舉辦了第一屆“全國高校BBS推理大賽”。
我們當時就是創作推理謎題，然後給其他高校的同學來猜，大家都很享受挑戰讀者的樂趣。有陣子，《推理》雜志的編輯也經常來我們的版塊上逛，看到我出的一個謎題，覺得故事性還比較強，就鼓勵我把它改成小說，後來在雜志上發表了，小說名字叫《布拉格往事》。
推理遊戲不僅見于桌遊、版殺、劇本殺，還有相關真人秀。圖為2023年一檔推理真人秀劇照。資料圖
“互動推理小說”：《勝者出局》與《地下遊戲》
南方周末：你2019年出版了“互動推理小說”《勝者出局》，2021年又推出了《地下遊戲》。這兩本将推理小說與互動遊戲相結合的作品在國内還是令人感到非常新鮮的。據我所了解，此前國内引進過J.J.艾布拉姆斯的《S.：忒修斯之船》和馬克·弗羅斯特的《雙峰：神秘史》等“解謎書”，你的這兩部作品是否受到美國同類“解謎書”的影響？
吳非：一方面必須承認，我開始創作《勝者出局》的機緣确實和《S.：忒修斯之船》的引進有關系。《S.：忒修斯之船》的編輯恰好是我此前在中信出版的一本書的責編，他知道我很喜歡推理小說，就想找我做一個更适合中國讀者的本土化版本，其中帶有各種道具，可以互動、破案、解謎。我覺得這個工作很有意思，就接了下來。另一方面我想要強調的是，我的這兩本書其實不同于傳統“解謎書”，因為“解謎書”的核心還是“解謎”，而我這兩本書的核心其實在“推理”。“解謎”更像是做數學題，有比較明确的謎面，而“推理”隻是一個個不規則的謎團。換個角度來說，“解謎”有答案，而推理隻有真相，真相往往是複雜的，是和人類的情感息息相關的，有的真相甚至将通向新的謎團。
南方周末：那你覺得這種“互動”形式，相比于傳統推理小說而言，有什麼優勢和局限？
吳非：舉一個例子，我這兩本書有很多遊戲互動的設計都是針對推理小說中的固有模式來進行的。比如書裡發現了一個人的名字，按照一般推理小說的情節設計，警方就會去調查這個人的身份、背景和社會關系。而我的書中，會模拟一個警方線上查詢系統，讓讀者自己去查找、探索、發現這個人的身份和社會關系網，進而增強讀者的參與感與趣味性。同時，讀者親自動手查這些資訊是為了在故事中拯救一個被綁架的小女孩，這又會給讀者帶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就和傳統推理小說單純閱讀文本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說到這種互動形式的局限性，畢竟它還是依托于紙質書閱讀，它不是電子遊戲，很多互動設計很難在紙面上實作，比如法醫檢驗的情節。這種局限性反過來就會影響到情節創作的自由。比如有一些情節更容易産生互動設計，我在寫作時就會有意更偏向強化這些情節的比重。
《勝者出局》和《地下遊戲》本質上都是“綁架案”，綁架案本身就是綁匪與警方智力交鋒的過程。綁匪不斷給警方出難題，我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加入一些互動性體驗的設計。以前寫小說時我可能更喜歡寫密室殺人題材。這種題材往往是警方到達案發現場時，已經沒有辦法和兇手正面對決了，因為這是一個結束了的案子。而綁架案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案子，讀者隻有解謎，才能救人。
吳非“互動推理書”《勝者出局》中的道具。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在傳統推理小說中，似乎也有一些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比如埃勒裡·奎因的“倒數第二章挑戰讀者”，也可以視為對讀者參與到破案過程中的一種邀約，你覺得你的“互動推理書”是不是對推理小說中這種互動性、遊戲性的某種強化和延伸？
吳非：我覺得理念上還是不太一樣。奎因的“挑戰讀者”，目的其實是為了告訴讀者，我在這部推理小說中将線索給齊了，你可以試着來破這個案子，凸顯的是自己作品設計的公平性（線索是公平的）和嚴密性（答案是唯一的）。這與其說是一種為讀者考慮的互動，倒不如說是為作者自己考慮的互動。但實際上讀者可以接受挑戰，也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直接看結尾偵探破案的過程。據我所知很多讀者都不喜歡“挑戰讀者”這個環節，他們更享受“被騙”的樂趣，享受最後兇手的意外感。而我書中的互動與其說是“挑戰讀者”，不如說是“挑戰偵探”，如果讀者不把互動線索都破解出來的話，偵探缺少必要的線索，也破不了案子，這就需要讀者和書中偵探一起破案。同時我書中的“互動”也不僅僅局限在“倒數第二章”，而是貫穿整本書。此外，我設計的互動，也不僅僅是讀者與書、道具、案件之間的互動，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勝者出局》與《地下遊戲》都支援兩個人一起玩，比如情侶一起，或者帶着孩子一起，這其實是更豐富了我們對于“互動”閱讀的了解。
南方周末：你玩過桌遊嗎？你覺得你這兩本書和推了解謎類桌遊之間有什麼共同點或者差別？
吳非：我桌遊玩得不多，但我曾經被邀請去參加過桌遊的展會，這就說明他們（邀請方）認為我這兩本書和桌遊之間有一定的相似性。我去了之後，發現我的書和其他桌遊都不一樣，桌遊界的朋友也很好奇，我這個産品裡怎麼還有這麼厚的一本書，比他們的規則書厚那麼多？我覺得我的《勝者出局》本質上還是一個推理小說，閱讀還是它最主要的參與形式。而且大部分桌遊是可以反複玩的，我這個書你讀過一次，使用了道具，知道了真相之後，就沒法再玩一次了。
南方周末：你書中的道具和互動，似乎是一種對于閱讀推理小說的輔助。說得極端一點，如果一個玩家完全不理你設計的道具，直接把書從頭讀到尾，也能得到一個完整的推理破案故事。而絕大多數桌遊中的“規則書”則是反過來的，文字說明是為了遊戲服務的。也說得極端一點，如果有一個專業的DM（主持人）或者資深玩家在一旁邊玩邊講解，其實玩家有時候不需要看規則書也可以把遊戲進行下去？
吳非：是的，這簡直是一個滿分了解。
我覺得無論是“解謎書”“互動推理小說”，還是桌遊、劇本殺，它們彼此間有一些相似的基因，隻不過在各自的形态上長出了不同的果實，都可以産生出精彩的作品。
“推理小說是最具有延展性的小說類型”
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有明顯的推理元素。圖為97版劇集《天龍八部》劇照。資料圖
南方周末：似乎隻有推理小說才可以做成《勝者出局》這種互動書的形式？很難想象一大學幻小說、言情小說或武俠小說做成這樣的形式，如果做，也必須在其中加入足夠多的推理元素？
吳非：我有一次和（香港作家）陳浩基聊天，他認為推理小說和别的類型小說最大的差別就在于，推理小說具有非常廣闊的延展性，它可以延展到任何一種其他的類型小說裡面，比如我們可以在武俠小說裡面加推理，也可以在科幻小說裡面加推理。他覺得推理就是一味好的調味料，天然能夠調動人類的好奇心。類似的，我想說，我們也可以在任何場景、任何形式下進行推理，比如一次遊輪旅行，我們可以直接來一個遊輪主題的推理謎題或者劇本殺。住酒店的時候也可以在床頭放一個符合當時場景的線索卡，你會發現推理确實能夠增加生活的樂趣。
南方周末：不同于武俠小說更多提供的是一種世界觀，言情小說可能主要提供的是一種人物之間關系的想象，推理小說提供的是一種叙事動力，而這種叙事動力是可以彌散到武俠、科幻、言情等不同小說類型之中的。比如古龍的“陸小鳳傳奇”系列，世界觀是武俠，但核心叙事動力還是推理。
吳非：對，比如金庸的《天龍八部》，貫穿全書的核心叙事動力也是“誰是帶頭大哥”。不過我一直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小說是不是推理最好的載體？我覺得不完全是。因為推理需要依賴線索，線索本質上是一種資訊，資訊的形式完全不局限于文字。比如案發現場照片、監控視訊、錄音等等，這些不同次元的資訊，能夠極大豐富推理的完整性。如果能将所有這些資訊以更加立體的、多媒體的方式，展現給參與推理的閱聽人，我覺得效果會更好。這樣看來，小說不一定是最适合推理體驗的體裁。
我做“互動推理書”也是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但很多想做的東西因為成本問題無法實作。比如現實中在羅森埋單的發票用的都是熱敏紙，而陷于成本壓力，我書中提供的發票道具就沒有采用這種材料，這也是很無奈的事。
南方周末：我們前面是從讀者或玩家的角度來談“互動推理書”。作為作者，寫這樣兩本書，和寫一般的推理小說有什麼差別？
吳非：這裡面的差別還是很大的。比如《勝者出局》，我接了這個工作之後，就辭職回家開始寫作。從2018年12月一直寫到2019年4月，故事寫完之後，我開始設計互動、設計遊戲，然後去找團隊做整本書的美術設計。相當于一個産品經理。
因為這本書的遊戲性比較強，是以不能夠僅以一個作家的視角去對待創作，需要更多地考慮到讀者在進行互動體驗的時候，他們能夠得到什麼，以及我想讓他們得到什麼，進而思考該如何達到這個目标。這就涉及選材、工藝、測試，這些都是在傳統的寫作流程當中不會涉及的環節。這一系列的思考和作品情節的構思可以說是完全獨立的兩套思維模式。後者需要運用想象力、創造力，前者要非常務實，處理一些非常瑣碎的事務，材料、成本、打樣之類的事都需要你去洽談，去落實。我就是在這樣的分裂過程中，一步一步把這個産品做出來的。
南方周末：你的《勝者出局》和《地下遊戲》具有某種遊戲性、互動性特征，同時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感，比如《勝者出局》中對于黃浦江輪渡、武康大樓，甚至羅森購物發票等場景與道具的還原，還有《地下遊戲》中對北京地鐵10号線途經每一站在到站時間等方面的準确展示。如果沿着《勝者出局》中警察的動線，可以進行一次很不錯的上海Citywalk。
吳非：是的，書中提供的照片雖然都是以手繪插畫的形式出現，但插畫的背景都來自案發現場和城市街道的實景，就是為了增加讀者的代入感。還有《地下遊戲》中有一張北京地鐵的列車圖紙，我可以自信地說，其中的資料就算是專業工程師也挑不出毛病。
南方周末：從現實關懷來說，如果說《勝者出局》的動機多少還有點私人恩怨層面的話，《地下遊戲》中能明顯感覺到你對某些社會議題的表達欲望，你覺得自己創作上确實存在這個變化嗎？
吳非：我覺得在任何時代，創作者就是表達者，哪怕你是在寫通俗小說、娛樂小說的創作者也不例外。我們現在對于推理小說的認知，好像必須在本格派與社會派中二選一，其實并非如此。除了一些設定系的推理小說之外，大部分的本格推理小說也是發生在真實世界裡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社會關系，他隻要犯罪就必然涉及犯罪動機，這些其實都是社會的縮影——為什麼人要采取這種極端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呢？當中是不是有一些社會的、結構性的困境？甚至像日本的橫山秀夫、葉真中顯、高野和明，更是直接以推理小說的形式來讨論社會議題。具體到我的小說創作中，我自己确實努力在小說中進行一些發聲和表達，我覺得這是創作者的義務和責任。
“現在出海的推理小說不具有可複制性”
2024年，馬伯庸和紫金陳的作品被譯介到日本。圖為根據馬伯庸作品改編的劇集《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劇照。資料圖
南方周末：你曾經深度參與過吉林出版集團的“古典推理文庫”和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庫”對于歐美推理小說作品的翻譯和引進工作，引入了埃勒裡·奎因、約翰·迪克森·卡爾等數十位作家的作品。你是從何時開始這樣一份兼具“策劃人”“擺渡人”和文學翻譯等多重身份的工作的？
吳非：2008年新星出版社找褚盟，開始做“午夜文庫”系列；幾乎同一時期，吉林出版集團張曉輝開始做“古典推理文庫”系列。當時“推理之門”網站彙集了全國大量推理迷，我在裡面比較活躍，和ellry（按：劉臻）一起在“歐美名家”版塊做版主，對歐美作品比較熟悉。出版社就找到我們，讓我們去幫忙做選題。之後我就繼續幫着做策劃和引進，後面也從事一些翻譯工作。
南方周末：做歐美推理小說選題和引進的過程中，有什麼有趣的經曆嗎？
吳非：這裡面的工作還是很繁瑣的，首先是審稿，看一部作品是否适合引進，中國的讀者會不會喜歡。然後去尋找版權歸屬和版權代理，這裡的情況就比較複雜，有的作品版權在作家本人手裡，有的作家已經去世，作品在家屬或後人手中，還有的在代理公司手中。直接和作家談，一般效率就更高一點，和家屬談的話情況可能就複雜一點。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愛德華·霍克被稱為“當代短篇推理之王”，一生寫過一千多部短篇小說，中國台灣的一家出版社想引進他的《怪盜尼克》系列，但他們是想把這個小說作為少兒推理讀物來引進。小說原作中的“怪盜尼克”是一個成年人，有一些走廊上抽煙的描寫，他們做成少兒推理，就想把這些細節去掉，做一些内容上的微調。我覺得如果是作者本人的話，很有可能就同意這種修改了，但當時作者本人已經去世。家屬覺得沒法征得作者同意，他生前又最看重這個系列，就不同意修改其中的内容。
南方周末：你也是因為這份工作的關系，後來和島田莊司、保羅·霍爾特等推理小說作家産生了比較密切的交往嗎？
吳非：我和島田莊司是2008年開始通郵件，後來我去日本時有見面交流。和保羅·霍爾特的交往最開始則是因為工作關系，我想引進他的小說，去法國拜訪他，他也很親切，直接邀請我去他家裡住，我們後來就産生了很深厚的友誼。
南方周末：你現在還有什麼特别想引進國内的推理小說嗎？
吳非：其實我是更希望看到一些小語種國家推理小說的譯介，比如俄羅斯、南韓，還有一些南美洲國家，他們有着那麼優秀的文學文化傳統，應該也有很不錯的推理小說作品，并且可能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歐美推理、日本推理風格上有很大不同，現在我們對于這些作品的譯介，做得還遠遠不夠。
南方周末：除了将國外優秀的作家作品“引進來”，還有國内的作家作品如何“走出去”的問題。你的短篇小說《和騎士度過的那一夜》于2019年發表在EQMM（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埃勒裡·奎因推理雜志》）上，作為最早在EQMM發表小說的中國内地作者，你覺得海外對于中國推理小說的認知是怎樣的？
吳非：近兩年我們可能看到有一些松動的迹象發生了，比如2024年日本書房早川翻譯引進了馬伯庸和紫金陳的小說。但我覺得中國推理小說“走出去”總體上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現在“出海”的這些作品，它并不具有可複制性。馬伯庸和紫金陳都是這個行業裡面的頂流，隻有頂流才能夠獲得這種“出海”的待遇，其他更多的作者根本不用想“出海”這件事。
這背後還是有一套國際話語權的問題，就推理小說來說，英語和日語還是世界上最強勢的語言，你想反過來推廣中國的推理小說，難度确實存在。但随着整個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我覺得未來這種小說“出海”會越來越多。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戰玉冰
責編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