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5日，“雪龍号”極地考察破冰船順利停靠在位于上海的中國極地考察國内基地，宣告中國第40次南極科考隊圓滿完成任務。
2024年是大陸極地科考40周年。從被《南極條約》大會“請”出場外喝咖啡，到把第一面五星紅旗插在南極，再到在南極冰蓋之巅建立考察站……40年來，中國正一步步邁向極地考察強國之列。
從1984年首次中國南極考察開始，武漢大學先後選派180多人次參加中國39次南極科學考察和16次北極科學考察，是國内參加極地考察最早、次數最多、派出科考隊員最多的高校。
在中國極地考察40周年之際，湖北廣播電視台長江雲新聞聯合武漢大學策劃推出系列報道《40年，向南極》，講述武漢大學曆屆極地科考隊員們的故事。今天推出第三篇《張勝凱：我為南極冰蓋最高點量了“身高”》。
三次深入南極，兩次探險北極，學生時代完成了人類曆史上首次登上南極冰蓋最高點（DOMEA）的壯舉。他就是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副教授張勝凱。近日，長江雲新聞記者見到了張勝凱，他說，是一個講座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首赴南極 在“生命禁區”埋下中國測繪标志
張勝凱出生于山東的一個教師之家，從小就熱愛地理，夢想是成為現代版徐霞客。
他告訴記者，和極地結緣可以追溯到大學一年級。那年，他有幸聆聽了“極地測繪之父”鄂棟臣教授關于極地科考的講座，那種挑戰未知、征服自然的勇氣和決心，深深感染了他。從此，少年的夢想從祖國的山水延伸到了遙遠的南北極。
大學畢業後，張勝凱回山東濟南勘測院工作了3年，放不下極地夢的他，又在2001年考回了鄂棟臣教授門下，并于2002年獲學校推薦加入中國第19次南極科學考察隊，開啟了他人生的首次極地科考。
“那時科考真的很艱苦，我們要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溫下，背着重重的儀器在冰天雪地裡進行勘察和測量，那種冷，深入骨髓。”回想起22年前，張勝凱的臉上總會不自覺露出微笑，笑容裡是對那段艱苦歲月的懷念和自豪。
南極科考，到底有多難？又難在哪？鮮為人知。
張勝凱告訴記者兩個難關。一個是天上的難關，氣溫極低、天氣惡劣。一個是地上的難關，雪山環繞、冰裂隙縱橫，大地寸草不生，一個踏錯，就萬劫不複。
張勝凱教授第一次參加南極科考
2002年，中國第19次南極科考期間，張勝凱第一次踏足極地，就和隊友一起探索了有“生命禁區”之稱的格羅夫山區。他們的任務之一，是布設GPS控制點，為衛星遙感影像制圖做準備。
“我們要爬上多個山頂，每一步都必須小心翼翼，迎風而上，臉上生疼。”張勝凱告訴記者，格羅夫山區群山環繞，山頂大風達到七、八級，根本站不穩，隻能蹲着甚至趴着工作。而且，山上的石頭很硬，即便有沖擊鑽，半天也隻能往下打十幾公分。大家輪流打鑽，再布設測繪标志，完成後還要繼續觀測一個多小時，以保證測量精度。“很難熬，在南極的每一天都是與自然的較量，都是對意志的考驗。”他說。
張勝凱教授在南極格羅夫山進行GPS觀測
在一次次攀登、趴下後，張勝凱和同伴在格羅夫山區的冰蓋埋設了8個永久性中國測繪标志，測定了8個GPS大地測量控制點，控制面積達8000平方公裡。這也使得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在該地區布設控制點最多、控制範圍最廣的國家。
再赴南極 世界首次登上南極冰蓋最高點
在南極内陸，有4個具有極高價值的“必争之點”，分别為“極點”（南緯90°的地方）、“冰點”（南極最冷的地方）、“磁點”（地磁最南端）和“高點”（南極内陸冰蓋最高點DOME A）。彼時，美國、俄羅斯、法國等國相繼在“極點”“冰點”和“磁點”建立了科考站，唯有“高點”成為了難以觸及的科研空白，那裡被稱為“人類不可接近之極”。
中國科考隊曾在1996年—1998年連續3次嘗試沖頂，第3次甚至到達了1100公裡，離終點隻差100公裡，卻因後勤支撐條件和極端天氣狀況的限制而止步。準備6年後，中國嘗試第4次沖頂。2004年，第21次南極考察隊派出13名隊員向DOME A發起沖擊，張勝凱就是其中之一。作為隊裡唯一的測繪遙感人員，張勝凱要做隊伍的“眼睛”，他的任務包括測定最高點的精确位置、測繪南極冰蓋最高區域地形圖等。
“DOME A的氣溫非常低，平均氣溫是零下58度，最低氣溫也記載到了零下80多度，我們的航煤如果低于零下50度就會被凍上，所有的車輛全都會被迫‘罷工’。”張勝凱說，每年隻有一月份的中上旬是沖擊“高點”的視窗期，隻有那半個多月的時間，DOME A的氣溫在零下40多度，可以沖頂。
暴風雪過後，雪地車無法趕路，除雪後才能動
“而且高原反應會很嚴重，那裡氣壓隻有500多帕，是标準大氣壓的一半，沒有植被，缺氧。”張勝凱分析，南極4000多米的海拔就相當于青藏高原的5、6千米，而且由于環境艱苦和抵抗力下降，沖頂隊員們的高原反應會更為嚴重，“行走和工作都要放慢節奏，否則就有點喘不過來。”張勝凱回憶，從中山站到DOME A有1200多公裡，這段路，大家走得非常辛苦。當走到1000多公裡，海拔達到4000米高時，隊裡的一位機械師出現了嚴重的身體不适，血壓也降到了臨界值，出現了嚴重的生命危險，隊裡最終請求國際支援，将他接走。
一路上，狂風暴雨是家常便飯，電子裝置也經常冷到“罷工”，宿營時室内也才零下10度左右，又是寒冷又是缺氧，隊員們就擠在一間狹小的艙裡，有人還得打地鋪，凍醒是常事。“就睡五個小時，每天隻吃早晚兩頓航空餐，中午餓了就吃點餅幹墊一下。想吃新鮮蔬菜、洗澡？那是‘妄想’。”
沿途的冰裂縫
更難的，是沿途上千條深不可測的冰裂縫。每一步都充滿了未知和危險，張勝凱就經曆過生死一刻，“宿營時，雪地車停在了幾條冰裂縫中，出去勘測時踩空了，一隻腳陷了下去，好在縫隙不大，自己反應快，一下子撲在冰面上，手死死撐住，這才化險為夷。”
張勝凱教授在戶外精确測量DOME A的高點位置
就這樣，經過28天艱難跋涉，隊伍終于抵達DOME A附近。在用傳統的測量方法，測出最高點的大緻範圍後，張勝凱開始頂着寒風、背着沉重的探測儀，徒步測量。“每天隻睡3個多小時，白天在外面勘測，要走幾十公裡，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會結冰，雖然有面罩，但它會凍到邦邦硬影響視線，為了測量精度，後來幹脆就不用了。”張勝凱說，每天晚上回到車上，隊友們都會齊刷刷望着他，追問有沒有找到最高點。
2005年1月18日3時16分，是張勝凱生命中最值得銘記的時刻。那一刻，張勝凱手中的GPS接收機顯示南緯80度22分00秒、東經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這個點就是南極内陸冰蓋最高點。
沖頂小隊成功登頂DOME A（右四為張勝凱教授）
那一刻，大家将中國國旗插上了南極的最高點，一起将屬于中國的測繪标志墩永久埋設在DOME A最高點，又用十三隻油桶壘了一座塔，寓意身後有十三億祖國人民的支援。“大家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隊長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一句話錄了二十幾遍，我也錄了好幾遍。”張勝凱直言，工作強度再高，隻要能代表着中國，代表人類對未知世界進行探索，隻要能為國争光，一切都值得。
自此，除機械師由于高原反應嚴重離隊外，全隊12名隊員成功抵達目的地。張勝凱于世界上首次測定了南極冰蓋最高點的位置和高程，也是中國首張南極冰穹A地區一比五萬冰面地形圖的繪制者。
三赴南極 建設昆侖站 見證中國飛躍
後來，在DOME A，中國第三座南極科學考察站建成，站名“昆侖”。2008年，張勝凱第三次前往南極，參與了昆侖站的建設，也見證了中國極地科研力量的飛躍。
張勝凱教授在昆侖站拍照記錄
“車變多了，有8輛雪地車，運載能力更強，住宿條件也改善了不少，吃的東西也變多了，雖然還是上下鋪，但空間明顯寬敞了許多，不用打地鋪了。”這一次，張勝凱明顯感受到國家科考裝備和技術的巨大進步。更讓張勝凱自豪的，是中國極地科考事業迅猛發展。“昆侖站是大陸第一個南極内陸考察站，也是世界南極内陸科考站中最高的一個站，它的建成，實作了中國的南極科學考察從南極大陸邊緣向内陸的跨越式發展，标志着中國從極地考察大國向強國轉變。”
此後十多年，張勝凱沒有再前往極地，但一直堅守在極地科研的第一線，用衛星資料做着相關方面的研究工作。“我的學生去現場也會把一些資料取回來，現在去南極科考，條件就更好了，越來越多的國産化、智能化裝備，有車隊，還有固定翼飛機，通訊情況也比當年強多了，如今，我們也擁有了自主研發的北鬥導航，再也不用依賴美國的GPS定位系統，腰杆子也硬起來了。”在張勝凱等老師們的指導下，武大的學生們一批批前往南極，貢獻着武大學子的科研力量。
張勝凱告訴記者，不久後，他就要迎來第三次北極之旅。作為相關課題負責人，他将帶領團隊前往北極進行航道調查等科研任務。“極地是我的終身事業。”張勝凱說，這将是又一次對極地科考的挑戰，也是對中國極地科考實力的又一次檢驗。
（長江雲新聞記者 張益恒 周翔 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