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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幸見過凱特·布蘭切特（Cate Blanchett）本人兩次。第一次是在2013年，當時她在悉尼戲劇公司（STC）的舞台劇《女仆》（The Maids）中扮演一個瘋瘋癫癫的女仆，這部劇的導演是Jean Genet，與她演對手戲的是法國老戲骨Isabelle Huppert。第二次見面則是在去年的格拉斯頓伯裡音樂節，她在Sparks樂隊的現場表演中亮相，一襲亮黃色套裝，頭戴猩紅色耳機，貢獻了一支極富表現力的舞蹈。兩次邂逅讓我有幸一睹這位兩屆奧斯卡獎得主豐富多元的職業觸角：她不僅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演員之一，還是制片人、時尚偶像、氣候保護活動家、聯合國難民署全球親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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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目前定居在英國的鄉村，與身為編劇兼導演的丈夫Andrew Upton以及四個孩子生活在這片郁郁蔥蔥的小天地。我問她，如果可以線下見面而非通過Zoom，她會與我一起做哪些“凱特專屬”活動？她開玩笑說：“可能是散步吧，我甚至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寫：穿上靴子去散步。這個想法每次都招來一家人的取笑，孩子們總是說：‘哪是散步啊，每次都會變成徒步遠足！’”凱特告訴我，她兒時在墨爾本一個安靜的郊區長大，父親在她10歲時去世，留下母親獨自撫養三個孩子（凱特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是以，“你必須自娛自樂。我們會玩‘猜硬币散步’的遊戲，就是抛硬币，正面代表往左走，反面代表往右走，就這樣轉來轉去，在附近不同的自然區域探索。有時候走着走着離家太遠了，就必須找個電話亭喊媽媽來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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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很愛笑，她自嘲式的表達和偶爾冒出的葷笑話總讓我感到驚訝。比如，我問她是否還在尋求每個人的認可，她答道，如果否認這一事實，“就好像說，我從不在淋浴時撒尿”。但當我問她對往昔歲月是否有所懷念時，作為從影多年、作品無數的演員，她鄭重其事地回答了這個關于懷舊的問題。
“衆所周知，‘過去的美好時光’根本就不存在，”她指出，“這其實就是一個借口，為了讓那些傲慢無禮、喜歡動辄訴諸暴力的白人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光，而采取了很多非常惡劣的行動。”在性别平等方面，電影行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舉例來說，在2007年至2022年上映的1600部最受歡迎的電影中，隻有6%是女性導演的作品。為了改變這一現狀，凱特最近做出大膽嘗試，她聯合來自南加大智庫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的Stacy L.Smith博士，以及她和丈夫Upton名下制作公司Dirty Films的合夥人Coco Francini，共同推出了一個名為“Proof of Concept Accelerator”的計劃，緻力于改善全社會對女性及邊緣群體的看法。該計劃為最多八位電影制片人提供5萬美元資助，制作一部“概念驗證”的劇情片或電視節目，同時還将提供幫助這些制片人入行的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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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對此解釋道：“基本上，任何因循守舊、千篇一律的産業都會失去創造力，變得死氣沉沉。”但她也預料到自己的努力會遇到阻撓，“很快就會有人将這一切政治化，甚至将其視為一種入侵。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包容竟然變成了入侵，但有些人并不知道如何在其中尋覓良機，反而本能地對這一切心懷戒備。”凱特是個直率的人，她不會回避那些難以回答的問題。事實上，她很喜歡這樣的溝通方式。2022年，她在電影《塔爾》（Tàr）中飾演一位才華橫溢但狂妄自大的指揮家，觀衆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喜歡這個角色令人生畏、超凡脫俗的氣質；但從另一方面看，影片對“取消文化”和“覺醒”政治等議題的處理方式，也讓很多人感到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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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與凱特的合作經曆，《塔爾》的編劇兼導演Todd Field這樣評價：“她是一位勇敢無畏的藝術家，她希望你能讓她感受到敬畏。她義無反顧、氣勢逼人且無所畏懼，這些都令人震撼不已。”盡管她與電影裡強硬的Lydia Tàr并無相似之處，但你依然能夠感受到，她始終在以近乎貪婪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工作。凱特喜歡對工作說“是”，且來者不拒，湊巧的是，她還是Giorgio Armani Sì（意大利語“是”）系列香水代言人。那麼，面對類型如此多樣的工作和項目，她會如何選擇？沉思片刻後，她答道：“那份工作一定要有讓我心生敬畏的，或未知的、超出我認知範圍的東西，才能讓我産生興趣。這是我非常希望的。”當然，過程中還要有良好的溝通，她經常用這個詞來描述自己喜歡合作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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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丈夫都很善于與人溝通。她回憶起2008年至2014年兩人共同擔任悉尼戲劇公司藝術總監和首席執行官的歲月：“我們在悉尼戲劇公司開始工作後，Andrew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辦公室裡的桌子拿走，他說：‘辦公室應該是一個對話交流的地方，如果公司老闆坐在擺着電腦的桌子後面，而藝術家坐在桌子另一邊，這種方式本身就有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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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那段時期描述為“迄今為止自己的職業生涯最充實的創作時期之一”。這對夫婦還負責将該公司的建築改造成環保設計典範，包括在屋頂上加裝1906塊太陽能電池闆和在屋頂下加上一個10萬升的雨水收集系統。凱特對服裝的選擇也展現了她踐行可持續性的承諾，她喜歡穿着同一件禮服亮相不同的紅毯，大力支援更新可回收再利用的設計作品。比如，在巴黎參加Louis Vuitton 2024秋冬秀時，她身穿的禮服就是由2023年奧斯卡晚禮服改制的；今年出席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所穿的Nicolas Ghesquière禮服則是采用二手面料定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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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凱特看來，可持續生活是以創造性的方式挑戰自己的良好的嘗試。她說：“這種方式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提供了跳出思維架構的機會，就像我們對悉尼戲劇公司進行的環保改造。”對她來說，重複穿衣和反複使用的時尚理念也是一種探索和學習過往的管道。正如她所說：“如果我們拒絕回顧過去，最終就會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重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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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她指的是服裝，但這種理念也展現在她最近參演的作品中，比如由Dirty Films出品、Warwick Thornton執導的電影《新男孩》(The New Boy)，她在其中飾演一個叛逆的修女。這部電影的背景設定在澳洲曆史上的黑暗時期，當時的澳洲政府試圖将土著兒童隔絕起來，通過強迫他們離開父母和文化手段對其進行同化。去年，澳洲舉行的Voice全民公投反對任命原住民代表加入議會，進一步加深了澳洲人之間的隔閡。《新男孩》以一種沉痛心酸的方式提醒社會，澳洲的曆史遺留問題仍在困擾着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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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在澳洲南部拍電影的機會，凱特回到了阿德萊德（Adelaide）——這裡是悉尼戲劇公司（Sydney Theater Company）經常巡演的地方。她毫不掩飾自己重返劇院舞台的渴望，她告訴我：“我覺得我需要以這種方式将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緻，很久沒有這樣做了。我演電影的技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舞台經驗。在舞台上，你可以發自内心地與觀衆即時交流。”我問她如何保持對大千世界的了解，她笑着說：“坐地鐵四處轉悠！在地鐵裡，沒有人關注其他人，因而是對各色人等進行觀察的絕佳場所。”說到愛好，她提到最近愛上了冷水遊泳，出行的時候總是随身帶上很多書。她現在帶着的是John Gray的《新利維坦》（The New Leviathans）、Angela Saini的《父權統治者》（The Patriarchs）（“這是一本很棒的紀實性作品”），以及Naomi Oreskes和Erik M.Conway的《西方文明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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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總是不停地尋找更多創意交流的機會。“你隻需随意地走一走，自由思考各種事物和想法，頭腦中就會不時冒出各種念頭，‘哦，這一點可能值得交流一下’，然後把它分享給其他人。”很難想象，凱特這種極富影響力的人會喜歡到處閑逛，不過，她也确實不喜歡浮華奢靡的好萊塢。她承認：“我對網絡不感興趣。我給别人打電話時總會說‘我必須用面對面的方式與你合作’，這方面我是一個比較老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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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很多卓有成效的讨論都來自家人，“我經常和孩子們深度交流，他們喜歡不斷挑戰我”，她說。就像兒時的“猜硬币散步”，凱特現在仍喜歡迷路的感覺：“每次回家，我都喜歡偏離原來的路線，選擇不同的道路。因為我很好奇，心中常想：嘿，不知那條路上會看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