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看到《習慣溫暖》的書名，我的第一反應是小有好奇。羅振亞教授本是地道地道的黑龍江人，生長于冰天雪地的東北嚴寒地區，不是應該“習慣寒冷”嗎？随着閱讀的深入，我悟出，羅振亞筆下的“溫暖”與氣候學意義無關，可以了解為蓬勃人生的大溫暖、大寫意。他的寫作視域與角色也随之轉換，不再聚焦于所擅長的詩學思考、詩性闡發與詩意言說，而呈現出另一種“散文”氣象。
《習慣溫暖》分四輯，即“和親人說會兒話”“拔節與開花的聲音”“在黑土地上打滾兒”“拾貝的日子”。前部分散文展示了其豐富的個人性情風貌，後部分收入的是一些即興随筆。組合起來，便是羅振亞人生與事業的完整“拼圖”和歲月見證。
羅振亞的故鄉是讷河縣（後改為縣級市）和盛鄉，一個位于小興安嶺西麓、松嫩平原北端的偏僻村莊。那是他的生命起點和人生搖籃。16歲那年，這位青澀的農家少年離别家鄉的黑土地，到哈爾濱讀書4年。他20歲大學畢業，赴黑河師範專科學校支邊執教。黑河的地理位置更靠北，年平均氣溫為零下1.3到零下0.4℃，與俄羅斯隔江相望，最近距離僅750米，妥妥的祖國邊陲。他回憶第一次給學生上課，很有些怯生生，他進教室走在踏闆上時故意用勁兒，為的是給自己壯膽。講課過程中，“每隔幾分鐘，就把手拄在講桌上，以支撐有點兒打摽兒的雙腿”（《初上講台》），兩年下來，他逐漸找到了感覺，變得從容而自信。
接下來的20年裡，羅振亞從讀碩士、博士到成為博士生導師，借助于天賦加刻苦，闖蕩學海，打拼人生，在“他鄉”一步一個風景，在詩學研究領域自帶氣場，著述頗豐，備受好評。這個過程，自然是一言難盡。在羅振亞看來，無論經曆多大挑戰，走過多遠路途，心有“家”在，動力就在。他感恩故土根脈，年年回老家已經成了其一種自覺行為和生活習慣，自言“人活一輩子，誰也不可能離開家，甚至可以說，人生就是一次次回家的旅行，不是在家中，就在趕往家中的路上”（《回家》）。這個家，就是他内在的人生支點。
由于地理環境、氣候風物和民俗習性的諸多原因，北方作家相比于南方作家，文學風格與筆墨韻味的不同是顯見的。這種不同，在東北作家與江南作家的散文寫作中，則更具辨識度。東北作家的文字多是冷硬的，沉實的，粗放的，大氣的，沒有那麼多飄逸、婉約、俏麗和纖細。羅振亞的散文透着濃郁的東北人文氣息，雖一直在大學執教，卻多是以本色示人，毫無一般的“文人氣”。40歲那年的深秋，他曾到流經家鄉的讷谟爾河畔“尋根”，眼前的滔滔河水倏忽間變成了滾滾逝水，“幾聲南去的雁叫一瞬間劃破了寂寥的長空，時間的塔台恍惚間振動了一下”，數千年的變遷與繁衍，在兩岸形成了多民族的煙火人間與燦爛文化，“兩岸的人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一睡一醒之間，無數個朝代過去了，衆多的人成了過客”。這時候，他像是經受了一次文化源頭的洗禮，“在我和讷谟爾河的互相打量、對望中，河與我已經逐漸彼此難分，說不清是河像我，還是我更像河。細細想來，我這樣一介身無長物的凡夫俗子，卻能夠一直在土地上穩健踏實、一步一個腳印地行走，不正是源于母親河的精神塑造嗎”（《站在讷谟爾河畔》）？
羅振亞心态陽光，做人通透，最在乎的就是親情和師生情。他樂于在散文中把自己還原為兒子、長兄、女婿、丈夫、父親。他在離鄉的數年時光中，默默讀懂了父親母親的孤獨，“誰都是一個人孤獨地來到這個世界，最後再一個人孤獨地離開這個世界，途中會不斷遇到一些人，他們陪你走上一段，但是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後又有一些新的旅伴加入，隻是當你抵達目的地時，發現剩下的還是你自己”（《獨坐黃昏》）。人生艱難，不進則退，嶽父關于“生活就是戰鬥”的激勵時常響在耳邊，成為其不斷前行的座右銘。他回望自己讀碩讀博時的老師，感恩之情，山高水長，而寫到弟子的成長與成就則如數家珍，愛才之心，溢于言表。
羅振亞的随筆大多精短，有感而發，不吐不快，較之其長篇宏論，類似于學術主業之餘的“邊角料”，卻不乏銳見，同樣具有“含金量”。随筆話題一旦進入文學寫作，羅振亞更是思維跳躍，胸有成竹，侃侃而談。在《與詩共舞，永遠年輕》中，他指出要成為優秀的詩歌批評者，需要相容“顯微鏡”的透視之功和“望遠鏡”的統攝之力，協調微觀細察與宏觀掃描，既見“樹”又見“林”，處理好個案批評和整體研究的關系，堪稱經驗之談。談及散文寫作現狀，他直言其間弊端不少，諸如“一窩蜂”的同質化、偏于抒情與記事的“自戀症”、“貪”大文化情結日益膨脹、“散文”的強調過盛，等等。他反感“文勝于質”，形式大于内容，認為散文“瘦身”是大勢所趨，要“徹底從‘像散文’的思維怪圈中走出”（《散文的不良面相》）。如此良藥苦口，實有标本兼治之效。
在他看來，一個文學研究者特别是從事寫作學研究的學者，最好也應該“下水”，你可以寫得不好，這沒關系，但寫不寫則完全不一樣。寫作課屬性之一就是實踐性大于理論性，“教師最好具有對學生的引領作用，不僅專職，更要專業，不僅言傳，更要身教”。誠哉斯言。同時，“寫作課老師最好要不斷調整自己的身份、位置，和學生之間的關系由師生向朋友轉化，平等地對話”，并提醒同行，“學生是個群體，其思維水準特别是知識視野會遠遠超出老師的覆寫”（《研究者要不要寫作》）。讀之，一位成熟學術導師的襟懷與睿智躍然紙上。
《習慣溫暖》視域遼闊，言之有物，格調質樸，其明白如話的行文風格，與羅振亞近乎唯美的詩學研究話語形成鮮明反差。他寫散文，不會做高深莫測之态，也不會弄風花雪月之姿，從來是開門見山，精準入題，拒絕炫技，遠離賣弄。用深邃的筆墨搞學術，用淺白的文字寫散文，學者眼光與平民情懷互為印證，相映生輝，應該說，這是寫作智慧，也是筆墨能力。
本文刊發于2024年3月5日《天津日報》，作者黃桂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