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國藩，尊封一等毅勇侯，被世人贊譽為“晚清第一名臣”及“官場楷模”。他力挽狂瀾，使得垂死的晚清王朝得以延續，在“同光中興”時期更是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他的學問與文章皆卓越，成功實作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理想，被譽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曆經百餘年，始終維持着崇高的聲望，從未出現過敗家子，這得益于曾國藩對儒家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揚。
據《清史稿·曾國藩傳》記載：“國藩事功卓著，學問亦深，善于運用禮儀。”他一生勤奮好學，推崇儒家學說，強調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後複興儒學的“大師”，同時在事業上亦取得非凡成就。
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中高度贊揚曾國藩：“他不僅在大陸曆史上罕見，即便放眼全球亦是難得一見的傑出人物。盡管他并非天賦異禀，在同時代的傑出人物中，甚至被認為是較為遲鈍的；然而他所遭遇的逆境亦多，然而他卻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其影響深遠，無人能及。他之是以能有如此成就，全因他立志擺脫流俗，雖遭遇千難萬阻亦不氣餒，不求速效，而是腳踏實地，持之以恒，以真誠待人，勇猛精進，其精神堅韌不拔……”
縱觀曆史，可見“盛不過三代”是許多官宦之家難以逾越的魔咒。然而，曾氏家族卻代代人才輩出，如曾紀澤、曾廣均、曾廣铨、曾昭掄、曾憲植等人皆是傑出之輩。探尋曾氏家族長盛不衰的奧秘，曾國藩為後代留下的“四條遺囑”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十二日，六十二歲的曾國藩在兒子曾紀澤的陪伴下散步時，感慨道：“我這一生經曆了無數戰争，深知戰争之害，實在造孽。我希望曾家後世子孫再也不要涉足軍旅。”突然，他連呼“腳麻”，随即倒在兒子身上，無法言語。臨終之際，他擡手指向桌上早已寫好的遺囑，遺囑内容大緻如下：
我為官三十餘載，官至極品，然而學業無所成，德行亦無顯著，每每想到此，便心生惶恐與慚愧。今将辭世，特留四條遺囑以教誨汝等兄弟。
一曰慎獨則心自甯。修心養性之道，莫難于養心。明知善惡，而未能盡力于行善除惡，此即自身之過。内心之自欺，他人無從知曉。孟子所言，上無愧于天，下無疚于心，此即養心之要。故能慎獨者，自省而無愧，可面對天地鬼神，無愧于心。人若無愧，面對天地則神色泰然，此心平和愉悅，乃人生自強之首道，修身養性之要務。
二曰主敬則身自強。内心純淨專一，外表整齊嚴肅，此即敬之工夫；待人如賓，敬民如祭，此即敬之氣象；修己以安百姓，忠順以緻太平，此即敬之效驗。聰明智慧皆由此敬中生。莊重甯靜則日益強健，安逸放縱則日漸懶惰，此皆自然之理。若待人接物皆以恭敬之心，不敢懈怠，則身強何疑？
三曰仁愛則人悅。人生于世，皆得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體，我與萬物同出一源。若隻知利己而不知寬仁于民，不知愛護萬物，此與同源之理相悖。身居高位，則有拯民于水火、解民于饑寒之責。讀書明理，則有覺後知後覺之責。孔子教人，莫過于求仁，而求仁之要，莫過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人皆欲自立自達，能使人自立自達，則可與萬物争輝。人豈有不悅而歸之者？
四曰勤勞則鬼神敬。人若每日所食所衣，與其所事所力相當，則人贊之，鬼神亦嘉之，以為自食其力者。農夫織婦終年勤勞，方得數擔糧數尺布；而富貴之家終日逸樂，不勞而獲，美食華服，高枕無憂，此天下之大不幸，鬼神亦不嘉之。豈能長久？古之聖賢，無時不以勤勞自勉。為己謀，則習技藝，砺筋骨，于困境中奮進，殚精竭慮，而後增益智慧見識。為天下謀，則必自餓自苦，以民賊強盜之不擒為己過。大禹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節儉修身、勤勞救民之典範。故勤勞能延年，安逸則夭；勤能盡其才，逸則無能而為人棄；勤能廣濟百姓，鬼神敬之；逸則無益于人，鬼神亦不羨。
此四條，乃我數十年人世所得，汝兄弟當記之行之，并傳之子子孫孫。如此，則我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