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産力具有迥然于傳統生産力的生成機制。引領全球突破性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發展，就要能夠領先于其他國家提供更加适合突破性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發展的體制和政策環境。消除不利于新質生産力發展的體制障礙是新質生産力領先發展的必要條件，提供相對于其他國家更加有效的增量制度對發展新質生産力至關重要。一是在恰當的領域和産業發展的特定階段有效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全局協調作用；二是在轉變地方政府發展導向的前提下，更充分地發揮地方政府推動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創造性和積極性。
新質生産力是生産力質的躍遷，這個躍遷的過程既是一個突破性技術和新産業湧現的過程，也是一個與這些突破性技術和新産業的技術經濟特征相比對的産業發展體制、政策和創新系統變革和形成的過程。新質生産力能否在中國生根、發芽、成長，關鍵在于中國能否領先于其他國家為新質生産力提供更加适宜的體制土壤和政策環境。
圖為2023 年10 月23 日，江蘇蘇州一家制造企業内的生産景象。圖/ 中新社
新質生産力的關鍵在于其生成機制之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2023年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産業創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産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産力。”總體上看，近期對新質生産力的讨論主要集中于新質生産力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如強調新質生産力包括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強調新質生産力的特征是技術新、産品新、業态新，或者強調新質生産力的核心特征是數字化、綠色化。然而，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内涵和外延是新質生産力的外化特征，新質生産力的生成機制才是其内在規定性，新質生産力的外化特征是其生成機制的結果。如果政策界和學術界不能在生成機制方面廓清新質生産力的獨特性，則各級政府的過度關注和各類投資主體的一哄而上不僅不會促進新質生産力高品質發展，甚至可能阻礙和破壞新質生産力的形成。
新質生産力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黨中央、國務院為有效應對内外部風險挑戰提出的、能夠展現新發展格局要求、相對于傳統生産力的科技進步和産業更新方向。
從技術形态看，傳統生産力所對應的科技進步主要是模仿創新和消化吸收再創新，而新質生産力對應的技術進步主要是原始創新。可見，新質生産力與傳統生産力的差別不是科技創新驅動。在傳統發展方式下，科學技術也是第一生産力，但傳統生産力所基于的科技進步的主要方式是技術吸收和二次創新，驅動新質生産力發展的科技進步則是以我為主的突破性創新。
從産業形态看，傳統生産力對應的産業是先行發達國家漸次發展起來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資本密集型産業和高技術産業。傳統生産力是在中國技術水準相對落後、産業體系相對不完整條件下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生産力，其核心作用是驅動中國經濟規模和經濟體系的快速擴張。與這種發展思路相對應，各級政府強調的産業發展重點是主導産業和支柱産業，這兩類産業或者本身具有較大的經濟體量，或者具有較強的前向和後向關聯，核心特征都是規模和增長。而新質生産力所對應的是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新質生産力雖然也是一國長期增長的動能， 但其更重要的規定性是一國核心競争能力的載體，是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為世界工業文明作出獨特貢獻的标志性成就。
圖為位于吉林長春的一汽解放J7 整車智能工廠，該工廠依托工業網際網路和大數技術，打造了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的智能制造新模式。圖/ 中新社
技術創新範式從模仿創新到原始創新，産業更新方向從支柱産業和主導産業到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新質生産力由于其獨特的技術形态和産業形态，在生成機制方面與傳統生産力的發展大相徑庭。新質生産力的企業競争範式是大規模試錯，而傳統生産力的企業競争範式是大規模跟進。新質生産力和傳統生産力的生成都是企業競争的結果， 但促進兩種生産力發展的市場競争機制是不同的。在中國傳統生産力發展過程中，這些生産力對應的産業是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大規模試錯的成熟産業，這些産業的主導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已經确立。在此背景下，傳統生産力的生成方式是大規模跟進，包括初期外資産能大量向中國轉移階段中國企業從低端産品和邊緣市場開始的大規模跟進，到後期中國企業通過内化領先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實作更高階的大規模跟進。雖然在第二個階段成功實作趕超的中國企業的創新活動已經具有很強的自主性（路風，2006），但不可否認，中國企業總體的創新能力仍表現為二次創新能力和正向設計能力，而非原始創新能力，對标國外領先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是這個階段中國企業最重要的能力提升方式。除移動通信等極少數産業外，在絕大多數産業中國企業是在領先國家已經探索出的成熟技術路線上參與生産性競争。不同于傳統生産力技術路線和競争範式的确定性，無論是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産業，還是量子通信、生命科學等未來産業新賽道，其主導技術無論對中國企業還是國外企業都是不确定的，即主導技術和商業模式尚處于湧現階段（Utterback， 1994）。對于這類技術和産業，大量與新技術相關或不相關的企業出于對高額預期利潤的追求而開展大規模試錯是産業技術進步和商業成熟的主導範式，市場競争表現出高度的動态性，即領先企業常常在較短時期就被其他企業替代甚至淘汰（Geroski，2003）。一國領先于其他國家形成主導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是大量企業在面對高度不确定的技術機會和市場機會開展的大規模試錯過程中逐漸疊代而湧現形成的結果。雖然對于移動通信等極少數存在全行業技術路線和标準的産業，政府的必要幹預和協調是至關重要的（賀俊， 2022），但首先，存在全行業技術路線和标準的行業是少數；其次，即便對于存在全行業技術路線的産業，在産業發展初期，企業層面的大規模技術探索和多樣化競争也是重要的。需要強調的是，促進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大規模試錯不同于傳統生産力發展過程中常常出現的惡性競争或過度競争。惡性競争是企業在既定成熟技術路線上的生産性競争和價格競争，而大規模試錯是企業基于原始創新而開展的多技術路線探索。
以新的制度供給引領新質生産力生成
新質生産力迥然于傳統生産力的生成機制。一個國家如果想引領全球突破性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發展，就要能夠領先于其他國家提供更加适合突破性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發展的體制和政策環境。全球新質生産力的競争，表面上是科技和商業模式創新的競争，背後則是與新質生産力相比對的體制和政策體系供給的競争。這種制度性競争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否更有力地改革不能與新質生産力相比對的體制和政策供給；二是能否更有效地供給與新質生産力相比對的增量體制和政策。
對于中國來說，加快推動新質生産力的形成和發展， 首先要切實調整那些已經不利于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傳統體制和政策。自2010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決定》，大陸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已有十餘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新一代資訊技術、綠色環保、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高端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産業實作了長足發展，特别是新能源汽車和新一代資訊技術獲得了階段性領先地位。然而， 多數戰略性新興産業仍然面臨關鍵技術和底層技術受制于人的困難。多數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産業安全仍然是以國産替代為主的被動安全，而非基于非對稱競争優勢的主動安全。這表明，我們的體制和政策中仍然存在制約新質生産力充分發展的因素。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門仍然沿用發展傳統生産力的方式推動新質生産力發展，如仍然通過“選擇赢家”激勵企業創新，或通過大規模補貼試圖加速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然而，新質生産力的主導發展範式是技術和市場高度不确定環境下企業的前沿技術創新和大規模試錯。在高度不确定條件下，政府實際上缺乏“選擇赢家”的洞察力，政府補貼或者是補貼了“模仿”，遏制了真正的創新；或者是補貼了“輸家”，抑制了突破性創新者的積極性。針對新質生産力大規模試錯發展範式的需求，政府一方面應通過強化公平競争和知識産權保護，促進企業競争由傳統的産能競争向創新競争轉變；另一方面，政府應減少對生産要素（如資金、土地） 的幹預和補貼，轉而通過加強研究型大學和國家實驗室的基礎研究能力、教學型大學的人才供給品質、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的競争前技術供給水準，降低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成本， 同時充分利用國防、能源、健康等公共需求為企業的突破性創新提供領先市場。這樣的政策體制不僅有利于真正解決企業突破性創新的痛點問題，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勵企業内化其創新成本（包括風險）和收益，在避免公共資源浪費的同時充分激發市場自身的創新活力和風險分擔功能。
消除不利于新質生産力發展的體制障礙僅僅是新質生産力領先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國如果要引領全球新質生産力的發展，還要能夠提供相對于其他國家更加有效的增量制度。新質生産力的湧現并不是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後出現的新事物。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蒸汽機技術驅動的工業生産機械化，19世紀末期化工技術驅動的現代化工産業的大發展，20世紀上半期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氣化技術驅動的大規模生産，20世紀70年代以後肇始于日本的精益制造的勃興，再到20世紀末期網際網路技術驅動的資訊革命，在當時都是代表全球生産力最先進水準的新質生産力。從制度供給的角度看，這些新質生産力的發源國都在特定時期為催生新質生産力提供了獨特的制度創新，如英國在保護企業家産權和知識産權方面提供了相對其他國家更加有效的制度，德國在研究型大學和企業研發中心建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國在發展現代資本市場、提供成本更低的知識産權保護和更完善的現代公司制度以及反壟斷方面都形成了重要突破，日本的“發展型政府”為促進産業趕超進行了積極有效的協調，等等。無論是理論還是曆史經驗都預示着，如果中國能夠成為新一輪科技浪潮和産業變革的引領者，則中國同樣需要完成與新質生産力相比對的新制度供給的使命。
在激烈的國家間科技和産業競争中，以下兩個方面很可能是中國在全球引領新質生産力生成方面的獨特制度能力：一是在恰當的領域（如存在全行業技術路線和标準的領域）和産業發展的特定階段（如主導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出現以後）有效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全局協調作用，使其成為有效市場的重要補充，在國家間競争中發揮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賀俊，2022）；二是在轉變地方政府發展導向的前提下，更充分地發揮中國地方政府推動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使其成為國家、企業和社群組織之間資源、資訊和知識流動互動的樞紐。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中國發展觀察，原作者賀 俊。文章内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衆号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中國發展觀察
作者丨賀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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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隸屬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主要職能是研究大陸經濟、科技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跟蹤和分析世界科技、經濟發展态勢，為中央和有關部委提供決策咨詢服務。“全球技術地圖”為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官方微信賬号，緻力于向公衆傳遞前沿技術資訊和科技創新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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