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旭侖 | 傅雷和錢锺書“鬧别扭”的另一樁事

錢锺書緻羅新璋函：“傅譯在中文文字表達方面，可推敲處不少。”

傅雷和羅大岡大錢先生一兩歲，以翻譯法國小說成家著名，前者是錢先生的朋友，後者是錢先生的同僚。

陳丹晨《錢寓瑣聞》（《上海文學》2018年2月号）：“1979年我聽說羅大岡要求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作序，就對錢先生說：羅先生在‘文革’時不是寫了一本《論羅曼•羅蘭——評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的破産》嗎？序就叫《向羅曼•羅蘭告别》，現在怎麼又要寫正面介紹的文章了呢？這個彎他怎麼轉呢？錢先生笑笑說：‘他什麼時候都不甘寂寞。我聽說人家不同意他寫，是他自己硬要争取。’錢先生似乎不屑多談此事，神秘地對着我說：‘你知道傅雷生前不要别人為這本書寫序，隻要一個人寫，是誰啊？’他看我一臉困惑的樣子，邊笑邊指着自己說：‘他就要我寫！’”羅新璋《錢锺書與傅雷之誼側記》摘錢先生1979年5月21日函中語則作：“據傅雷先生次子傅敏同志說，他爸爸囑咐過，譯本如要有序言，隻願意楊绛或我來寫，不要旁人寫。那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付托，使出版機關很為難。愧對亡友，内疚不已。”傅敏《懷念赤子之心永恒的傅雷精神》（見《傅雷誕辰百年紀念集》）：“我在1979年出國前，曾經叮囑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有關編輯，如果再版《約翰•克利斯朵夫》，序言一定請錢锺書或者楊绛來寫，結果卻出自批判羅曼·羅蘭的羅大岡之手！1986年重版時，删去了羅序。”

楊绛《傅譯傳記五種代序》：“我隻看到傅雷和锺書鬧過一次别扭。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隻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當時他和我們兩地間隔，讀到锺書責備他的信，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而傅雷“和锺書鬧别扭”的另一樁故事，楊季康未“看到”。1955年4月，傅雷将《于絮爾·彌羅埃》譯稿傳遞人民文學出版社；趙少侯審讀時嫌其風格“落後于時代”、譯法“似是而非”,又怵傅雷抗拒“編輯部提意見請他修改”。副總編樓适夷遂邀錢锺書審定，因錢是傅的好友，又最受傅的“敬佩”。不料傅雷并不願意，錢锺書的一些意見他也“難接受”，還說了一些“氣憤的話”，向錢“開火”，使錢“陷入此一糾紛”。樓适夷隻得再請葉聖陶“從中文提提意見”，葉回說沒問題。傅譯本于1956年11月出版。詳見金梅《傅雷傳》第27章。傅雷當時對兒子發洩憤懑（《傅雷家書》1956年3月26日）：“去年四月譯完的巴爾紮克《于絮爾·彌羅埃》，在人文擱了11個月，最近才來信說準備發排了。他們審查來審查去，提不出什麼意見，倒耽誤了這麼久。”傅敏對“錢锺書挖苦起人來很厲害”感受很深（陳斌《不一樣的記憶·聽傅敏談錢锺書先生》）。安迪于錢先生身後淡寫（《我與錢锺書先生的短暫交往》，《深圳商報》2003年6月21日）：“錢先生和楊先生兩個人争着說了很多傅雷的事”，于楊季康身後增訂（《不可靠回憶》，《上海書評》2016年11月27日）：“電話那端，楊绛先生也搶着說話。兩人曆數傅雷種種不是，說傅雷脾氣很壞，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老編輯罵得大哭。我早已讀過《傅譯傳記五種代序》，傅雷在楊先生筆下，和在錢先生、楊先生口中，真是判若兩人。”此時讀楊绛《記我的翻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法文責編是趙少侯。一般譯者和責編往往因提意見而鬧别扭，我和趙少侯卻成了朋友。”方覺有味乎其言。“脾氣很壞”印可樓适夷《痛悼傅雷》（《上海文學》1979年4月号）：“朋友錢锺書私下告訴我，老傅健康狀況不好，可能害了結核病，經常低燒，你要注意不使他太激動。”錢先生于傅譯則道以一貫（羅新璋《錢锺書與傅雷之誼側記》引）：“至于傅譯在中文文字表達方面，可推敲處不少。把他偶像化有害無益；L’idolatrie mène inévitablement à l’iconoclasme![拜倒于偶像必緻拜之倒——參看《談藝錄》第517頁]”

羅新璋那篇文章是應楊绛之請，但未中楊绛之意。羅新璋自述（見鄭延國《潇湘子譯話·電話那端的羅新璋》）：“2010年3月3日楊先生打來電話，邀請敝人寫一篇紀念文字并代表錢先生先行感謝……11月11日柳鳴九打電話過來，說他收到了錢锺書百年誕辰紀念會的通知，9日去開了半天會，獲贈《紀念文集》一本，他寫的《錢锺書先生的精神遺産》被收入。敝人的文章《錢锺書與傅雷之誼側記》落選了。”旋為柳鳴九刊布于2010年11月17日《新京報》。

《海風》周刊1946年2月23日第15期刊載思樂《錢锺書的散文》。

傅譯愛好者羅新璋又記：“錢先生說：傅雷初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曾幫他把全稿看過一遍。事後，傅雷說，大家是老朋友了，序跋上就不提了。”像開卷題詞的“濛濛曉霧初開，晧晧旭日方升”，也許就是錢先生的譯筆或改筆。唐大郎、龔之方編的《海風》周刊1946年2月23日第15期有思樂《錢锺書的散文》，中雲：“錢锺書對于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有所臧否。他以為此書不合小說規律，不可以小說目之，完全是熱情煽動，隻不過合青年口味而已。又言小說推法國為冠，羅曼·羅蘭雖為法人，而此書借助德國氣息，略遜一籌。”《容安館日劄》第766則于André Gide嘲毀Jean-Christophe的契賞，可以補證。錢先生沒有讀Romain Rolland書的筆記，日劄也隻一瞥（第616則徵及Au-dessus de la mêlée）。羅曼·羅蘭也許跟“Pearl Buck（賽珍珠）之流”一般，隻配用來證明諾貝爾文學獎的不“重大”（《著名學者錢锺書最近發表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文藝報》1986年4月5日）。陶然《錢瑗老師》（《聯合報》2003年10月22日）：“說起翻譯小說，提到傅雷，錢老師說是世叔伯，但他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沒看過。”沒準兒是錢先生不許嬌女看，怕“少年人傻氣，經不起煽動，犧牲了頭顱和熱血”（《靈感》——為傅雷編發于《新語》半月刊）。

範旭侖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