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締造者黃顯聲将軍
最早知道黃顯聲将軍的名字，是在看“小蘿蔔頭”的故事時。
小蘿蔔頭宋振中，其父宋绮雲是楊虎城将軍的秘書，随父母一同被關押在重慶紅岩，直到9歲在渣滓洞大屠殺中遇難，是很多人耳熟能詳的。
根據難友記載，宋振中聰明好學，七歲以後其母徐林俠向獄方争取到讓他在獄中“上學”的權利。小蘿蔔頭的老師之一，就是同獄的原東北軍五十三軍副軍長黃顯聲将軍。
這位黃顯聲将軍，不但教小蘿蔔頭國文算數，還教他國術和俄語，每天早上小蘿蔔頭到黃将軍處上課時，都要用俄語問好。
而小說《紅岩》中，還提到黃顯聲将軍（書中稱為黃以聲）為難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藥品，在他的監室中，還懸挂有防身的軍刀。
當時感到有些奇怪，覺得一位東北軍的将軍，怎樣會被關到獄中呢？既然已經入獄，又如何可以懸挂軍刀。而且，一個軍人，怎麼又如此多才多藝呢？
事實證明我對黃顯聲将軍的了解，還是太少了。這位将軍不但能夠教俄語，而且精通詩詞，擅長篆刻。在今天保留下來的一方黃顯聲将軍自治印上，側面還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騎富士山頭展鐵蹄，倭奴滅，踐踏櫻花歸”。
這是黃顯聲将軍在獄中用鉛筆刀所刻的手章，字型隽勁，可見刻印之人的心無旁鹜。
黃顯聲将軍，1896年生，遼甯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據說那時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龍，是以将軍懂篆刻，會俄語實在正常），因參加五四運動被開除，轉入東北講武堂三期學習，曾曆任東北軍新一旅（一說張學良衛隊旅）旅長，東北講武堂教育長，東北軍騎兵第二師師長，五十三軍副軍長兼一一九師師長。曾協助張學良将軍發動西安事變，在1938年營救張學良失敗後被秘密逮捕于武漢，輾轉囚禁于息烽，白公館等地。因為他的威望和軍中舊友的影響，也因為特務認為他一旦出獄就會再作高官，是以他在獄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讀書，看報，甚至擁有防身的佩刀。
黃顯聲将軍墓
這是一條真正的關東好漢子，在遇害的時候，依然身懷短刀，“虎入籠中威不倒”，甯持刃而死，決不引頸就戮，不失軍中男兒本色。
黃是張學良的親信，東北軍少壯派的代表，張作霖被炸，張學良就是混在黃顯聲軍中悄悄出關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講武堂炮科出身，已經擔任旅長的黃顯聲，1930年卻被任命為遼甯省警務處處長的職務，變成了警察。
對此，我的看法是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當時東北軍上下充分感到東三省和日方沖突的危險，但是又缺乏和日軍正面對抗的勇氣。一旦發生危機，希望避免正規軍之間的沖突。這時，作為非正規軍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為兩軍之間的緩沖。委任黃擔任這個職務，是張學良希望黃的精明幹練可以在中日沖突時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線局面；另一種可能是，張作霖曾經對張學良講過對付日本的辦法–招集遼甯各縣的警察局長開個會，動員人力，一夜之間就把南滿鐵路的鐵軌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後二十萬東北軍主動打大連的一萬五千日本兵。“咱幹嗎要怕小日本呢？”張老帥這樣說過。
要是張學良存着用這個心思對付關東軍，讓自己的心腹黃顯聲擔任這個職務也的确是有些道理。
盡管形勢的變化，讓黃顯聲沒有能夠在這個職務上發揮更大作用，但他的幹練還是表現出來了。
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中人稱三個省隻有兩個明白人，就是藏式毅和黃顯聲。九一八事變前，藏曾多次苦苦警告張學良日軍即将動手，并派黃專門跑到北平去見張報告危險，張時吸毒又患傷寒，到協和醫院住院，顯得思維精力都不充足。回複都是要求鎮定，萬一打起來不抵抗，等待“九國公約”的調停等等。。。藏自知無力回天，在九一八發生時悲憤地讓東北軍參謀長榮臻“趕快出去調兵遣将收複沈陽吧”，自己則以地方官守土有責留下辦交涉不肯離去，後絕食未死，被日方拉入僞政府，未保晚節。
黃則另有主張，九一八事變前，八月底他已經通過當時的警務督察長熊飛弄到日軍情報，知道事變即将發生（這也是黃到北平見張學良的直接原因），黃不肯坐以待斃，回沈陽後當即下令各縣警察隊公安隊擴充成12個總隊，并發放槍支彈藥。這個舉動意味深長，這批槍支成了後東北各路義勇軍中的主要武器來源之一。後來的東北抗日義勇軍中，原東北的警察人員占了相當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義勇軍指揮官，比如鄧鐵梅，王鳳閣，高玉山等都是原東北警察出身。
而黃對沈陽的警察也進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組織起來，編成一個總隊并發槍，自己從9月初即晝夜不離辦公室，随時準備應變。是以九一八事變剛剛發生，他率領的警察總隊（相當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經離開機關，投入抗擊。
後來的救國會執委朱煥階9月19日晨曾趕到警務處打探消息，卻見鐵門緊閉，有幾隻麻雀啄食。向周圍人打聽，前一天夜裡有人看到，黃部警察的動作極快，第一聲炮彈的爆炸聲剛剛響過就開始行動，離開機關，顯然是早有部署。
當時沈陽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總部衛隊，張學良的衛隊營，講武堂學兵和黃顯聲的警察部隊。事變爆發的時候，王以哲和兩個團長都不在部隊（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與部隊彙合），第七旅苦苦等待指令，最後等來的卻是--不許抵抗，任其占領營房繳械。該部靠下級軍官自發組織才勉強突出重圍，損失慘重。衛隊的負責人是榮臻的兒子榮子恒，因為形勢緊張，當天被派率部到野外進行為期八天的拉練，是以沒有加入戰鬥。（誰能說王，榮不是明白人呢？還有當時因為各種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張作相，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學生們聽到槍聲怎麼也找不到的講武堂負責人周濂中将，哪個，不是明白人？中國人裡面明白人有時候不是太少，是太多阿）；張學良衛隊營營長譚海倉促中把張府各房門上鎖，武器埋在院裡，隻帶着鑰匙逃回北平，張學良啼笑皆非，大罵“不是人，什麼東西！”。因為張一向叫譚海“叔叔”，這一次顯然是氣極了。
各部隻有黃顯聲部和講武堂學兵（五連連長張占元陣亡）主動進行了抵抗。黃顯聲指揮警察在二經街一帶依靠簡單的街壘與日軍對戰多時，最終，在日軍坦克的攻擊面前，隻有輕武器的警察傷亡太重，被迫撤離。黃在撤退時囑咐警察和公安隊官兵盡量攜帶武器彈藥撤退，連夜經過新民向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準備充分，沈陽警察部隊撤退到錦州是動作最快，損失最小的。
黃顯聲到達錦州後，成為1931年秋冬實際的前敵總指揮。當時東北邊防軍公署和遼甯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錦州重建，但張學良和張作相都未到錦州，軍政事務由黃顯聲代拆代行。他立即聯系駐防義縣的12旅旅長張廷樞向大淩河布防，取得穩定陣線。
當時，東北軍參謀長榮臻也到錦州辦公，援軍也陸續到達。榮是個舊式軍人，有鴉片瘾，又知道張學良信任黃顯聲。故此事務皆付黃顯聲。後國聯有員來調查，與榮臻交談時發現他未及收拾的煙具，于是對翻譯說:“這樣的将軍怎麼能抵抗日本軍隊呢？”又問榮九一八時為何不抵抗。榮回答沒有上級指令。國聯的人走後，榮臻悔恨交加，當即砸毀煙具，向張學良發出一封急電，要求帶一個旅到前線和日軍拼命。12月後榮在軍事指揮上逐漸發揮正常作用。
日軍土肥原則與汪精衛曾稱為“智勇仁”的大漢奸淩印青（海城人，早期國民黨人，與楊宇霆交厚）勾結，派出進階特務倉崗繁等十人到遼西和淩彙合，在盤山組建僞軍“東北群眾自治軍”。
黃顯聲針鋒相對，他利用該僞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單廷秀是熊飛的學生的關系，通過單策反該軍第一師師長項青山，第二師師長張海天。10月27日，兩人率軍起義，東北軍19旅派兵參戰，淩及倉崗皆被擊斃。
黃将軍全身像
日軍繼而鼓動張學良堂弟張學成于10月29日接手“東北群眾自治軍”殘部，發給奉天兵工廠武器，試圖作為日軍前驅進占錦州。張學成一貫認為自己懷才不遇，與堂兄應該分庭抗禮，1931年初曾參加石友三的叛亂。這一次則欣然接受日軍指揮，攜四名日本顧問上任，号稱有18個旅。黃顯聲請示張學良後，派公安騎兵第二總隊進攻張學成部。由于東北地區當時抗日情緒強烈，張學成部也兵無戰心，交火後不久即潰散，四名日本顧問和張學成都被亂槍打死，僞旅長榮庭被俘。
在錦州期間，黃勵精圖治，大力組織和擴充地方武裝。而張學良由于年輕和患病，此時處于劉伯承所說“五行不定”的狀态。他一面調動了一部分部隊到錦州前線，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援将錦州一帶設為隔離區的方案，随時準備撤離。在軍事上，張顯得十分消極。黃顯聲有一次建議既然錦州前線工事構築不易，不如以攻為守，張當即拒絕。在日軍進攻馬占山的時候，張坐擁重兵，毫無策應（反而是日軍進攻錦州時，極端困難的馬占山反攻齊市，試圖調動日軍北上）。對于黃顯聲招募的部隊和反正僞軍，張學良也拒絕給與正規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這些部隊抵抗日軍，一方面怕是以形成中國正規軍與日軍交戰的口實。
在這種掩耳盜鈴的思維支配下，張學良甚至下令給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領，下令他們部下原來東北軍的正規部隊一律不得使用正規軍番号，隻能自稱“自衛軍”，“救國軍”等名義。
事實證明，這種做法不但不能減少日軍對中國軍隊的進攻，相反使其進攻更加理直氣壯–既然對手不是正規軍，就隻能是“土匪”，“馬胡子”了。堂堂正規軍一夜之間竟然連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戰部隊也是以而氣餒。
在這種情況下，黃顯聲急中生智，将新編部隊改稱為“遼甯抗日義勇軍”，編張海天部為第一路，項青山部為第二路，陸續委任達二十餘路，自己擔任總司令。
這就是“抗日義勇軍”的最初來曆。
1931年12月15日，張學良倚為依靠的蔣介石下野，張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軍大舉進攻的壓力下，張最終下令東北軍主力于1931年最後一天撤離錦州。在回複記者的訪談時，東北軍方面表示在錦州周圍與日軍進行了激烈的攻防戰鬥，最後不支撤退，損失五千餘人。然而，在當地的外國人和民間團體回憶，東北軍的各部，除步兵19旅，騎兵20旅的部分部隊，裝甲列車隊以外，基本與日軍未有接觸即撤離，撤離時日軍還在錦州的百裡之外。真正在錦州外圍和日軍展開了血戰的，是黃顯聲部下的義勇軍和公安隊。他們與日軍在白旗堡，田莊台，盤山，打虎山各地輾轉血戰，還曾經反攻過營口，給日軍造成相當重大的打擊。
遼西戰場上的義勇軍
東北軍撤退時，黃顯聲帥三個騎兵公安總隊斷後掩護。黃以第一，第二總隊掩護機關人員撤退，親自帶第三總隊到大淩河畔楊官屯拒敵。1月2日，黃部與日軍渡大淩河部隊展開激戰，由于敵衆我寡，戰鬥到夜間兩點三十分，黃下令炸毀女兒河鐵橋阻擋日軍追擊，部隊撤向關内。1月3日，日軍占領錦州。義勇軍部隊，一部随黃顯聲入關，一部留在當地繼續和日軍作戰。
由于“義勇軍”這個名字響亮而且貼切，逐漸成為東北各地抗日軍民最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漢，聶耳合作為電影《風雲兒女》譜寫了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這首脍炙人口的戰歌，後來成為今天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細究這裡所說的“義勇軍”，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隊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關東人，也是全體中國人不屈的精神。
黃顯聲戎裝照
入關後的黃顯聲将軍，所部公安騎兵總隊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隊，義勇軍被改編為騎兵第二師，黃任師長，參加了長城抗戰，再次與日軍交手。以後，為了替張學良将軍控制53軍萬福麟部，又前往萬部擔任副軍長兼119師師長。威震冀中的呂正操司令員，當時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黃顯聲将軍并協助張學良策劃和實施了西安事變。
1938年，黃到武漢活動争取釋放張學良将軍不果，經周恩來介紹，準備以中共特别黨員的身份到延安組建新東北軍，不幸被國民黨方面扣押，從此開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
據推測，黃的被扣押，與東北軍内部鬥争也有很大關系。黃是張學良最為親信的少壯派軍官，長城抗戰後，張學良深感老東北軍将領各顧妻子，腐化老朽，已經不堪改造，是以大力提拔少壯派軍官。黃顯聲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這種做法明顯侵犯了占據高位的老牌将領的利益。張學良被扣以後，東北軍上層并非都盡全力營救，而是在蔣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殘殺，可說與此有關。失去了張學良支援的黃顯聲，也成為這些老牌将領的眼中釘。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蔣才毫不猶豫地扣留了這位著名的抗日将領，他确信這不會影響他對于東北軍的使用。（蔣介石深恨黃顯聲，因為從事後的情報得知，西安事變中，黃顯聲是張學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而且态度強硬明朗）
在被扣押的十年時間裡（最初還給會國術的将軍戴着鐐铐，怕他逃跑），黃顯聲從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現在雖然坐牢，但并沒有犯法，是為團體、為國家、為義氣而坐牢，問心無愧，将來生死存亡在所不計。”
隻有在反複讀一句詩時，将軍常常痛哭失聲。
這句詩就是陸遊的“報國欲死無戰場”
寫到此處，忽然想起了陸遊的另一首詩
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 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 鏡中衰鬓已先斑
出師一表真名世 千載誰堪伯仲間
道濟見收，脫帻投地曰:“乃複壞汝萬裡之長城！”
有一種說法，講東北軍舊部和共産黨方面（例如黃的秘書劉瀾波）都曾努力争取讓黃顯聲将軍越獄，看守的特務也為将軍人格所感，多同情于他。但營救為将軍所拒絕。
這是有一定真實性的說法，因為黃顯聲将軍一直認為自己被抓是莫須有的罪名，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軍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測他期待和張學良将軍一起獲釋，故有“為義氣”的說法。）同時，将軍也知道自己逃走将連累很多難友，是以一度拒絕了營救。但是，在1949年，看清國民黨方面已經不可能給他公平的釋放，将軍實際上同意過接受外面的營救，隻是，為了能夠同時營救好友，張學良将軍的副官李英毅，黃顯聲将軍希望營救的時間推後，在重慶即将易手的時候進行，以便乘亂多救一些人。
按照劉瀾波的安排，當時，渣滓洞看守宋惠寬已經成為營救的内線，他答應在時機合适時，于半夜時候把黃顯聲将軍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帶出來的人帶到白公館後面的山坡上，由負責營救的夏在汶開着汽車在那裡等着，把将軍等人帶走。劉瀾波并叮囑一旦出現有政治犯被殺，則不顧将軍的反對，将他單人救走。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對政治犯的大屠殺，第一個被殺的，就是黃顯聲将軍。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鳳的密令，黃顯聲将軍被軍統特務楊進興執行秘密槍決，殺害于紅岩步雲橋，李英毅與将軍同難。
黃顯聲将軍牢房中的月曆牌，永遠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戰争勝利紀念碑的圖案
将軍之死還有一點傳奇的色彩。
在息烽監獄，黃顯聲将軍曾經憑借精湛的醫術救活了一名被控參加學運被捕的福建女大學生黃彤光。随着此後的接觸，黃彤光愛上了這位氣宇軒昂，儒雅不屈的将軍。1944年出獄後，黃彤光一面全力尋找路線營救将軍出獄，一面通過看守中的内線與将軍鴻雁傳書，甚至尋機相會。兩人終于定下終身，将軍答應隻要能夠出獄，願與黃彤光結為連理。兩人成為極其特殊的“獄中戀人”。
在定情時，黃彤光交給将軍一張紅紙，請将軍将來用它包結婚戒指來娶自己（因為将軍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帶出來的，回去時不能帶其他的東西）。
聞知将軍遇害，黃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後到紅岩山上含淚尋找将軍的遺體，但盡管随行的解放軍官兵幫助百般搜尋，都沒有找到。
就在這時，突然，在一塊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紅紙，黃彤光一眼認出，這正是她給黃顯聲将軍的那張包戒指用的紅紙。黃彤光立刻跪了下來。
将軍的遺體，就在這片新土的下面。
88歲的黃彤光女士，在幾十年後回憶起來，用這樣的詞句描述将軍的埋骨之地–“那片紅紙在風中痛苦地搖着頭，很鮮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