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所舊式的四合院裡，深秋的落葉默默地鋪滿了青石闆路。四周寂靜得隻能聽見遠處時斷時續的車笛聲，夾雜着稀疏的狗吠。
這個四合院曾是曹禺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鄭秀的愛巢，而今，隻剩下曹禺一人居住。
曹禺坐在搖晃的老式竹椅上，手中的信紙已經泛黃，上面的字迹因多次折疊而變得模糊。
這是他多年前寫給女兒的信，信中滿載着他對過去的回憶和深深的内疚。他在内疚什麼？是鄭秀至死不變的愛嗎？
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曹禺的作品深刻地探讨了人性、社會與個體的關系，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沖突，這些主題讓他的劇作不僅在文學上得到了高度評價，更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讨論和反思。
曹禺，這位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的劇作家，早在年輕時便顯示出了非凡的戲劇才能。23歲那年，他創作了《雷雨》，這部作品以其錯綜複雜的人物關系和深刻的主題思想，迅速在文藝界引起轟動。
《雷雨》描繪了一個家庭内部深藏的秘密和悲劇，以及各種社會力量對個體命運的影響。這部劇作的舞台表現力極強，情感沖突激烈，一經上演便立刻吸引了大量觀衆，使得曹禺的名字一夜之間在文藝界廣為人知。
接着，25歲的曹禺推出了另一部重量級作品《日出》。這部劇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人性的複雜和社會的陰暗面，尤其是對女性的壓迫和資本的殘酷。
《日出》不僅以其深刻的社會批判獲得了廣泛關注，也讓曹禺赢得了文學大家巴金的贊譽。巴金稱贊曹禺能夠如此精準而深刻地描繪社會現實和人物心理，是當代戲劇界的佼佼者。
至于《北京人》，這部作品則是曹禺在30歲時的又一傑作。通過對北京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細緻描寫，曹禺展示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和人性的複雜性。
《北京人》的成功不僅在于它精湛的藝術表現，更在于它深刻的曆史感和人文關懷，使得曹禺在戲劇界的地位愈發牢不可破。
1939年4月，曹禺随國立劇校遷至四川，其家屬鄭秀亦同行。然而，四川的生活或許過于單調，導緻鄭秀日常僅與劇校幾位師母消磨時光，通過打牌來打發時間。
有時，鄭秀甚至會邀請忙于創作的曹禺參與牌局。此時的曹禺已感到疲憊，覺察到與鄭秀之間的沖突日益增多，雙方在生活習慣和性格方面似有不和之處。盡管他身體上與鄭秀相近，但心靈上的距離卻似乎遙不可及，仿佛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兩個人的分離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1950年，政府為徹底改變婚姻家庭的舊觀念，迅速頒布了新的婚姻法。
這部法律的推出，标志着國家對于個人婚姻自由的正式承認與保障，它允許離婚并強調男女平等，尤其是在選擇伴侶和解除婚姻關系上。
在這一法律環境的推動下，中國著名的劇作家曹禺向法院送出了離婚申請。
曹禺與鄭秀的婚姻曾經被視為文藝界的典範，但在新的社會氛圍中，即使是這樣的婚姻也不再是不可改變的。
曹禺在向法院送出離婚申請的檔案中清楚地列明了“感情不和”為主要理由。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鄭秀面臨了來自親友的各種意見和勸說。她的家人和朋友們出于對她的關心，也基于對新時代婚姻觀念的認同，開始逐漸勸她考慮接受離婚。
他們認為，既然感情已經無法維持，繼續在一起可能對雙方都是一種折磨。這些說法逐漸影響了鄭秀的思考。她最終還是同意了曹禺的離婚訴求，當她的心裡還依舊愛着曹禺，到老到死都沒變。
1951年，曹禺與鄭秀離婚後，和方瑞步入婚姻的殿堂。方瑞，作為曹禺的新伴侶，她與曹禺的婚姻開始于一個社會動蕩和政治高壓的時代背景。新婚之初，二人在北京的文藝圈内生活，看似恢複了一段時間的平靜。
但是，不久後，文化界開始經曆更嚴厲的政治審查和批評，曹禺的地位和創作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文藝會議和公開場合，曹禺多次被要求進行自我批評，公開接受指責。
這種持續的政治壓力對曹禺個人生活的影響極為深遠。他的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幹擾，創作活動也被迫中斷。
原本頻繁與文藝界同仁交流的場合變得少了，家中也時常會有政治學習和批評會議。曹禺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應對這些政治活動，這嚴重消耗了他的精力和創造力。
方瑞作為曹禺的妻子，同樣深受這一系列事件的影響。曹禺聲望的下降和生活的困境，讓方瑞承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尤其是在曹禺被批評和隔離的時期，方瑞不僅要處理日益疏遠的社交關系，還要承擔起家庭的心理負擔。家中的氛圍愈發壓抑，文藝界的朋友們也逐漸減少了來訪。
經曆了長時間的打壓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困擾後，方瑞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她的精神狀态由于長期的壓力和不安而日益崩潰。
1974年，經過連續幾年的精神折磨和身心疲憊，方瑞最終在一次絕望的深夜中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服用安眠藥自殺，留下了曹禺和他們的子女。
方瑞的去世對曹禺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在此之後，曹禺的生活和創作狀态進一步陷入低谷。他的作品創作量大幅減少，已發表的作品也鮮有新的演出。曹禺的文學生涯在這段時期幾乎停滞不前，他的名聲和影響力明顯不如以往。
方瑞逝世對曹禺打擊重大。在此期間，鄭秀雖然多年前與曹禺離婚，但兩人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聯系，尤其是在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上。
鄭秀在得知方瑞去世的消息後，開始考慮是否有可能與曹禺複合。在她的觀念中，複合可能為曹禺帶來一些慰藉，也能為他們的兒女提供一個更完整的家庭環境。
鄭秀甚至在與親友和兒女讨論後，感覺到這樣的複合似乎被大家所接受和支援。曹禺和鄭秀的兒女，也表達了希望父母能夠重歸于好的願望，認為這能為整個家庭帶來正面的改變。
但是，曹禺對于複合的态度并不積極。盡管他對前妻鄭秀和兒女抱有感激和關心，但他的内心早已有了變化。
曹禺在經曆了與方瑞的婚姻和她的悲慘去世後，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調整和思考自己的未來。
他的生活和情感狀态在方瑞去世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期待與過去的伴侶重燃舊情。
此外，曹禺在方瑞逝世幾年後，遇到了平劇表演藝術家李玉茹。李玉茹不僅在藝術上有着出色的天賦，也在人生觀和價值觀上與曹禺産生了深刻的共鳴。
兩人的相遇起初是在一個平劇的社交活動上，李玉茹的表演深深吸引了曹禺。他們在多次的文藝交流和社交場合中逐漸熟識，并發現彼此有着諸多相似的興趣和觀點。
在相處過程中，曹禺和李玉茹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李玉茹對曹禺的關心和了解，以及她在藝術上的獨到見解，給予了曹禺很大的精神支援。
她的存在使曹禺感受到了新的生活希望和創作靈感，他的文學作品也開始逐漸恢複了往日的活力。經過五年的相識和交往，曹禺決定與李玉茹結婚。
1989年，一個秋日的清晨，鄭秀因長期患病最終逝世。她的健康在過去幾年裡日漸衰退，盡管接受了多種治療，病情還是不斷惡化。
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天，病床前聚集了親友和醫護人員，他們輪流照料她，希望能給她帶來一些慰藉。
據在場的醫護人員和家屬回憶，鄭秀在臨終前似乎一直在呼喚曹禺的名字，希望能在最後的時刻見他一面。
但是，曹禺自己也因為年事已高而身體多病，加之他的行動已經十分不便，是以未能前往鄭秀的病床前。
鄭秀去世後，曹禺對這一度感到十分悲痛。盡管兩人多年前已經離婚，但鄭秀在曹禺生活中留下的印記是無法抹去的。
出于對前妻以及對未能在她生命最後時刻前往的内疚，曹禺給他們的次女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達了對鄭秀的哀悼以及對自己作為父親的反思和愧疚。
他提到了鄭秀在他們的女兒們小時候所承擔的育兒責任，以及她對孩子們成長和教育的巨大貢獻。
曹禺在信中寫道：“媽媽故去，我内疚很深。你們——你和黛黛小時我未能照護，隻依媽媽苦苦照顧，才使你們成才。想起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過去，無法補過。人事複雜，不能盡述。”
曹禺年歲已高，健康狀況也逐漸惡化，雖然有李玉茹的悉心照顧，但年邁體弱的他已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盡頭。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在李玉茹的陪伴下，最終在北京的家中安詳地去世，享年86歲。
張翠玲,趙秋榮.曹禺戲劇作品英譯述評[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23,45(5):10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