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印象中，印度都是一個神秘且沖突的國家。它有着悠久的曆史，也曾經曆過不同文化的劇烈碰撞。今天的印度則呈現着兩極化的面相，傳統與現代交織，貧富分化嚴重。
要想真正了解這樣一個國家，僅僅依靠浮光掠影式的旅行顯然做不到，長期深入探訪才能一瞥究竟。張興軍在《斷裂與新生：一位中國記者筆下的印度日常》鋪陳了自己眼中的印度，許多細節都相當有趣。
比如飲食外賣，書中寫道：
“據傳早在100多年前，英殖民時期留在這裡的英國人吃不慣印度菜，一項将午餐從他們的家中直接送至工作地點的服務就此應運而生。大約在1890年，來自鄰近小鎮浦那的年輕人馬哈德奧在孟買召集了100多名同伴，開始為城市居民提供午餐遞送服務，這就是‘達巴瓦拉’的起源。一個世紀過去了，‘達巴瓦拉’早已融入當地人的日常，也見證着孟買這座印度南部西海岸港口城市的擴張與繁榮……如果說貫穿孟買的鐵路是這座城市的主動脈，‘達巴瓦拉’則像是血管中湧動的紅細胞，日複一日為散布在各個角落的孟買人帶去‘愛的供養’。”
比如民俗，書中寫道：
“排燈節是印度教最盛大的節日，相當于基督徒的聖誕節或是中國人的春節。排燈節期間是印度人回歸家庭和傳統的時刻，人們要麼阖家團聚，要麼在團聚的路上……早在公元7世紀的印度梵文戲劇經典《龍喜記》中，就有情節提及向新婚夫婦送燈（光明）表達祝福，也借以紀念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與吉祥天女拉克希米的婚姻；到了公元9世紀，印度詩人拉賈塞哈爾的作品裡提到，人們有灑掃庭除以及用燈和蠟燭裝飾屋子的傳統；時至今日，最流行的說法來自印度教史詩《羅摩衍那》，其間記載了羅摩神戰勝十首魔王羅波那，成功解救妻子悉多并重返故國印度，人們點亮成千上萬的泥土燈以慶祝其回歸。”
比如服裝，“紗麗是印度最為名聲在外的傳統服裝，但在我這個外國人看來，其實就是一塊彩色的布，通過各種繁複的步驟，最後成功地‘裹’在身上。”
至于貧富分化問題，并非隻是階層之間的差别，即使在階層内部也非常嚴重，比如農民的兩極分化。書中寫道：
“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初，印度農業先後開展了兩次‘綠色革命’，不但擺脫了國内的糧食危機，還搖身一變成為糧食出口國。但基于工業基礎薄弱、水利設施匮乏等多種因素，其農業生産嚴重依賴季風降雨；而土地革命的不徹底，又産生大量的佃農或無地農民，進而在農民群體中形成兩極分化。”
張興軍還寫道：
“印度的農民分成兩種，一種是有錢的農民，超級有錢，雇人種地，可謂有錢也有閑，于是便投身政治——印度大約一半的政治人物就來自這些群體；一種是沒錢的農民，非常貧窮，常常窮到絕望，窮到被迫自殺。”
張興軍的書寫并非隻關注印度本身，也提到中國人眼中的印度。長久以來，中國人對印度的了解，往往會陷入某種思維定勢或某些“傳說”，是以存在刻闆印象和誤解。《斷裂與新生》則通過這樣的對比，講述中印兩國的交流曆史，還原客觀的現代印度，展示“傳說”與事實的差距。他所接觸的人涉及印度社會的不同階層和領域，有中産有農民，有高官有明星，也見證過印度人的婚禮、年夜飯和大選……
印度當然存在許多問題，殖民地曆史遺留問題、種姓問題、民族問題和拖沓的制度問題，都讓印度陷入一種巨大的不确定性。直至2017年，在印度也僅有5.8%的婚姻為跨種姓，自由戀愛仍然是一個“傳說”。即使年輕人真的通過社交媒體實作自由戀愛，仍然會面對巨大阻力，雙方家族所依據的各種傳統，讓整場婚約變得異常複雜。
印度社會的散漫也讓它在國際社會上形象不佳，比如不夠守時，就成為印度人的标簽，是以印度社會流傳一個段子：“最遙遠的距離不是你坐在對面卻感受不到我的愛，而是一個印度人跟你說他就快要到了。”
當然，印度人的遲到除了自身的散漫之外，還跟糟糕的交通、多雨的天氣有關。即使像孟買這種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也隻有三條捷運快線，至于承擔大多數上班族通勤的，是早已失修的鐵路系統。
這種低效率蔓延到了各個領域，也讓印度社會“辦事難”成為常态。張興軍寫道：
“除了手機卡，駐印期間我還先後多次更新簽證，辦過駕駛證以及阿達卡（印度電子身份證）等證件，現場一次性辦妥的幾乎沒有，一兩天内反複跑腿或等待數日的情況稀松平常。拖沓低下的效率，無數的表格，一遍又一遍地簽字，以及漫長的等待，類似經曆常常讓人心生絕望以至無力提出抗議。有時讓人覺得是眼前具體辦事的人員不夠利落，但更多的時候隐約能感覺到在他或她身後那堵難以穿透的制度高牆。”
印度的新舊沖突也随處可見，比如無現金社會的推動，就面臨着強勢推進與客觀現實的沖突，治安、電力和網絡等方面的問題，都成了無現金消費的障礙。
鐵路的新舊沖突也是印度社會極其關注的問題。印度鐵路起步很早，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就已建起近代鐵路系統，甚至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鐵路系統。但印度并沒有借助鐵路系統成長為工業化國家，反而至今仍然被陳舊的鐵路系統塑造着日常生活習慣。
張興軍在書中就提到了印度規劃高鐵工程受到的巨大阻力，他寫道，與外界通常所認為的不同，農民們對高鐵項目的抗議，并非單純因為政府補償過低。從博伊薩爾到孟買，乘坐普通火車往返票價隻有50盧比，高鐵修好後票價将會高出好多倍。為了這個項目，人們失去的是賴以生存的土地，換來的卻是乘坐不起的高鐵。諸多憤怒的聲音指出，這個造價高昂的項目不過是政府的面子工程。
書中寫道：“印度人隻能在兩件事上達成一緻：闆球，寶萊塢”。可即使是寶萊塢，仍然充滿暗面，行業的潛規則讓局中人充滿無奈，人脈關系就像種姓制度一樣主導着一切，蘇尚特·辛格·拉吉普特的自殺就是一個例子。
這一切都诠釋了一句話——“在印度，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