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1901年11月7日，北京賢良寺，大清“頂梁柱”李鴻章溘然長逝，終年79歲。
李鴻章晚年因負責簽署《辛醜條約》，被國人斥罵為“賣國賊”、“漢奸”，遂憂憤成疾、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塊”。病逝前8天，在沙俄使館内，李鴻章被不斷威逼着簽署出賣東北權益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使得老中堂的病情更趨惡化，以至于“嘔血碗許”。然而，就在臨終前數小時，沙俄特使猶在病榻前催逼李鴻章簽字，真可謂冷血無恥。
晚年的李鴻章
彌留之際，李鴻章瘦弱的身軀蜷縮在病榻上，過往數十年的人生印象如雲煙一般飄過他的腦海，由近及遠，大多漸漸散去，唯有晚近兩年的經曆讓他刻骨銘心，尤其是“庚子拳亂”的爆發及其給國家帶來的毀滅性影響。一想到此，這個為大清朝辛辛苦苦“裱糊”數十年的老中堂，便對肇事者毓賢罵不絕口，痛斥其誤國誤民，恨不得對他食肉寝皮。
那麼，被李鴻章罵不絕口的毓賢，究竟是個怎樣可憎的人物？
毓賢，顔紮氏，内務府漢軍正黃旗人，捐納監生出身，光緒五年（1879年），納赀為同知府，被吏部分派到山東做官。毓賢的仕途頗為不順，在苦熬10年後，才得以出任署理曹州知府，當時年已48歲。毓賢居官任事并無他能，唯一值得稱許之處便是清廉，在各地任職數十年從不肯A錢一分銀錢，而這也成為他借以傲人的資本。然而，清官普遍剛狠自用，做事不留餘地，毓賢亦是如此。
晚清時期的曹州民生凋敝，百姓無以為生，是以很多人便當了盜匪，雖然曆任知府都嚴令緝拿，但每每勞而無功。毓賢為肅清盜匪，甫到任便大肆逮捕、誅殺有“盜賊”嫌疑之人，在短短3個月時間裡，竟然處決兩千多人，其中大多為無辜平民，由此獲得“屠伯”的稱号。經過大規模的屠戮，曹州境内的“盜賊”近乎絕迹，而毓賢也由此獲得上司的青睐。
毓賢以殺戮為能，号稱“屠伯”
憑借着在曹州的“優異政績”，毓賢開始踏上仕途升遷的“快車道”。1895年，毓賢升授山東兖沂曹濟道，次年又補山東按察使，奉命鎮壓曹縣、單縣大刀會起義，同樣也是流血滿地、枕骸遍野。1898年，毓賢升任山東布政使（俗稱“藩台”），主管該省的民政與财政，一躍而成為方面大員。同年八月，毓賢調任湖南布政使，三個月後又調任署理江甯将軍。
毓賢在南方任職期間，由于英、德競相在山東奪取“租借地”、修建鐵路、掠奪資源，并包庇縱容中國教徒作惡，加之官府因為畏懼洋人而在教民沖突中偏袒教徒，是以激起民間強烈的排外情緒，大刀會、義和拳等組織随之而起，到處燒教堂、殺教士，進而引起列強抗議。為此，山東兩任巡撫李秉衡、張汝梅都因彈壓不力被革職，而由毓賢接任。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毓賢正式就任山東巡撫，而此時齊魯大地的義和拳運動，已由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其中，僅毓賢曾“蕩平”過的曹州一地，便有會衆10餘萬人，冠縣拳會組織則号稱“十八團”，茌平縣治下有860餘莊，習拳者遍布800餘處，其“盛況”可見一斑。對規模如此浩大的民間運動，無論是撫是剿，都是令山東省内大員極為頭疼之事。
義和團
毓賢到任之初，斷然采取強力鎮壓的政策，先後8次下令不準民間私立大刀會、紅拳會等組織，并派重兵剿殺義和拳。然而，這些民間組織已經遍布全省，人數多達數十百萬，如果單純用殺戮的辦法來解決，隻會激起更加強烈的反彈。與此同時，毓賢意識到教會勢力在當地為非作歹、魚肉百姓，而地方官在辦理教案時又多對洋人曲意逢迎，心中甚是不平。
更何況，跟大多數滿清貴族一樣，毓賢是個極端保守派，對洋人和本國的“洋務派”都充滿仇視心理。正是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毓賢對待拳民的政策很快由“剿”變為“撫”。當年七月，在“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三原則下，毓賢通令各地義和拳、大刀會等合并改組為“義和團”，并允許朱紅燈所部建旗幟，皆署“毓”字。
正是在毓賢的大肆鼓勵下，義和團在山東掀起大規模的“扶清滅洋”運動，燒教堂、殺教士，而對于傳教士提出的人身保護申請，毓賢從來都是裝聾作啞。對此，列強以戰争相威脅，要求清廷撤換毓賢。清廷迫于壓力，在1899年底宣布将毓賢革職，随即改派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袁世凱一到任，立刻下令清剿義和團，迫使拳民集體轉往政策寬松的直隸。
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侵華形勢圖
毓賢革職回京後，通過各種關系結識端親王載漪、莊親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等滿清權貴，并向他們極言義和團“民心可用”，非但不應該剿除，反而應該籠絡他們為朝廷所用。稍後，毓賢在面見慈禧太後時，更是大談義和團對清朝的“忠心”，并吹噓他們都有“刀槍不入”的神功，西方國家的洋槍洋炮無法傷害其分毫，若能加以利用，必能将洋人趕出中國。
此時的慈禧太後，由于廢黜光緒帝的圖謀因列強反對而被迫作罷，對洋人的憎惡情緒非常強烈。是以，經過毓賢一番慫恿，慈禧太後竟然就真的動了心，決定借助義和團的“神功”跟列強開戰。正是在這種思維下，義和團開始大批量的進入京津地區，圍攻使館，肆意捕殺洋人及中國教民，終于引發八國聯軍侵華事件，幾乎将中國推向亡國滅種的深淵。
為獎賞毓賢的“公忠體國”，慈禧太後在1900年初任命他為山西巡撫，并授意他繼續從事“滅洋”事業。毓賢沒有辜負太後的期望，甫到任便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及屠殺教民。在不到1年時間裡，毓賢便在山西境内殺害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甚至在巡撫衙門前親手殺害過若幹名傳教士及幼童，罪行令人發指。
慈禧太後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将毓賢列為排外仇教的“罪首”，要求清廷嚴厲懲處。1900年9月，毓賢被革職發配新疆，次年2月被清廷下令在蘭州處斬，就此結束其禍國殃民一生。臨死之際，以忠君愛國自诩的毓賢給自己做了一副挽聯: “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雷射明，不似冤沉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斡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
可恨的“愛國賊”毓賢，到死也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不知道自己極端的政治理念和瘋狂的屠殺讓本就尖銳的民族沖突變得無法調和；他不知道自己一手把正義的反侵略運動變成盲目極端的排外和濫殺無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屠殺壯舉”會讓這個日薄西山、大廈将傾的王朝更加接近毀滅的深淵。他以敵人的鮮血鑄成開場，又以自己的鮮血黯然落幕。
如果沒有毓賢，或許“庚子國難”就不會發生
雖然“庚子國難”帶來的浩劫已成事實，至今依然令國人無比沉痛，但在複盤曆史時，我們仍難免會做出這樣的假設：如果沒有毓賢對義和團的無底線縱容，如果沒有他對以慈禧太後為首的盲目排外派的狂熱慫恿，“庚子國難”或許不會發生，中國很可能會避免一場幾乎亡國的浩劫。由此，李鴻章臨終前對毓賢痛罵其誤國，自然在情理之中。
晚晴小說家劉鹗在《老殘遊記》中曾評論道：“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觀諸以清廉勤勉、忠君愛國自诩的毓賢，這段評論可謂一針見血。
“愛國賊”禍國殃民，從來無比沉重，值得世人警惕。
參考書目
1.【清/民國】趙爾巽：《清史稿》，中華書局1998年版。
2.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版。
3.北京大學曆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一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