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送外賣：日賺千元，滿身是傷
作者 | 劉車仔
編輯 | 陸一鳴
題圖 | 《承歡記》
在社交媒體上，澳洲打工度假簽證的相關經驗提供了某種版本的成年人童話。
一方面，它指向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命體驗。另一方面，它暗暗允諾一種更低成本和深度的旅行方式。
然而，後新冠時代的打工度假似乎有了一些變化：歐洲戰火未停，遙遠的澳洲也受到影響，房租和物價飛漲，移民數量達到曆史頂點；勞動力市場供需反轉的背景下，一邊打工一邊度假的期待，大多被艱難的就業形勢擊碎。
半年多前，吞拿通過打工度假簽證前往澳洲，成為了一名外賣員。她在悉尼送外賣的經曆及思考，或許能讓我們窺見某種關于遠方和曠野的現實。以下是吞拿的講述。
在悉尼送外賣，
算是“神仙工作”嗎？
坐辦公室的時候，“大不了去送外賣”往往以一種開玩笑的口吻被我挂在嘴邊。
為什麼是開玩笑？作為生活在一線城市的打勞工，外賣員頻繁地出現在我家門口，即便不點外賣，也總能看見他們——等在每個紅綠燈路口的最前端（有的幹脆不等），穿梭在車流的縫隙裡（有時在人流的縫隙裡），紮堆靠在餐館門口（刷短視訊）。
當時的我還在媒體工作，認識一些外賣騎手，不難了解外賣員如何被“困在系統裡”，何況關于他們月入上萬的報道已經是早幾年的事了。紅利期過去後，這份需要消耗大量體力與精力的工作，已經很難稱得上誘人。
去年年底，我通過打工度假簽證（working holiday visa，簡稱WHV）來到澳洲，發現在“小紅書澳洲專區”，外賣員這一職業仍在造就着各種“緻富神話”。
網友分享在澳洲送外賣經驗的文章。（圖/小紅書截圖）
注冊成為一名悉尼的外賣員後，我經曆過走路送外賣一單掙60塊（人民币）、送餐逾時收到平台補貼、漏送一份比薩沒被罰款、深夜取餐時店長請吃甜點……如果隻看這一部分，很難不感歎這是一份“神仙工作”。
《人物》釋出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中提到，有外賣騎手形容自己的職業：“送外賣就是與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勁，和紅燈做朋友。”這一切，我在悉尼都沒遇上。
在澳洲送外賣，沒有無孔不入的系統，也不需要與死神賽跑。我注冊的是Uber Eats外賣員，作為海外最大的外賣平台之一，他們對配送員沒有接單量的要求，你大可以當一個悠閑的外賣散兵。
線上提供護照、簽證、無犯罪證明，申請澳洲個體戶稅号（ABN），稽核完成後不久，我就收到一份快遞到家門口的大禮包，包含保溫外賣箱、反光防風衣和背心、手機支架等物品。
注冊後會免費收到價值137.5澳元（相當于645元人民币）的“新人大禮包”，之後再次購買需要付費。（圖/受訪者供圖）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對上路的車型有嚴格的要求，加上初來乍到的我對悉尼的複雜路況有所忌憚，開始租車之前，我體驗了兩天“無車”送外賣。這種送外賣方式在小紅書上頗為流行，沒有車的騎手通過走路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來賺錢。隻有在沒有時間限制的平台，才有可能這樣幹。
我兩天一共送了8單，收入129.08澳元，換算成人民币大概是606元。其中有一單我花了快一個半小時才送達，而Uber Eats給了我32.58澳元（約人民币153元），我才發現送外賣超過預估時間不僅不會扣錢，還會獲得更多補貼。
我猜測，盡管Uber Eats與外賣員之間不存在雇傭關系，但也會擔心外賣員低于澳洲法定最低時薪太多會招緻批評和抗議。接受澳洲民族廣播電視台（SBS）采訪時，澳洲運輸勞工工會的全國秘書長邁克爾·凱恩（Michael Kaine）表示，“在過去的10年裡，我們引入了一個零工經濟，它很有意識地将勞工推出我們幾十年來建立起來的保護之外。保護勞工的措施包括最低工資、病假權益，以及在出問題時確定你能夠獲得工傷補償。”
（圖/Unsplash）
對于剛注冊的騎手，Uber Eats還會提供源源不斷的訂單和豐厚的獎勵，而一旦“新手保護期”一過，無單可接就成了日常。許多外賣員會注冊多個平台，擷取新人獎勵并同時接單，比如經驗豐富的中國騎手，就通常會Uber Eats和熊貓外賣“雙開”。
事實上，無車送外賣很難持續——除非面對嗷嗷待哺的顧客時，你能遞上一份融化的冰淇淋或者冷掉的比薩還面無愧色。于是，遲遲沒找到正式工作的我，終于在悉尼一家馬來西亞華人的租車行租了一台合規的電助力自行車。與數量激增的外賣大軍比對，外賣用車租賃也成了一個熱門生意。
隻要騎車上路，受傷就在所難免。我每天送八九個小時外賣，中途一個多小時回家休息吃飯。車技提升後，我的收入從每天200多元人民币漲到近1000元人民币，但我和車的機體都磨損嚴重。
我們被汽車撞了兩次，一次是司機側方位倒車沒看見準備在路邊停車的我，還有一次是開在路上的時候一輛轎車從我側面超車刮到我的車把手。所幸最終受傷的都是車。
除了安全風險外，電動車沒電也是外賣員的噩夢。尤其悉尼以崎岖的地形著稱，遇上那些大角度陡坡，我得步行推車上坡。如果騎到車沒電，就隻能祈禱有好心的司機把你和車一起載回去了。
送外賣也有很多愉快的時刻。訂單來自四面八方，而我總會走上一些聞所未聞的路——走小路、抄近道，輪胎滑過長長樹蔭的下坡；還會做一些出格的事——逆行、越軌、闖紅燈，把交通擁堵丢在身後。
我穿過了很多公園，大公園的大草坪和蛛網一樣的路，小公園的沿河小徑或小鐵橋。我用最高效的方式解鎖着這座陌生的城市，在谷歌地圖上收藏了一堆塞滿彩發年輕人的隐蔽酒吧和排長隊的異國菜肴。
悉尼傍晚。（圖/受訪者供圖）
短期來看，送外賣保障了我初到一個新國度的自由和生存。
移民才會做的職業
在悉尼送外賣的第三天，我幾乎全身都在痛：肌肉痛，關節痛，屁股痛，腿上十幾處淤青中大的幾塊還未消腫，手腳上另有幾處開放型小傷口輕微感染。
我想，我實在是缺乏體力勞動的肉身經驗，而且從小就有重心不穩、肢體不協調的毛病，再加上我租的破車又大又重，硬邦邦的坐墊和車身松松垮垮地連在一起，路面稍有不平就發出快要散架一樣的聲音——我身上的傷幾乎都是被外賣車砸的。可見在機能方面，我和它做到了“人車合一”。
送外賣還有一個副作用：幻聽。到了第三天晚上，在Uber Eats獎勵機制的刺激下，我腦海裡不時出現接單的聲音，有時要把手機湊到耳邊才能确認。但無一例外，是真沒有聲音。卓别林電影裡擰螺絲停不下來的廠工毫不誇張。
（圖/Unsplash）
另一個和異化有關的是，我發現隻要戴上頭盔穿上外賣服，你就能從人群中隐形。你會發現别人看你的眼光就像看一盆移動的盆栽，廉價又醜陋的那種。人們盡可能地用最簡短的詞彙跟你交流，仿佛你就是一個按鍵，由某些特定的詞彙觸發。
而與此同時，你會感到看這座城市的目光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就好像隻需要騎車路過的那一眼，就看穿了這些過路人的身世和關系——你漸漸對階級和種族變得敏感。
悉尼的外賣員有男有女，他們有深深淺淺的皮膚，但很少有本地人會從事這個職業。我在路上遇到過很多年長的印度人，他們大多已經送了好幾年外賣。到了晚上，我和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前後腳地推着自行車進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樓。
公園裡，悉尼本地人的生活。（圖/受訪者供圖）
移居法國的保加利亞裔學者朱莉娅·克裡斯蒂娃說：“外國人總是工作的那個人。而文明世界、發達國家的本地人認為工作是庸俗的，并表現出漫不經心的貴族派頭和任性”。而闖入一個新社會的外來者是很難任性的，對于“一無所有、誰也不是”的移民，勞動力成為他們“唯一可以免稅出口的财産”和“普遍适用的庫存”。當本地人總是在創業或者在準備創業的路上時，我的生活在找工作和工作中無限循環。
開始送外賣前，我讀了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然後暗下決心像他一樣，做一個愛動腦子的外賣員。送了幾天外賣，我明白了胡安焉的難得。由于我的車技堪憂，大部分時候我不得不全神貫注地騎車。
路中間被撞得七零八碎的長嘴鳥、被壓扁的鴿子，都讓我聯想到自己。恐懼讓我根本無暇像之前那樣滿腦子充斥着不着邊際的遐想，等到回家休息，超身體負荷的體力勞動也讓我無心思考什麼深邃的問題，更别說詳細記錄下自己的心路曆程。
更何況，按胡安焉自己的說法，他算是個工作能力相當出色的快遞員，但我送外賣不僅自己經常受傷，還有各種配送逾時緻冰淇淋融化、騎車太颠緻比薩餅黏成一坨的劣迹，無論是效率還是客戶滿意度都很難與他相提并論。
《我在北京送快遞》胡安焉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3
來澳洲打工度假之前，我以為自己可以在高強度或機械化的工作中保持頭腦清醒——二進制論的視角導緻了我的自負。送外賣讓我發現，身心作為有機的整體不應被分開讨論，過度抽離或許有助于緩解短期的痛苦和内耗，卻也可能導緻新的病症。
實際上，體力活消耗的從來都不僅是肉體，現代科技社會早已形成了一整套馴化和異化勞動者的體系。外賣員對此往往有着相當深刻認知，隻是單兵作戰的個體無力反抗這個龐大的遊戲規則。
來到傳說中的“曠野”，我發現人生确實有無限可能，隻不過，“向下流動”比“向上流動”更有可能。
打工度假：一種特權，
還是一場幻夢？
澳洲打工度假簽證（working holiday Visa ，WHV）計劃始于1975年，最初隻向少數英聯邦國家開放，後來漸漸擴大範圍，目前已有全球48個合作國家和地區。據澳洲内政部官方報告，該計劃的目的是“促進澳洲與夥伴國家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特别是年輕人”。
但實際上，利用全球勞動力成本差異填補本國臨時勞動力缺口，才是這個計劃的首要目的。這些年輕的臨時移民不僅緩解了用工緊缺，帶來了多元文化，還緩解着澳洲的老齡化壓力。當地人在慢慢變老，但每年候鳥一樣到達的打工度假者永遠是年輕人。
關于打工度假簽的申請限制，澳洲政府對不同國家的要求不同。對于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者來說，最關鍵的三條是：30歲以下，大學學曆，能用英語交流。在這個篩選機制下，來到澳洲的中國打工度假者大多數是城市年輕人，有着相對較好的教育背景和資訊管道。但無論他們在國内有什麼職業技能，來到澳洲大部分人都得重新開始，進入農林牧漁業和低端服務業。
（圖/Unsplash）
當熱氣球導覽員，去國家公園賣票，或者做個咖啡、調酒學徒，是我出發前對打工度假的期待。送外賣，是我落地後“走投無路”的現實。
新冠疫情帶來的封鎖解除後，大批的打工度假者湧入澳洲，移民人口達到曆史最高。我剛好趕上了這個特殊時期，用工荒變成找工難，一個包裝水果或超市收銀的職位，都能收到上百份漂亮的履歷。紮堆落地在大城市的打工度假者，有的要在城裡挨家挨戶上門求職，有的隻能去往荒涼的小鎮碰運氣。
來自海外的優質勞動力，要麼留下力氣，要麼留下金錢，或者在理想的情況下兩者都留下，然後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圖/Unsplash）
澳洲廣播公司（ABC）的一篇報道援引澳洲旅遊局資料，指出：“打工度假者比任何其他國際遊客在澳的花費都多，且停留時間也更長。平均而言，他們每次旅行花費1.04萬澳元，停留149晚。相比之下，其他赴澳國際遊客每次旅行花費僅為5211澳元，平均停留僅僅32晚。”
相較于年輕臨時移民給當地社群帶來的各種效益，澳洲作為移民接收地，對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幫助顯然仍有欠缺。通過一波又一波“适者生存”般殘酷的大浪淘沙，澳洲隻為自己留下最合适的勞動力，其他人難免有一種“用後即棄”的失落感。
項飙在《全球“獵身”》一書中指出：“全球化并不僅僅是加強了全球範圍内的聯系，更多的是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強化了人類社會的不平等關系” 。
發達國家總能在一輪又一輪人口流動中獲利，而移民問題日益尖銳，赢家通吃的狀況引發了人們對全球化的質疑。
然而，從個體層面上看，打工度假簽證确實為年輕人帶來了非比尋常的機會和體驗。在文化沖擊、隐性歧視和壓榨之外，這一年的流動不僅為他們帶來了國際化背景和機遇，還大大深化了他們對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認知。
《全球“獵身”》項飙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
學者Shanthi Robertson研究了亞洲各國年輕人向澳洲的遷徙。她觀察到，對于當今的亞洲年輕人來說，跨國流動有一種希望感，意味着更多生活和生計的可能性。然而，對于這些既非社會最底層，又非“頂富”的中間階層移民來說，各種機遇“更有可能通過不平衡和偶然的經曆來實作”，而不是通過向上流動到對工作、居住地、生活方式都有自由選擇權的“流動精英階層”來實作。
随着數字遊民成為一種風潮，我們關于移民的想象也不同于往日。相比與故鄉訣别的永久移民，短暫停留、不斷變換居所的移民方式更契合當下年輕人的野心與好奇心。移民正變成文化曆史學家Nikos Papastergiadis 口中“一種具有多條路線和不确定後果的永無休止的運動”。
在世界和内心雙重動蕩的時代，比起精明的自我投資行為，打工度假比以往更像一場冒險遊戲。而不管給我多少次重新選擇的機會，我都會說：再來一次。
校對：遇見
營運：鹿子芮
排版：段枚妤
[1]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賴祐萱，人物
[2]Strangers to Ourselves, Julia Kristev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 (30 June 2023),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4]分析：打工度假者每年對澳洲貢獻良多，如何確定他們能在2022年回來？，Sarah Gardiner，ABC中文[5]Temporality in Mobile Lives: Contemporary Asia–Australia Migration and Everyday Time, Shanthi Robertson,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6]Best Practice in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for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Graeme Hugo,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全球“獵身”：世界資訊産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項飚，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