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是有名的唐代大宦官，經曆了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肅宗等朝的許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也見證了許多宮廷秘事。其家族在大陸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遷徙、演變的軌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國中古時期社會劇烈變化的一個縮影。高力士一生經曆了家破人亡、改他人姓、飛黃騰達，再到罷官流放的過程，可謂大起大落、曲折跌宕。
一 曲折離奇的家族曆史
高力士原名馮元一，其家族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據《晉書·馮跋載記》記載：“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這是其姓氏的最早來源。畢萬是周文王之子畢公高的後裔。上引《晉書》還載，西晉永嘉之亂時，馮和避亂遷居于上黨。這個馮和是馮氏家族見于記載的最早祖先，是他将這個家族從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遷到上黨（今山西長子縣西南）。馮和之子馮安在西燕慕容永部下任将軍，後燕慕容垂滅亡西燕，導緻了這個家族再次遷徙，所謂“永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魏書·海夷馮跋傳》）。這次遷徙非常重要，為馮氏家族後來南遷創造了條件。
馮安之子馮跋在後燕時任中衛将軍，由于其主慕容熙荒淫殘暴，遂與其弟馮素弗合謀殺熙，擁立高雲為主。不久，高雲為其部下所殺，馮跋誅殺謀逆者，自立為天王，史稱北燕。這就是《高力士墓志銘》記載的“馮之先，北燕人也”的來曆。馮跋病危，其弟馮弘勒兵入宮，馮跋驚恐而死，馮弘自為天王。這一時期北魏勢力強盛，不斷對北燕發動進攻，馮弘無力抵禦，遂于太興六年（436）放棄龍城（今遼甯朝陽），逃往高句麗，北燕滅亡，共曆二世二十八年。北燕滅亡後，馮氏家族分裂為三支。以馮弘為首的一支逃到高句麗，不久被高句麗所殺。一支以馮崇、馮朗為首遷徙到北魏境内，曆任高官。北燕在未亡之前，為讨好北魏，馮弘曾送其女入魏，為太武帝左昭儀。馮朗女為北魏文成帝皇後，即著名的文明太後，其兄馮熙因其妹故，得以尚博陵長公主，權傾朝野。魏孝文帝先後納馮熙三女，二為皇後，一為左昭儀，故馮氏家族在北魏地位尊貴，為著名的大家族。
馮氏家族的另一支由其族人馮業率領泛海南下，在嶺南番禺登陸。當時嶺南歸南朝宋管轄，馮業被任命為新會太守，封懷化侯。高力士父《馮君衡神道碑》載：“分燕徙越，又據高良。”“高良”為“高涼”之訛，南朝梁時置高州。《高力士神道碑》雲：“自宋懷化□業以至于盎，五嶺之表，推□名族。”神道碑的殘缺處可分别補“侯”“為”字。馮盎是高力士的曾祖父，兩《唐書》皆有傳。馮盎的祖父馮寶聘嶺南大族冼氏之女為妻，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冼夫人。馮寶死後，嶺表大亂，冼夫人在穩定當地社會秩序方面貢獻甚大。陳朝建立，夫人命其九歲的兒子馮仆率諸首領于永定二年（558）朝見陳武帝，被任為陽春郡太守。後因參與鎮壓廣州刺史歐陽纥叛亂有功，加封馮仆信都侯，轉石龍太守。馮仆有三子，即馮魂、馮暄、馮盎，其中以馮盎最有才幹。陳朝滅亡後，嶺南再次大亂，經冼夫人與其孫馮盎力戰，逐一掃平叛亂，建立功勳。隋文帝是以授馮盎高州刺史，封冼氏為谯國夫人，并允許開谯國夫人幕府，掌管六州兵馬。隋朝末年，天下大亂，割據者蜂起。馮盎專力在嶺南擴充地盤，勢力最盛時占地二十馀州。當時有人勸馮盎自稱南越王，被其拒絕。唐朝滅亡割據江陵的蕭銑政權之後，武德五年（622），唐任命李靖為嶺南道安撫大使，入嶺南招撫，馮盎遂歸附了唐朝，據《高力士神道碑》載：“皇唐初，盎使持節高州都督、廣韶等十八州總管，封耿國公。”諸子皆為州刺史。馮盎送其子馮智戴入京為質。貞觀五年（631），馮盎來朝，唐太宗宴賜甚厚。《舊唐書·馮盎傳》說馮氏有“奴婢萬馀人，所居地方二千裡”。《高力士墓志》亦載：“頤指萬家，手據千裡。”馮氏家族遂成為嶺南最大的地方勢力。唐高宗時，中書令許敬宗曾将女兒嫁給馮盎之子，兩家建立了聯姻關系，說明馮氏家族的勢力已經影響到了長安。唐太宗之孫朗陵王李玮，即吳王李恪之次子，亦娶馮盎曾孫女為妻。
馮盎死于貞觀二十年，其有四子，即馮智戣、智戴、智彧、智垡，其中智垡生馮君衡，任潘州刺史。馮君衡生三子，即高元琎、元珪、力士，高力士為第三子。高力士原名元一，其名與其二兄之名相連，隻是姓氏改為高氏而已，至于原因，後面詳述。馮氏家族既然為嶺南大族，在唐初地位頗高，為什麼後來破落，其子孫竟然被閹，淪為宦官，其原因史籍未見記載，需要進行一番考證。據馮君衡次子《高元珪墓志銘》載：“垂拱中，武太後臨朝，公時尚幼，屬奸臣擅權，誅滅豪族，避此禍，易姓高氏。”看來馮氏家族的破落與武則天有關系。《資治通鑒》卷二〇三：“太後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欲大誅殺以威之。”馮氏家族勢大地廣，甲兵衆多，武則天既“疑天下人多圖己”，馮氏家族自然也在其懷疑防範之列。郭湜《高力士外傳》載：“始與母别，年十歲。”高力士死于寶應元年（762），《新唐書》本傳說其終年七十九歲，當生于公元684年，至長壽二年（693），正好十歲。從史籍記載看，長壽二年，武則天在嶺南最大的舉動便是誅殺當地流人。據《資治通鑒》卷二〇五長壽二年二月條載：“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後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禦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号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馀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萬國俊誅殺的嶺南流人到底是些什麼人？據《通鑒》卷二〇四天授元年（690）八月條，武氏在大肆誅戮唐宗室之後，将“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正由于所謂“嶺南流人”是指唐宗室殘馀，是以當有人告發其謀反時，必然引起武則天的高度重視。馮氏家族恰好也在這年破落，恐怕與此事不能沒有牽連。從武則天的角度分析，流放到嶺南的唐宗室謀反僅靠自身的力量畢竟有限，非得依靠當地勢力的支援不可。既如此，追究當地實力派官員恐怕也是所派專使的又一使命。從上面引文看，萬國俊在嶺南的行動多是“矯制”而為，《高元珪墓志銘》說“屬奸臣擅權，誅滅豪族”，似有所專指。《高力士神道碑》也說：“因以矯誣罪成，於乎，裂冠毀冕，藉沒其家。”結合上引的“然後詐為反狀”一句分析，矯誣的到底是什麼罪也就很清楚了。張說所撰的《為将軍高力士祭父文》說：“小子不天，夙齡闵兇，身嬰寇剽，家值虜裂。”說明高力士在這一年與家庭分散了。數年後，即聖曆元年（698），高力士為嶺南讨擊使李千裡所獲，獻入宮中為宦官，這時他已經十五歲了。
二 高力士的人生軌迹
關于高力士兄弟改姓高氏的問題，《高元珪墓志銘》載：“避此禍易姓高氏。”這一說法恐不可信。高力士是李千裡獻入宮中的，據《舊唐書》本傳載：“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馀，則天複召入禁中，隸司宮台，廪食之。”可知高力士的再次入宮，當是高延福與武三思共同活動的結果。由于其認高延福為養父，故改姓高，其神道碑所說的“則天皇後賜姓高”的記載，是不可靠的。在古代随養父姓是常見之舉，何須要皇後賜姓。至于高力士之兄亦改姓高氏之事，《馮君衡墓志銘》雲：“夫人，南海郡太夫人麥氏，……夫人有三子一女，同歸上京。長子元琎，左衛中候；次子元珪，左領軍衛郎将；少子力士，右監門衛大将軍。以将軍小，養于高氏，故舉家從其姓焉。”這裡所說的“南海郡太夫人”的邑号，是高力士發迹後，玄宗給其母的封号，志文中所說的“将軍”，即指高力士。高力士親母麥氏與高力士再次相見的時間據推算應是在開元五年（717）。《唐故高内侍碑》即高力士養父高延福碑雲：“二紀積離，萬裡遙至；音容莫識，涕對茫然。”從長壽二年至開元五年，共二十四年（二紀）。這是指其母子分離再到重逢的時間。張說《為将軍高力士祭父文》雲：“将二十年，玉弁加首，金章在佩，先靈納祐，明神降鑒。阿母速至于京華，……又緣幼育高氏，變族移家，敬愛盡于二堂，溫凊同于一紀。”是說高力士在宮中“将二十年”才見到生母，從聖曆元年算起，至開元五年為二十年。又曰“溫凊同于一紀”，該文撰于開元十七年，向前推算至開元五年，也恰好是一紀十二年時間。可知麥氏與其馀子女來到長安要比高力士晚得多，此時高力士已官居右監門衛大将軍，并早已改姓高氏，“故舉家從其姓焉”。《高元珪墓志銘》載“避此禍易姓高氏”，此時已是開元時期，政治局勢不同于武則天時期，并無危險威脅其家，又何必避禍易姓呢？
需要說明的是，高元琎、高元珪及其妹與其母并非“同歸上京”。據《舊唐書》本傳載，“嶺南節度使于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時在開元五年。《高力士神道碑》載，“兄等雁行，自閩徼而就養王城”，而不是來自潘州。《為将軍高力士祭父文》亦雲：“妹兄自拔于泥滓，鹹以官漸榮祿，姻通士林。”可知他們都是自行來到長安，說明馮氏家族破落時，不僅高力士與母分離，其他子女亦與家庭離散。高力士的父親馮君衡在開元中因其子高力士之故得以平反，贈官，并在開元十七年其妻麥氏死後，得以依禮合葬。《馮君衡神道碑銘》中有“招魂合葬”一語，可知馮君衡屍骨已無從找尋，名為合葬，實則隻有麥氏一人。馮君衡追贈廣州大都督。
高力士之母麥氏也不是等閑之輩，她是隋朝大将麥鐵杖的女兒，唐玄宗後來又封其越國夫人。高力士長兄高元琎，隻知其曾任左衛中候，其馀事迹無考。其二兄高元珪，據其墓志載，曆任浐川果毅、鴻門折沖、右司禦率、左領軍衛郎将、左威衛将軍等職。高力士的夫人呂氏有殊色，《舊唐書》本傳載：“開元初，瀛州呂玄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玄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傅。”呂氏後封齊國夫人。唐朝的宦官多收養假子，高力士亦不例外，根據筆者的研究，高力士養子中有名字見于記載的共三人，即高承悅，任将作少監；高承信，内給事；高承錫，任職不詳。不過高力士的養子似乎并不僅限于這三人，據《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語資》載：“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即将軍高力士之子也。”又《宋高僧傳》卷二七《唐五台山海雲傳》載：“門人守節即高力士之子也，從師墨儉，有進無退。”這些人名字已不可考。
此外，高力士還有一位養女，而且還幹出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大事。唐德宗之母沈氏在安史之亂中丢失，百般找尋不獲。《新唐書·睿貞皇後沈氏傳》載：“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真一嘗從後遊。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後。……是時宮中無識後者。于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喜，群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诏貸之。”這裡沒有說明是高力士的哪個兒子坦白了此事。另據《資治通鑒》卷二二六載：“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以牛車載還其家。”這個高承悅即高力士長子，樊景超當為其子，史籍中沒有用高姓，而用其本姓，據此判斷，很可能高承悅亦本姓樊。在西安還出土了高力士後裔的墓志銘，這就是《高克從墓志銘》與《高可方墓志銘》，記載了高力士以下六代子孫的情況。從這些人的任官情況看，這個家族可能還會延續下去，隻是由于資料缺乏，具體情況已無從考述了。
關于高力士的任職情況，其神道碑雲：“曆宣教博士、内府令、朝散大夫、内給事、内常侍、内侍。再授雲麾将軍、右監門衛将軍及大将軍。内侍置監，公首為監。遷冠軍、鎮軍、輔國、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園公，食邑三千戶，又加實封三百戶。累充内屬箭及三宮内飛龍廄大使，又充開漕使。曆官授任五十馀年。”所載高力士所任官爵可以分為五類：即内侍省系統、諸衛系統、文武散官系統、使職官系統、爵。這些官職大大超過了史籍記載的高力士所任官職，可補史書記載之不足。其中“内屬箭”一職，據其墓志載，應為“内弓箭”之誤。關于三宮内飛龍廄大使，三宮指長安的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内飛龍廄大使即内飛龍使，掌管内廄馬匹，在内諸司使中地位極高。通常認為自程元振、魚朝恩為飛龍使時，地位開始提高。殊不知高力士也曾充任過此職，其官名中冠有“大使”二字，即使程、魚二人充任此職時也未見，表明該使職地位在高力士充任時已經相當高了。飛龍使統率有飛龍兵，屬于禁軍中的騎兵部隊，故宦官統領禁軍實自高力士始。唐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内侍為長官，階四品。天寶十四載（755），内侍省置内侍監二員，正三品。玄宗此舉打破了這一定制，提高了内侍省的地位。
高力士權勢甚大，開元、天寶時期的許多将相都争相攀附之。《舊唐書》本傳載：“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馀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馬輩呼為‘爺’。”玄宗從不直呼其名，而是呼為“将軍”。在北司中高力士的權勢亦是如此，凡有差遣，莫不出于其意。高力士資産豐厚，《新唐書》本傳載：“于來廷坊建佛祠，興甯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赀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沣列五硙，日僦三百斛直。”唐玄宗對高力士更是寵信有加，《舊唐書》本傳曰：“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禦，小事便決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寝則穩。’”有唐一代，宦官專權者衆，但還沒有一個宦官的權勢能與高力士相匹，也沒有一人能始終得到皇帝的寵信。
唐肅宗即位後，由于另一宦官李輔國的構陷，高力士于上元元年（760）流放巫州。寶應元年（762）遇赦放還，途中聞玄宗已崩，嘔血而死，陪葬于泰陵。
三 高力士事迹評述
高力士與唐玄宗的關系始于玄宗在潛邸時，即為臨淄郡王時，《舊唐書》本傳明确記載說：“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從此，高力士緊随玄宗，凡這一時期的重大事件皆全力赴之。景雲元年（710）六月，玄宗發動唐隆政變，誅殺韋後、安樂公主等，高力士參與其事。此事不見于史籍，其神道碑有明确的記載，所謂“及孝和棄群臣，韋氏窺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玄宗赫然提劍而起，公實勇進，□龍上天。扶皇運之中興，佐大夫之利見”。孝和指唐中宗。“自是之後，恩遇特崇”，可知此舉乃是高力士獲得玄宗寵信之始。
此事後玄宗被立為太子，高力士遂被調入東宮内坊任職。開元元年（713）七月，玄宗誅殺太平公主集團，高力士亦參與其中。關于此事，《資治通鑒》卷二一〇有載：“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将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仆少卿李令問、尚乘奉禦王守一、内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進而穩定了政局，為開元盛世的開創奠定了基礎。
除了以上諸事外，高力士還多次平定内亂，為鞏固政局做出了貢獻。《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十一載四月條載：戶部侍郎、禦史大夫、京兆尹王鉷與邢縡合謀，欲以龍武萬騎殺龍武将軍，“以其兵作亂”，被高力士所率“飛龍禁軍”在皇城西南隅截殺。其神道碑中“京有王□之亂……倉卒起變，削而平之”等語，即指此事。其墓志亦雲：“王鉷之亂，辇毂震驚，禁軍一舉，玉石同碎。公親執桴鼓，令于顔行曰：斬級者無戰功，擒生者受上賞。俶擾之際，人無橫酷者，由公一言也。”從“斬級者無戰功，擒生者受上賞”一句看，高力士并不願大肆殺戮，而是通過鼓勵生擒的方式，以達到既平息暴亂，又減少屠戮生靈的目的。
安史之亂時，玄宗逃往成都避難。至德二載（757）七月，健兒郭千仞乘夜舉兵叛亂，玄宗駕禦玄英樓親自招谕，不從。《舊唐書·李峘傳》說李峘與陳玄禮統兵平之。然《高力士墓志銘》卻說：“屬胡羯僭逆，天王居于成都。跋涉艱難，扶護警跸。蜀有南營之叛，公讨而平之。”其墓志所載可補史書記載之疏漏。
高力士能夠多次立功，與他本人具有一定的軍事才幹有關。關于高力士這方面的能力，傳統文獻疏于記載，然其神道碑曰：“曾扈從車駕幸三山宮，天子講藝呈材，威戎誇狄。有二雕食鹿，上命取之。射聲之徒，相顧不進。公以一箭受命，雙禽已飛，控弦而滿月忽開，飲羽而片雲徐下。壯六軍而增氣，呼萬歲以動天。”關于高力士的這一技能，其墓志銘亦有概括的描述，所謂“令受教于内翰林，學業日就，文武不墜，必也射乎。五善即閑，百發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稱”。高力士武能射雕，文能掌管四方進奏文表，故這裡所說的“文武不墜”當非虛言。
高力士在政治上也有異于常人的洞察力。開元二十五年，太子李瑛被廢，李林甫數勸玄宗立壽王為太子，玄宗因忠王年長而猶豫不決，常郁郁不樂，甚至連睡眠與飲食都減少了。在這關鍵時刻，高力士發揮了重要作用，據《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載：“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複争！’”于是立忠王為太子，即後來的唐肅宗，進而挫敗了李林甫與武惠妃的陰謀。
高力士不僅力主立肅宗為太子，而且還設法保護其安全。李林甫不甘心失敗，屢興大獄，置推事院于長安，提拔楊國忠為禦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于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太子憂慮，竟然鬓發斑白，玄宗幸東宮，看到庭院不灑掃，樂器蒙塵，左右無嫔侍，遂命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賜予太子。高力士谏曰：“京兆料擇，人得以借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最終選了三人，據《新唐書·後妃傳下》載，其中就有唐代宗生母章敬皇後吳氏。掖庭所管乃官奴婢，其中不乏因犯罪籍沒的官員妻女，即所謂衣冠子，在京兆府選擇，則會使民間騷動，社會不穩，可見高力士還是很有政治頭腦的。
李林甫是開天時期著名的奸相，對這一時期政治敗壞起到了不好影響。天寶三載，玄宗對高力士說，朕不出長安将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把政事委于李林甫，何如？高力士認為天下大柄，不可以假人。盡管引起了玄宗的不悅，然委政于李林甫之事亦無疾而終。
天寶時期，楊國忠拜相專權，發動對南诏的戰争，導緻全軍覆沒，百姓困苦，民間騷然。楊國忠隐瞞失敗，玄宗懵然不知。高力士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将擁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複救。”（《資治通鑒》卷二一七）其進言顯然是針對楊國忠的。天寶十三載秋，大雨成災，“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緻天災，以殃萬姓。……卿總無言，何以為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于歲時，陰陽失度，縱為轸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郭湜《高力士外傳》）這裡一再提到宰相之咎，針對楊國忠之意已經很明顯了，可惜玄宗始終不悟。
對宰相姚崇、張說，高力士卻是另一番态度。據《次柳氏舊聞》載，姚崇向玄宗請示郎吏升遷事宜時，玄宗向上望着殿宇，根本不理姚崇。姚崇驚恐，急忙退出。高力士見狀，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宰臣請事，即當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玄宗回答說：“……事之大者，當白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姚崇回到中書，懼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客觀地看，玄宗的這種做法并沒有錯，作為君主，就是要抓大事而放小權。但是從高力士的角度看，皇帝應該尊重宰相，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應及時提出，不可采取視而不見的态度。這是高力士識大體、顧大局、見識不凡的展現。
開元時期另一宰相張說，博學多才，執政公平，三次入相，執政三十馀年。李林甫、崔隐甫、宇文融等人忌恨他，出于私利而劾奏張說，玄宗不僅派官鞫問，還出動金吾衛包圍了張說家。據《舊唐書·張說傳》載：“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回奏：‘說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士奏曰：‘說曾為侍讀，又于國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令。”但卻保留了其右丞相之職。
對宰相中的弄權之輩，高力士卻是另一種态度。宰相宇文融忌安王、朔方節度使李炜權重，指使侍禦史李宙彈劾李炜。李炜秘密探知這一情況後，遂通過高力士、玉真公主向玄宗禀明了情況，導緻了宇文融被貶為汝州刺史。通常認為李林甫拜相，是高力士助力的結果，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據《舊唐書·李林甫傳》載：“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谲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于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诏。力士遽漏于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可知李林甫入相并非直接出自高力士之力，故《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載：“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内助，由是擢黃門侍郞。”根本沒有涉及高力士。
關于高力士與楊貴妃的關系。首先，楊貴妃的入宮是其引薦的結果，陳鴻《長恨歌傳》曰：“先是，元獻皇後、武惠妃皆有寵，相次即世。……诏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兩《唐書》、《通鑒》等書沒有寫何人所薦，卻用了“或曰”這樣含糊的表述。然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引錄了《長恨歌傳》的這一記載，并說兩《唐書》不記楊氏為壽王妃，是為玄宗諱，進而肯定了《長恨歌傳》的記載。其次，高力士是傾向于處死楊貴妃的。《舊唐書·楊貴妃傳》：“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複奏，帝不獲已，與妃訣，遂缢死于佛室。”《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載：“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将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将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缢殺之。”可見其在這一事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且是處死楊氏的具體執行者。
此外，高力士還對唐朝史書的編撰做出了一定貢獻。他長期生活在宮中，掌典機要，親身經曆或參與了許多重大事件，并對宮廷制度非常熟悉，故其本身就是一部活曆史。在開天時期其為皇帝寵臣，自然無法參與此類事。其後期被流放巫州，在這一期間先後與唐代著名史家柳芳、郭湜相逢，他們互相配合，先後完成了《唐曆》《高力士外傳》的撰寫。還有一部李德裕撰寫的《次柳氏舊聞》，也與高力士有着間接的關系。可以說這三部書的修撰，高力士發揮了重要作用，沒有其提供的豐富資料，修撰就無從談起，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通常認為高力士因為脫靴之事而懷恨于李白，遂夥同楊貴妃将李白排擠出了長安。關于此事筆者曾專門寫了一篇名為《高力士為李白脫靴事質疑》的文章，就發表在《文史知識》（2018年第8期）上，認為此乃子虛烏有之事，有興趣者可以參閱。
——來源：文史知識 2023年11期